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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會門票難搶和“黃牛”現象近期已超出演出領域本身，成為多次衝上熱搜的全民話題。演出市場很火不難解釋，但為何今年的門票這麼難搶?“黃牛”成為公害為何屢禁不止?而普通歌迷怎樣才能夠通過公開途徑購買心儀的演出門票？一系列問題備受討論。北京相關部門約談演出商，開展專項整治，抓捕非法倒票擾序人員20人；上海部分演唱會實行“強實名”，即進入演唱會現場需要人臉、身份證、票證三合一，可謂“重拳出擊”。
4月26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文化和旅遊部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演出市場管理規範演出市場秩序的通知》，第五條明確表示“督促演出舉辦單位、演出票務經營單位面向市場公開銷售的營業性演出門票數量，不得低於核准觀眾數量的70%”，這應該是有關部門第一次明確演唱會門票公售率，種種舉措都在整治演出市場亂象。南都專訪業內資深從業者，均表示2023年堪稱國內重塑演出市場秩序的重要年份，也確實到了必須加強監管的時候。
今年“門票保衛戰”的最集中火焰，還是由五月天北京鳥巢演唱會引起，雙主題（“好好好想見到你”和“諾亞方舟10週年進化復刻限定版”）共計6場演唱會，超過30萬人的規模本該是華語流行音樂演出市場的紀錄，卻因為門票難搶以及粉絲團票被臨時取消釀成軒然大波，粉絲把炮火對向了演出方、票務平臺和“黃牛”，各種口號連綿不絕，甚至有指演出主辦方被有關部門約談。
儘管五月天演唱會主辦方華樂非凡在官方微博發文否認和“黃牛”勾結的傳聞，但評論區幾乎沒有人相信——“作為與五月天合作16年的主辦方，今年再次有幸合作，為響應北京市嚴打黃牛高價炒票的要求，在有關部門的嚴格監督下，我司將全部可售票分配至大麥/紛玩島/貓眼三家官方授權票務平臺公開銷售。今年五月天演唱會熱度較高，搶票人數眾多，在此，主辦方願與歌迷朋友們一起努力，呼籲堅決抵制黃牛票，規範市場環境”。
在評論區，獲得高讚的聚集在“不可售的去哪兒了”，以及作為主辦方並未真正向“黃牛”及其組織“宣戰”。粉絲團票作為演唱會的“慣例”，本來是演出方要主動聯繫和保證的部分，突然取消的做法是一石激起千層浪，而其他平臺“黃牛”仍在高調出票，信息不對等不透明引發質疑都在情理之中。最關鍵的是演出門票怎樣流向了“黃牛”手裡，主辦方和“黃牛”真的會互相勾結嗎？為什麼演唱會主辦方甚至票務平臺不被信任？
曾供職於某主流售票平臺的何先生向南都記者透露，早些年的確存在“黃牛包票”現象，演唱會主辦方作為商業組織追求利益最大化，會私下把部分門票加價賣給“黃牛”組織，而一些相對較難售賣的門票，也會直接和“黃牛”合作分擔風險——比如頭部藝人的演唱會，演出主辦方以高出門票票面價格的金額轉賣給“黃牛”組織，再由其分銷。畢竟和票務平臺合作還要被收取佣金；而一些腰部藝人相對難售賣的門票，和“黃牛”組織合作可以減少風險。
主辦過多場大型體育場館演唱會的陶先生接受南都採訪時表示，在某種意義上，演出主辦方和售票平臺都是商業組織，與唱片公司或藝人經紀公司性質不同，演唱會都是短期行為並且風險較高，而售票平臺每售出一張門票都要有8%左右的提成，因而真正上到售票平臺的門票只是整場演唱會門票的一部分；而在早些年，部分演出商直接建設售票渠道，在廣州前些年除了大麥、永樂之外，還有明星票務網、票王網、票量網、票巴網等，多是演出方自己所有，避免被抽成。
經過市場洗牌和疫情之後，很多售票平臺倒閉，但演唱會門票公開銷售渠道並不真正透明，很多人習慣去諸如大麥網購票，理所當然認為大麥網是銷售全部或者大部分門票，但現實並非如此。而基於演唱會的特殊性，部分門票還會流向贊助商、公關、行政部門等，實際上公開銷售的門票只是全部演唱會門票的一部分，甚至有可能是很小部分。香港媒體透露，即便是在紅館這樣相對成熟的演出場館，門票公售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都只在30%左右。
本次“不得低於核准觀眾數量的70%”的公售率標準，如果各地演出方真正能夠做到，並得到有效監管，對粉絲和歌迷來說是源頭上的保障。王源演唱會門票公售率日前公開，上海梅奔的大麥單場公售為9297張，廣州寶能的大麥網初始開售可售門票為8730張，公售門票接近九成。信息相對透明公開，從“上游”杜絕門票流向“黃牛”，演出商陶先生表示認可這種做法，雖然演唱會本身是商業行為，但演出商也不想揹負罵名，而也只有遵循規範才能站得更穩走得更遠。
