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米歇爾·巴斯奎特《無題（三聯作）》，亞克力、油畫棒、木板，217.2×275.6cm，1985年，於2021年以2.89億港元成交。
當下，藝術品尺幅大就夠了？還要“多聯作”、“組合作”為其添籌碼才算耀眼。一筆錢買多件，收藏家們顯然更願為此埋單。但划算嗎？一件作品中畫作的數量是否決定價格？今天，時尚芭莎藝術帶你瞭解。
01
以數量論價格？
2013年倫敦佳士得的高光一刻無疑屬於弗朗西斯·培根。經過六分鐘的競投，其作《弗洛伊德肖像習作三聯畫》就以1.42億美元被美國億萬富豪伊萊恩·韋恩（Elaine Wynn）納入囊中，成功打破藝術家成交紀錄，並躋身拍賣史價格前十之列。
在此畫中，培根以經典風格創作了三幅不同角度的盧西安·弗洛伊德坐姿，每幅都很完整，只欣賞其一似乎不會影響對整件作品的理解。且鮮有人知，這件作品曾分開出售，拍下最右側畫作的藏家通過20年的不斷蒐集、購買才令三幅畫“團圓”。在感嘆其中坎坷不易之餘，這不由得令人發問：該作驚豔的價格是否來自作品的數量？
弗朗西斯·培根《弗洛伊德肖像習作三聯畫》（最右），布面油畫，198×147.5cm×3，1969年
縱觀市場，“多聯作”常被宣傳為“力作”、“經典”，以一筆錢購買數幅畫也給予藏家“划算”的暗示。尤其如培根此幅經歷過分售，再現拍場難免令競投者產生“買一得三”的心理。此外，不少藝術家的多聯作或組合作品也長踞成交榜首位，如黃宇興所作七聯作《七寶松圖》、齊白石繪製的《山水十二條屏》。前者為藝術家拍賣紀錄提升六倍、令其成為“最貴70後藝術家”；後者則是當之無愧的全球最貴中國藝術品。
齊白石《山水十二條屏》，立軸，180×47cm×12，1925年，於2017年以9.31億元人民幣成交，成為全球最貴中國藝術品。
一定程度上，藝術品中的數量已“先聲奪人”，其意味著創作者集數幅畫的心血於一體，往往耗費更多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此體裁作品的價格也與尺幅相關，多件作品並置常擁有更大尺寸。社會學家奧拉夫·維爾蘇斯（Olav Velthuis）便曾在《藝術品如何定價》中道出其研究結論：作品價格通常與尺寸成正比。而尺幅小，哪怕是藝術家代表性的多聯作也難與同類大尺寸作品價格相媲美。
金煥基《05-IV-71#200 宇宙》，布面油畫，254×127cm×2，1971年，於2019年以1.01億港元成交，成為藝術家最貴作品。
草間彌生《南瓜（三件作品）》，亞克力畫布，53×45.5cm×3，2002年，於2018年以2050萬港元成交。
草間彌生《南瓜（Lpasg）》，亞克力畫布，130.3×130.3cm，2013年，於2021年以6254萬港元成交。
草間彌生所作《南瓜（三聯作）》便具有藝術家標誌性符號“波點南瓜”，其於2018年以2050萬港元拍出，每幅“南瓜”的尺寸為53×45.5cm。但此價格卻難以撼動另一件“大南瓜”：2021年，一幅130.3×130.3cm的《南瓜（Lpasg）》以6254萬港元成交，躍至草間彌生作品拍賣榜Top 5之列。而在2022年5月，喬治·康多“人造寫實主義”時期的十幅小油畫組也亮相紐約，並拍至115.9萬美元。雖成績喜人，但卻難和同期大尺幅如《修女與神父》的成交額相較。
喬治·康多《修女與神父》，布面油畫，233×198cm，2007年，於2021年以2065萬港元成交。
在此處，作品尺幅似乎又大於數量對價格的影響。但顯然，藝術品的定價不可一概而論。除尺幅、數量外，一件作品還擁有更復雜的考量機制，就如體裁本身的藝術價值。
02
藝術價值更高？
僅談形式，多聯畫已擁有久遠的歷史，其可追溯至一座教堂的靈魂中心——被信徒瞻仰的祭壇畫。至文藝復興時期，宗教對祭壇畫的需求愈演愈烈，更為精湛壯觀的作品因此現世。凡·艾克兄弟就曾花費數十年，共同創作出了史詩級多聯畫作品《根特祭壇畫》。
凡·艾克兄弟《根特祭壇畫》，木板油畫，461×350cm，1415-1432年
由這時起，多聯作已令作品擁有了場景的連貫性以引導觀者欣賞。《根特祭壇畫》就將神與人類分置上下多塊面板中，畫作有了空間感與時間性，面板間遂產生了對話。在幾世紀後，安迪·沃霍爾也在其多聯作創作中體現了這一點。
沃霍爾最著名的雙聯畫作品要屬創作於1962年的《瑪麗蓮·夢露》。在這一年，夢露自盡身亡，沃霍爾敏銳地捕捉到巨星的“商業價值”，即刻買下版權，開始創作。一件左側鮮豔、右側黑白的夢露雙聯作由此誕生，彷彿在記錄一個鮮活生命的轉瞬即逝。重複的創作手法又為畫面帶來震撼的視覺體驗與寓意：這是一位被消費文化、大眾媒體打造出來的絕世麗人。此外，重複多聯作的氛圍感也不容小覷，就如位於美國休斯敦郊外的那座“羅斯科教堂”中環繞的數幅深藍單色畫……
