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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3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這個看似是在感謝婦女為社會、家庭做出貢獻的節日,實際上是歷史上一代代女性爭取“性別平等”的證明。這不是什麼女神節、女王節,如果我們瞭解了國際婦女複雜曲折的歷史,或許會有更真切的體會。
國際婦女節的起源與當時的勞工運動有著密切關係。1889年夏,在法國巴黎圍繞著“巴士底”日展開慶祝活動的背景下,第二國際宣告成立。與會者決定在5月1日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實施8小時工作日。之所以選在5月1日,為的是紀念三年前在美國多座城市舉行的大罷工。
但是,在出席會議的德國代表克拉拉·蔡特金看來,光是要求八小時工作制還遠遠不夠。蔡特金在讀書時期便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並將其運用於解決婦女問題上。此次會議上,她做了關於婦女權利的演講,強調了婦女權利與工人運動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蔡特金稱當時同樣如火如荼進行的女性選舉權運動是“布爾喬亞婦女們的運動”,勞動婦女們無法指望從她們那裡獲得什麼。“勞動婦女們堅信,婦女的解放並非一個孤立問題,而是更大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她們清楚地認識到,現在的社會永遠無法解決該問題,只有待徹底的社會變革後方能實現。”
從以上觀點出發,蔡特金的“將限制女工和童工的使用納入遊行的訴求中”的建議獲得採納。此後,蔡特金不斷推動將婦女權利運動與勞工運動結合起來。1907年夏,在第二國際於德國斯圖加特開會前夕,蔡特金將志同道合的女性社會主義者們召集到一起,商量通過遊行來宣揚對女性平等權利的訴求。
為了使她們的聲音能夠被更多人聽到,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與女性選舉權運動間實現了和解。1908年,美國社會主義黨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為女性選舉權運動助威。該年的3月8日,紐約的婦女們首先行動起來,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爭取更短的工作時間、更高的報酬和選舉權。
1908年紐約婦女遊行。來源/ today in labor history網頁
自1909年起,美國社會主義黨將二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定為“全國婦女節”。在這一天,演講者會向聽眾介紹男女平權的原則,號召賦予婦女選舉權,以及改善她們的經濟狀況。次年,在第二國際于丹麥哥本哈根開會前,國際社會主義婦女大會舉行,來自德國的露易絲·齊茨與蔡特金一道倡議效仿美國,設立國際婦女節,該倡議得到代表17個國家的100多名代表贊同,這也成為國際婦女節的由來。
不過,此時各國的婦女節日期尚未固定下來,比如第一次國際婦女節的活動於1911年3月18日舉行,選在這天是為了紀念巴黎公社40週年:1871年3月8日,婦女們發現了政府軍奪取蒙馬特高地上火炮的企圖,揭開了巴黎公社的序幕。四十年後,歐洲超過一百萬婦女上街遊行,爭取選舉權利,反對職場僱傭過程中的性別歧視。僅在奧匈帝國境內,就有超過300場遊行。一週後,紐約三角製衣廠的熊熊烈火更凸顯了女性勞工所面臨的惡劣工作環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撕裂了歐洲各社會主義政黨間關係的同時,也強化了女性組織間的跨國聯繫。1915年3月7日,蔡特金在瑞士伯爾尼組織婦女遊行,要求停止戰爭。她還向男工們發出呼籲:“誰從這場戰爭中獲利呢?只有每個國家的一小群人……工人們從這場戰爭中一無所獲,反倒會喪失他們所珍視的一切事物。”
與會代表在散會後回到各自國家時,隨身攜帶著印有蔡特金這段演講的小冊子,它們針對的,是“無產階級婦女們”,質問“你們的丈夫在哪裡?你們的兒子在哪裡”?
