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參考 | 韓茂莉：黃河的六次大改道，怎樣影響了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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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全長約 5464 公里，發源於青海省巴顏喀拉山脈北麓，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 九個省區，最後匯入渤海。

根據河道水文特性，上、中、下游的分界點分別在內蒙古托克托縣河口鎮與河南洛陽舊孟津。

一條大河，上、中、下游姿態各異，上游淌流在高原之上，中原穿行於山陝峽谷間，下游水出龍門，經孟津進入平原，沿途數千裡積累的能量一傾而下，濁水橫流。

清人宋琬《渡黃河》中的詩句“倒瀉銀河事有無，掀天濁浪只須臾”，對此描述得十分精彩。

圖 42  渦紋彩陶罐

首次發現於甘肅省臨洮縣馬家窯遺址

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大河奔流，在兩岸留下千古記憶，考古學界在黃土深處發掘出馬家窯文化時期的彩陶，黃土燒成的陶器上描繪的旋渦圖案，也許就是黃河涌動的波濤，那團五千年前的爐火將奔流的河水凝固下來，化作永久的印記（圖 42）。

大河奔流不僅成就了藝術創作，也書寫了歷史，傳說中的先賢大禹，一貫被視作上古時代治水的英雄。

相傳三皇五帝之時，黃河氾濫，洪水滔天，淹沒了莊稼，沖毀了家園。堯遍訪各地，尋找治水能人，各部落首領都推舉鯀。然而，鯀未能勝任，治水九年而無功。堯之後，舜執掌天下，將治水之事交給禹。禹是鯀的兒子，為了治水，公而忘私，率領民眾“隨山浚川”，導河入海，成功地完成了治水大業。

數千年來，大禹治水故事早已從傳說變成後人對祖先的記憶，那麼治水留下的人與自然抗爭的業績，是否存在事實基礎呢？

解答這一問題，要參考圖 43 從史前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文化遺址的分佈開始講起。

圖 43 

史前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文化遺址的分佈

很多年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凝視著這幅地圖，漸漸陷入思索，不禁產生了疑問，無論山東丘陵、太行山東麓，還是山西、河南等地，都存在古人類留下的遺蹟，唯有華北平原的腹心地帶一片空白，既沒有文化遺址，也沒有城邑、聚落的可信記載，難道考古調查與古人均忽略了這塊土地，還是另有原因？

問題的答案出人意料，現今這片聚落密集、人情欣欣然的土地，當年正是黃河河道所經之處。那時，黃河行經華北平原，每當汛期，數條河道並存，且隨意遊蕩呈漫流狀態，濁水奔流，四溢成澤，人不得為生，更無法安家立業，因此成為史前文化遺址的空白區。

當代學者經過研究認為，這也許正是大禹所在時代洪水滔天的緣由。

終結黃河下游河道漫流狀態的力量是人工修建的河堤，這一時代大約在戰國中期。

據西漢賈讓的《治河三策》記載，戰國時期黃河兩岸大堤相距較寬，可達數十里，河水“尚有所遊蕩”，此後堤距不斷縮減，“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堤，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

這是說漢代依然可見當年戰國魏人修築的大堤，距河流遠在幾十裡外，此後不斷有新築的大堤在內側排列，竟有數重之多。

這樣的局面持續到西漢時期，黃河大堤“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奔流的河水結束了漫流狀態，被束縛在河堤之間。

戰國時期人口尚少，對土地的需求也不那麼緊迫，河水尚有數十里空間可以擺動。至西漢年間，隨著人口加增，迫切需要擴展土地，黃河大堤直逼河灘，河水被限於狹窄河灘之內，大量的泥沙迅速堆積在河底，很快便有了“河水高於平地”的地上河之勢。

從今河南浚縣西南古淇水口到浚縣東北古黎陽縣，在這 70 多里的河段內，河堤高出地面 1～5 丈，“地稍下，堤稍高”。一次洪水，“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堤下，水未踰堤二尺，所從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

賈讓《治河三策》載：

“蓋堤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 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蕩，時至而去，則填 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堤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賈讓這番記述告訴我們，黃河下游的地上河並非從來就有，其形成時代大約在西漢前期。

黃河下游地上河的存在，如同懸在兩岸人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衝破大堤，釀成滔天洪水。

洪水猛獸是形容難以抗拒的災難的常用之詞，據黃河水利委員會統計，三千年以來，黃河下游決口氾濫約一千五百次，名副其實的三年兩決口，較大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改道致使濁流橫溢，毀田廬，蕩家舍。