安迪·沃霍爾《瑪麗蓮·夢露》，1962年
安迪·沃霍爾《Six Self Portraits》，綜合媒材、畫布，56×56cm×6，1986年，於2018年以2262.1萬英鎊成交。
單論多聯作的藝術價值已是加分項，更何況如上文所談，創作一幅多聯作或組合作品是對藝術家精力的考驗，所以該類作品往往存世量不高。比如，因培根在世時不自信時常毀畫，其留存於世的三聯作大約僅有30餘幅。而趙無極一生所作多聯作亦不逾50件。
弗朗西斯·培根《三張十字架底下的人物畫》，布面油畫，94×73.7cm×3，1944年
趙無極《23.09.76》（雙聯作），布面油畫，50×84cm，1976年，為藝術家首件雙聯作，於2021年以685萬港元成交。
再回答剛剛所問“《弗洛伊德肖像習作三聯畫》是否因數量而價高”的問題，答案顯然是否定。價高首先與作品的稀缺性息息相關，且藝術家實則將此體裁作品視為其代表作。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也曾對培根三聯作的藝術價值給予讚譽。他稱其作中的每幅畫皆擁有“事實上共存的狀態”，它們既互相隔絕，又組成一定的敘事感——由此可見，其可單看，也可合賣，互不影響。綜合如上種種，價格高是理所應當。
弗朗西斯·培根《啟發自艾斯奇勒斯「奧瑞斯提亞」之三聯作》，布面油畫，198×147.5cm×3，1981年，於2020年以8455萬美元成交，為培根作品價格Top3。
03
多=好？
事實上，一位藝術家選擇創作多聯作或組合作品時常處於階段巔峰時期，因對小尺幅已得心應手，才選擇征服更大疆域。這一點，市場亦給出積極反饋。譬如“中國當代第一人”曾梵志的成交價前十中就有兩幅“協和醫院”系列作品，皆標誌著藝術家上世紀90年代最為成熟的表現形式。
曾梵志《協和三聯畫之三》，布面油畫，150×115cm×3，1992年，於2022年以4845萬港元成交。
而張恩利所作《少女》則在前不久剛剛躍至其拍賣價格第二的位置，即便藝術家尖端作品幾乎清一色出自“城市人物肖像”系列，但並不妨礙這件三聯作鉅製以400萬港元之差遠超同時期大幅繪畫。
張恩利《少女》，布面油畫，147.5×107cm×3，1999年，於2022年以1005萬港元成交。
周春芽《紅石圖（三聯）》，布面油畫，150×120cm×3，1994年，於2021年以3933萬元人民幣成交，屬“紅石”系列，為藝術家成交價Top 6。
然而，對於藝術家非巔峰時期的創作而言，“多”就未見得是“最好”。拍場“常青樹”格哈德·裡希特在1968年所作“光影畫”系列七聯屏《柱列》於2021年上拍，為拍賣史上尺幅最大的藝術家作品。即便其以8050萬元人民幣成交，卻難以撼動裡希特於1986年繪製的刮板抽象畫的紀錄。當然，藝術家的職業生涯與市場之路往往並不同步——所謂的“巔峰時期”不僅僅由藝術家與觀者來劃定，市場亦受多種因素影響，但從蛛絲馬跡中也可窺探規律一二。
格哈德·裡希特《抽象畫》，布面油畫，300.5×250.5cm，1986年，於2015年以3038.9萬英鎊成交，為藝術家最貴作品。
那麼，除培根以該體裁為代表作外，多聯作或組合作品是否更加划算？答案是肯定。2020年，劉小東繪製的《戰地寫生——新十八羅漢像》易手，以8050萬元人民幣被重要中國私人美術館收藏，同時創下個人最貴作品紀錄。此價格雖貴，但作品中卻包含著18件200×100cm的人物肖像，平均算下來每幅“僅要”約447萬元人民幣。而翻閱藝術家拍賣紀錄，你會知道其一件單幅人物肖像就能拍至這件的十倍……
劉小東《戰地寫生——新十八羅漢像》，布面油畫，200×100cm×18，2004年，於2020年以8050萬元人民幣成交，為藝術家最貴作品。
劉小東《戰地寫生——新十八羅漢像》其二，布面油畫，200×100cm，2004年
劉小東《電腦領袖》，布面油畫，230×180cm，1996年，於2019年以4600萬元人民幣成交。
由此，多聯作的價格需經多方面考察，創作時間、作品題材、尺幅大小皆在範圍內。但若佐以巔峰時期和尺幅巨大便基本已是王炸選項，市場少之又少，畢竟該體裁的歷史性與藝術價值也在為其加持。於買家而言，組合作品大多比單件更為划算，即便體現在視覺上——掛在自家牆上，夠大氣、震撼，又顯眼，絕對極為拿得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