戰爭除了摧殘家庭,還導致物資短缺與物價飛漲。在紐約,婦女們利用婦女節慶祝活動,爭取當局對物價進行限制。1917年2月23日,在意大利都靈,慶祝節日的婦女們廣貼海報,上書“這場戰爭所帶來的傷痛還不夠多嗎?現在我們的孩子所必需的食物開始消失。現在我們該以受傷害的人性的名義行動了。我們的口號是‘放下武器’!我們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我們想要和平”。
當年,最有影響力的國際婦女節慶祝髮生在沙皇俄國。自1913年起,在與蔡特金熟識的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影響下,沙俄婦女也開始慶祝國際婦女節。1917年3月8日(俄歷2月23日),聖彼得堡的紡織女工走上街頭,抗議飛漲的物價、緊張的食品供給和殘酷的戰爭,要求“麵包與和平”。對食物與和平的要求很快演變成對沙俄政權的不滿,這也成了迫使沙皇退位的二月革命的開端。
聖彼得堡婦女上街遊行。來源/《The Guardian》
聽聞二月革命的消息,正處於政治流亡中的柯倫泰返回沙俄,成為聖彼得堡蘇維埃的領導人之一,同時繼續在布爾什維克的婦女報紙上發表文章,要求繼續革命,推翻臨時政府。1919年,柯倫泰推動成立婦女部,致力於改善蘇聯婦女的待遇,消除文盲率,普及蘇聯的婚姻法知識。與此同時,1919至1921年間,國際婦女節的慶祝活動都選在3月5日,這一天恰好是在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中遇害的羅莎·盧森堡的生日。直至1921年9月的第二屆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上,保加利亞代表提議將國際婦女節定在每年的3月8日,以紀念沙俄女工的鬥爭。至此,國際婦女節終於有了自己固定的節日。
在確立了國際婦女節日期的同時,經過十月革命的蘇俄也成為傳播該節日的橋頭堡。1920年3月,俄共遠東局魏金斯基率代表團來華,他們一到上海,首先在漁陽裡6號建立“中俄通訊社”。同年9月,他們又創辦了“外國語學社”,由魏金斯基妻子庫茲涅佐娃教授俄文,同時掩護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據親歷者回憶,1921年,這裡舉行了中國第一次紀念國際婦女節的活動,陳獨秀第二任妻子高君曼做了演說。
三年後,得益於鮑羅廷使團來華與國共合作的展開,國際婦女節的慶祝活動蔚為大觀。據何香凝回憶,鮑羅廷夫人向她談及蔡特金與國際婦女節的往事,啟發了她舉辦慶祝活動。3月7日,國民黨中央婦女部派出12人乘汽車在廣州全市散發題為“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傳單。次日,在廣州第一人民公園音樂亭召開紀念大會,何香凝、廖仲愷等先後發表演講,大會的口號包括“解放婦女所受資本制度的壓迫”“要求婦女勞動權、平等教育權、平等工價權、女子參政及一切婦女應得之權”。同日,在上海,絲紗女工協會也組織了自己的慶祝活動。隨著國民革命的發展,北京與天津在次年也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國際婦女節慶祝活動。
隨著世界又陷入新一輪的二次大戰中,國際婦女節的慶祝再次衍生出新的內涵。鑑於婦女的生產甚至直接參戰已經成為戰爭的重要環節,國際婦女節的慶祝與戰時狀態緊密聯繫在一起。時任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的史良在紀念日的相關文章中強調,如果政府不發動婦女參加抗戰,中國就會損失將近一半的抗戰力量。何香凝也指出,在此關鍵時刻,婦女節應該成為一個鬥爭節、動員節。
但對戰事的強調並不意味著降低婦女權利的重要性。與之相反,時人紛紛呼籲,只有切實改善婦女權利,方能使她們更有效地投入抗戰的努力中。李德全指出:“抗戰的烽火也為我們中國婦女燒斷了幾千年來束縛著的鐵鏈,照亮了爭取解放的光明前路。”
在國際婦女節得到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大力推廣的同時,在其發源地美國和西歐卻反而受到冷落。一戰結束後,出於對新生蘇俄的恐懼,美國開始排斥一切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事物,國際婦女節位列其中。二戰結束後,冷戰的興起加劇了美國與蘇聯間的對抗情緒,並把西歐也帶入冷戰對抗進程中,國際婦女節彷彿成了蘇東國家的獨有節日。而為了掩蓋國際婦女節與社會主義運動間的關係,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學者甚至製造出1857年3月8日美國婦女舉行罷工的神話,令不少人信以為真。
比起對國際婦女節的冷落,這一時期美國對婦女的定位也阻礙了婦女權利的伸張。事實上,二戰期間,美國婦女大量湧入工廠,為勝利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然而,戰後退伍潮的來臨又迫使她們中的許多人被迫留守家庭,以便為退伍軍人騰出工作崗位,並且照顧嬰兒潮出生的寶寶們。更重要的是,儘管下層婦女一直在為生計奔波,可美國官方著重對外呈現的,是郊區化的生活方式,女性在其中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1959年,尼克松與赫魯曉夫廚房辯論的背景,便是一個美國郊區家庭所能享有的便利家電。與此同時,蘇聯則自豪於它所能培養出的女性科學家、宇航員等。
