5月19日至21日，G7領導人峰會在日本廣島舉行。峰會期間，會場內傳出一系列涉及包括臺灣、香港、東海、南海、新疆、西藏等方面的對華不當言論，我國政府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同時，會場外也掀起了日本民眾的抵制抗議活動。如何看待本次G7峰會出現的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認識這次峰會的本質和意圖？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在接受《人民中國》記者專訪時發表以下觀點。
通過媒體報道我們可以看到，G7廣島峰會期間，廣島地區爆發了多次日本民眾的抗議遊行活動。峰會之所以招致日本民眾的反對，原因比較明顯。首先，從這次峰會的議題設置及其成員國，特別是美國來看，在對華策略上就是要強調對抗、強調脫鉤、強調打壓的色彩。峰會期間發表的一系列文件，特別是最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充滿了干涉他國家內政，助長地區局勢緊張的特點。這是日本民眾所擔心的。
日本民眾對G7廣島峰會表示抗議抵制
第二，日本政府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的政策走向，包括在此次峰會上的態度，也引起日本民眾的憂慮。日本政府去年12月16號通過了旨在加強軍事力量的所謂“安保三文件”，明顯拋棄了長久以來遵守的專守防衛原則。特別是我們看到，日本政府在加強軍備的同時，還在西南諸島部署中程導彈等軍事設施，展示出要積極介入臺灣問題的姿態。這些“由守轉攻”的戰略蛻變，都大大加劇了日本民眾對爆發戰爭的憂慮。
總之，G7會場外的抗議遊行是日本民眾“要和平，不要戰爭”的訴求表達，是日本社會“要合作，不要對抗”的民意反映。
七國集團在峰會上發表了諸多涉及中國內政問題的不當言論，引發了中方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答記者問時，強調指出“西方少數幾個發達國家肆意干涉別國內政、操縱全球事務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認為，這句話非常給力，也符合事實。
所謂的G7是在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背景下，由傳統發達國家集團形成的一個協調機制，主要是對世界經濟、能源、金融問題進行政策協調，但逐漸地，它試圖把自身的功能擴展到操縱地區乃至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務層面，特別是它試圖粗暴干涉他國內政，這是讓國際社會難以接受的。
G7成立之初，囊括了西方最主要的發達經濟體，是名副其實的“富國俱樂部”，一時風光無兩。然而，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實力日益增強，G7的壓倒性優勢正在消失。上世紀70年代，G7的GDP總量佔全球經濟的60%以上，而據IMF估計，這一比例在今年將降至30%。另有數據顯示，基於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的GDP總量已經超過G7。世界銀行報告顯示，2013年至2021年，G7對世界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25.7%，而中國為38.6%。
相較於七國集團成員的實力下滑，新興國家的崛起勢頭方興未艾。尤其是當今世界處在全球化的時代，儘管目前全球化面臨逆流，但全球化發展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經濟利益融合、國際政治呈現多極化發展的格局和趨勢已然形成，“東昇西降”更是大勢所趨。在此背景下，自身實力與國際影響力大幅下降的幾個傳統發達國家還要對別國內政說三道四，確實讓人覺得它認知落伍了，沒有弄清“今夕是何年”。
上世紀50年代，在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之後，彭德懷元帥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如今，世界再次處於歷史轉折關頭，處在一個新的時代起點上。G7這個曾經的“富國俱樂部”現在被國際媒體揶揄為“夕陽俱樂部”，這片“夕陽”折射出時代的變遷、人類的進步。某些傳統發達國家，需要直面世界之變，順應歷史潮流，只有這樣才能少犯錯誤，不犯錯誤，才能不被時代拋棄。
楊伯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
採訪：沈曉寧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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