頻繁的水患北及海河流域，南達淮河流域，在整個黃淮海平原均留下了黃河的足跡。

我們就以黃河六次重大改道為核心，看看“掀天濁浪只須臾” 的大河歷史（圖 44）。

圖44

黃河歷代重大改道圖

正是地上河的存在，使戰國中期築堤形成的下游河道一直維持到了西漢末年。公元 11 年（新莽始建國三年），黃河決口於今河北大名東，氾濫五十餘年。

至東漢初，公元 69 年，漢明帝命王景主持河道治理，新河道形成。如果說戰國中期兩岸的人們力挽狂瀾， 修築大堤，將黃河引入固定的河道，為黃河下游的第一次重大改道，那麼東漢年間修築的新河道就是第二次重大改道。

新莽時期，河水肆意氾濫半個多世紀，與當時的執政者王莽直接相關。王氏祖墳位於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東），河決東流，正好避免被淹之難。若填堵南岸決口，那麼下一次大河決口就會衝向北岸大堤，王家祖墳正在北流之路上。

中國古人認為“事死如事生”，祖墳被淹不僅祖宗不舒服，也會因此而殃及後人，這樣的結果是王莽不想看到的，自然不主張堵塞決口。正是如此，直到東漢時期，才暫時結束了黃河的泛濫。

東漢形成的河道大約維持了八百多年，在這八百年間，小的決口從沒有間斷，但河道大勢尚且穩定，故後人也將這八百年視作黃河“安流”期。

黃河下游第三次重大改道發生在北宋慶曆八年（1048 年），黃河決口於商胡埽（今濮陽東昌湖集），並形成了北流。這次改道形成的河道不止一條，主要由北流、東流兩條流向構成。

其中，北流自商胡埽一路北上，至天津以東入海，東流則經大名府向東北流，由今山東省無棣縣入海。

黃河第三次重大改道帶來的災難遠遠甚於前兩次，此後幾乎每兩三年即出現一次決口，每三四十年發生一次大改道，河水時而北流，時而東流，始終沒有穩定在固定的河道中，流徑大致以澶州、濮州為頂點，在北起太行山、南到淮河的方圓千里內擺動，水過之 處，田廬蕩然無存。

北宋都城開封距黃河決口地點並不遠，且黃河下游無論南北均是國家賦稅的重要貢納地，治理黃河自然成為北宋王朝的大事。然而，朝堂之上，究竟保北流堵東流，還是保東流堵北流，卻難以形成統一意見。

北流、東流之爭伴隨河決地點的變化，大概存在三個階段，經過幾番爭論，這已經不僅僅是治河理念的問題，儼然成為政治派別分野的依據。

其中第三次北、東流之爭，東流一派代表人物為文彥博、安燾、呂大防、王巖叟、王覿等；北流一派代表人物為範純仁、蘇轍、曾肇、趙瞻、範百祿、王存、胡宗俞等。這些我們熟悉的、不熟悉的人物都是朝中重臣，兩派各執一詞。

東流一派指陳北流存在的弊端有三：1.  北流河道會淤填北上至海河流域的運河，進而影響駐紮在北邊軍隊的漕糧運輸；2. 河北為重要農耕區， 北流行經會吞噬大量民田；3.  開挖於宋遼邊界的塘泊，目的本為限制遼人騎兵南下，由於北流的淤填，將失去應有的防禦作用。

最終結論是，若“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這是說，契丹人可順黃河而下，直抵開封。

東流一派強調國防與漕運，北流一派則注重地形與水勢，這派提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即東流一帶黃河行經多年，早已淤高，而北流一線卻有低窪之處保障河水通行，依水往低處流之常理，北流更近水情，況且“塘濼有限遼之名，無御遼之實”。

北流、東流兩派不僅勢均力敵，且均有在理之處，帝王也難下決心支持哪一主張。元祐三年（1088 年），回河東流 ，五年後河決內黃（今河南省內黃縣），再次北流。此後北流、東流並存，且與北宋王朝相終。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幾乎可以看到朝堂上眾說紛紜、難分難解，背後黃河再起狂濤、洪水滔天的景象。

黃河下游第四次重大改道發生在 1128 年，這時中國南北方已經分屬於兩個政權，女真人在北方建立了金國，南方則延續趙宋政權，為後人稱為南宋。

正是因為南北兩個政權的對峙，這一年黃河決口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南宋政權為了阻擋金人南下，在今滑縣西南李固渡，人為扒開大堤，“以水當兵”。這一次黃河不再經行以往的河道，河水向東南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奪淮入海，從此開啟了黃河奪淮的歷程。