該情況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有所改觀。1963年,貝蒂·弗裡丹出版了《女性的奧秘》一書,揭示了美國廣大郊區家庭主婦們所面臨的心理問題,並直指美國戰後就業市場上對女性的歧視。與此同時,肯尼迪總統任命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發布報告,建議實施帶薪產假、拓展教育權利、增設育兒機構,以解決性別不平等的問題。這觸發了美國女性普遍爭取自身權利的運動,與同一時期少數族裔的權利運動遙相呼應。
正是在此背景下,國際婦女節重新進入美國社會的視野。196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消除針對婦女的歧視的聲明”。同年,伊利諾伊大學的婦女組織重提紀念國際婦女節一事。197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禁止任何接受聯邦政府經費的教育機構實施基於性別的歧視行為。同年,聯合國大會宣佈,1975年將成為“國際婦女年”。1977年12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又通過決議,提議各個成員國每年都紀念國際婦女節。由此,國際婦女節在冷戰東西方陣營都再次被接受。
冷戰美國廚房設施的廣告。來源/ dickinson blogs網頁
然而,儘管接受了國際婦女節的概念,美國社會在爭取性別平等方面仍任重道遠,其突出表現便是70年代末美國憲法的平等權利修正案未能達到足夠數量的州議會批准。有鑑於此,美國女性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們深感一天的節日不足以彰顯女性在社會中的作用以及依舊面臨的歧視及挑戰,因此不斷請求國會仿照1970年的黑人歷史月,設立“婦女歷史月”。與此同時,加州的部分地區開始嘗試設立婦女歷史周。
1980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正式簽署命令,將該年三月的一個星期定為婦女歷史周。國會之後也參與進來,每年通過婦女歷史周決議,並在1987年將它升格為婦女歷史月。受此啟發,加拿大於1992年設立了自己的婦女歷史月。之後,越來越多國家的民間組織也做出類似呼籲,希望社會更多關注婦女問題,以及紀念婦女對本國曆史做出的貢獻。從國際婦女節到婦女歷史月,節日的設立與普及反映出一百多年來全球女性抗爭的歷程,以及社會對這些抗爭的紀念。階級與國別曾經將人們分裂,可她們最終意識到,女性有著共同的性別身份,需團結在一起,促進性別平等權利的實現。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針對自身在職場上遭遇的性別“天花板”發聲,呼籲完善產假機制,健全託育機構體系,以保障職場媽媽在兼顧家庭的同時,也能在事業上拼出一番天地。針對這些呼聲,2023年元旦起實施的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做出了回應。這部最初於1992年通過的法律,此前經過2005年和2018年兩次修改,這是它的第三次修訂,以適應時代的變化。經過修訂的法律禁止將限制結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狀況作為錄用條件,也不得因產假降低女職工工資福利待遇。此外,它還增加了對蒙受家暴侵害和因信息洩露遭遇網絡暴力的婦女的保護。而就在前幾天,最高人民檢察院還下發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全面貫徹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有關規定。
此外,今年也有兩會代表呼籲社會尊重女性的婚姻選擇,包容並關愛“落單”女孩,同時強化男性育兒責任,鼓勵男性同休產假,以減少女性的婚育焦慮,同時也有利於平衡兩性生育用工成本差異。實際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思想一直深入人心。婦女在伸張“性別平等”訴求的時候,並非在尋求所謂的照顧與庇護,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當然,隨著中國法律體系的完善與社會思想的進步,越來越多的人能夠以更加寬容的心態面對女性的個人選擇。更有體會女性婚育焦慮的男性也加入了爭取婦女權益的同盟軍,一如當年勞工組織對婦女權利運動的支持。
Temma Kaplan, “On the Socialist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Feminist Studies, Vol.11, No.1 (Spring, 1985), pp.163-171.
孔寒冰:“國際婦女節起源新考,”《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第88-92頁。
周蕾:“革命、儀式與性別—國際婦女節的傳入與國民革命時期的國際婦女節,”《婦女研究論叢》,2011年第2期,第56-63頁。
任祖鳳:“戰爭、國家與性別:抗戰大後方的婦女節紀念,”《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第120-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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