長期從事演出行業觀察的資深媒體人楊先生表示，本次規定“營業性演出門票數量不得低於核准觀眾數量的70%”，也說明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裡，很多場次的公售率的確低於70%，政策出臺之後關鍵看怎樣執行，即便以70%的最低額度，仍然會有不良主辦方與“黃牛”合作的空間。早前因為主辦方和歌迷的緊張關係造成了不信任，公售率更需要有效監管；另外粉絲團購票是否屬於公售等存在模糊地帶，粉絲團購中是否有“黃牛”潛伏以及“粉牛（靠偶像賺錢的粉絲）”同樣需要甄別。
曾供職於主流售票平臺的何先生分析，諸如五月天這種級別的演唱會，在監管強化之後，和“黃牛”私下勾結的情況基本不會存在，或者只是小部分個人行為。
但為何在疫情前，演唱會門票都不會這麼難搶，而現在除了五月天等“頂流”，大部分演唱會都一票難求，甚至音樂節、Livehouse都出現了票難搶的局面，莫非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黃牛”也在與時俱進，用上高科技黑科技搶票了嗎？而讓很多粉絲和歌迷不解的是，為何演唱會門票不能像火車票一樣，實行“身份證+刷臉”的強實名？
早前梁靜茹、劉若英等演唱會的上海站，就實行了強制實名制，但緊隨而來的是“退票潮”，不允許退票和轉贈的規定引發了爭議。迫於壓力，主辦方開啟了退票通道時段，保障了消費者權益，也給了沒有搶到門票的歌迷二次購票機會。
但長期在售票平臺工作的何先生認為，這種做法其實給售票平臺以及演唱會主辦方增加了工作強度；至於演唱會門票為何不能像火車票一樣，實名制購票、實名制入場，何先生就認為火車票是政府行為，要保障公平，演唱會門票是商業行為，主辦方和售票平臺都是商業組織，性質不同。
目前“實名制購票+不可轉贈+限時退票”的組合拳在上海等地試行，樂觀的從業者認為此舉和打擊倒賣春運火車票的“黃牛”一樣將實現亮劍狠打。
但何先生、陶先生等從業者均存疑，認為只可能是在部分城市部分演唱會場次試行，短期內無法向全國範圍普及。陶先生就說廣州之前的康姆士演唱會、王源演唱會都有入場刷臉、持身份證入場的要求，但沒有要求強制實名。
樂評人呆若木一認為，可參考中國臺灣地區模式對加價售票行為從重處罰，通過修法向“黃牛”開刀，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銷售，按票券張數處以票面金額10至50倍罰款；使用機器或其他不正行為搶票者，將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萬臺幣以下罰金。但此舉仍不能杜絕私下交易，陶先生認為利益驅使是人性，而在國內票務銷售並不是一體化概念，演唱會門票銷售甚至不能做到像電影票一樣公開透明，規範之路仍然任重道遠。
而如果不是實名購票實名刷臉入場的“強實名”，還會出現各種奇葩的場面，何先生就分享說，之前有黃牛用借來的一批身份證搶票，轉賣給沒有搶到票的歌迷，歌迷通過並不屬於自己的身份證和門票入場，結束後再把身份證還給黃牛；而無法正常轉贈和退票，對觀眾來說也會帶來諸多不便。
此外，演出商陶先生也承認，一些演出是存在“飢餓營銷”和“分階段放票”的，在之前甚至存在過先鎖住低價位和高價位門票售賣中價位門票的現象，因為低價位門票面向學生，高價位門票面對忠實粉絲，中價位門票最難銷售；而票量緊張的標識也確實能刺激售票，這些“貓膩”都需要監管。
實際情況是各家平臺相加都不是全部門票，即便以“不得低於核准觀眾數量的70%”為標準也只是部分門票，其餘會存在置換票、公關票、工作票等。
演唱會通常分主辦方和承辦方，門票和藝人經紀公司或團隊基本沒有直接關係，甚至部分劇院類演出，藝人團隊也需要向主辦方買票。一場演唱會能夠落地關鍵是主辦方和承辦方，主辦方總包，承辦方具體執行。所以有時候買不到票找藝人團隊也沒用。
一般售罄的可能只是單一平臺的部分門票，並不是全部門票，在不規範的時期甚至會有主辦方主動鎖票，造成售罄假象，或者以售罄作為宣傳賣點。主辦方惡意鎖票行為也應該引入監管機制。
在缺少監管的時候“黃牛”會和有的主辦方相互勾結，在票房理想的時候加價售出，在票房未夠理想的時候分銷多餘的票。不過也會有公關票和工作票流入“黃牛”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