黃河下游第五次重大改道出現在元代至清中期，這幾百年內是黃河下游河道最紊亂的時期，儘管總體流向也是奪淮，但黃河侵奪範圍遠遠超過第四次重大改道。河水從泗水流域向西擴展至潁水一帶，幾乎淮河北岸所有支流都成為黃河流路。

黃河下游第五次與第四次大改道，不僅流向同為奪淮，且均從人為決口開始。

金哀宗開興元年（1232 年）已是金王朝晚期，在蒙古軍隊的壓力下，哀宗皇帝從北京一路南下逃至開封，又從開封逃至歸德（今商丘）。面對蒙古人兵臨城下，金人曾計劃在鳳池口扒開黃河大堤，擋住蒙古軍隊，但派出去的人無一衝出重圍，計劃未能實現。

然而，城內金人沒有做成的事，卻被城外的蒙古人實現了，結果如何呢？當初金人計劃掘開黃河大堤，是聽說鳳池口地勢高於歸德府1，決堤可以擋住蒙古軍隊，當然也會淹沒這座城市，幾番權衡後，還是認為擋住蒙古人進攻最重要，於是有了派遣士兵出城決堤之舉。

城外的蒙古人同樣知道了這一信息，他們想利用河水淹沒歸德，不戰而勝，於是毫不猶豫地挖開鳳池口 ，卻沒想到歸德城牆高，河水南下，繞城而去。水淹歸德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保護了這座城市，進而延緩了金朝的滅亡。

蒙古人決河之舉的目的沒達到，卻導致了黃河第五次重大改道。

黃河第五次重大改道，河水奪泗、奪渦、奪潁，最後入淮，黃河將足跡推向黃淮平原的西緣，至豫西山地而止。

元代，黃河下游長期經汴、渦、潁三支分流，並以汴道為正流。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在賈魯主持下開展了治河工程。賈魯主張“疏塞並舉”，挽河東南由泗入淮。

根據這一主張，堵塞其他河口的同時，一條自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的河道形成，這條河道也被稱為賈魯河。

賈魯河的治理尚可說成功，不但短暫結束了數條河道並流的局面，且根據水情設計了功能不同的堤埽。賈魯河建成不久，元末起義爆發，朝廷無力顧及河道，新的決口氾濫再次發生。

如果說元代的黃河下游專意奪淮，那麼進入明代後黃河在奪淮的同時，還威脅著運河，因此治河得到更多關注。

治河在於因地勢而導水，但明代治河受到了各種因素制約，情況在明人謝肇淛所著的《五雜俎》中講得十分清楚：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他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靈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

傷田廬、壞城郭、妨運道、驚靈寢四項之中，運道與陵寢至關重要，運河是朝廷倚仗的南北物資運輸命脈，其重要性自不待說，而陵寢在古人的理念中也同樣不可忽視。

明祖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的衣冠冢及其祖父朱初一的實際葬地，位於 今江蘇省盱眙縣洪澤湖的西岸，明皇陵為明太祖朱元璋父母陵墓，位於鳳陽縣城南七公里處，此兩處皇陵都位於黃河河道所經之處。

既要治理黃河，又不能阻斷漕運、驚擾陵寢，這一切使治河變得十分棘手。明代黃河下游時而北決，多股入運，時而南決，多股入淮，局面紛亂（圖 45）。

圖 45 

康熙《全黃圖》局部

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此圖方向上南下北，左東右西

圖上畫有黃河兩岸大堤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潘季馴在奪泗入淮的水道處採取 “束水攻沙”之策，即逼近河道修築堤防，進而通過增加水流挾沙 能力而減緩沉積。

這一舉措雖然不能徹底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 但卻結束了自金代以來黃河下游多股並存的局面，這條由潘季馴固定下來的河道就是當代地圖上所標識的“廢黃河”或淤黃河（圖 46）。

圖 46  

乾隆《黃河南河圖》

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此圖方向上南下北，右西左東

圖上所繪黃河下游屬於第五次重大改道奪淮入海時期

時至清咸豐五年（1855 年），黃河下游在潘季馴治理的河道上已經流淌了三百多年，河堤隨著泥沙的淤積而增高，河床漸漸高出地面，成為地上懸河。洪水頻發時節，防禦不慎，即成決口。

這一年夏季，黃河在蘭陽銅瓦廂（今河南省蘭考縣西北東壩頭）決口， 河水先向西淹沒封丘、祥符各縣，又向東漫流於蘭儀、考城、長垣等縣，之後分為兩股，一股出曹州東趙王河至張秋穿過運河，另一股經長垣縣至東明縣雷家莊又分為兩支。

這兩股三支河水在張秋鎮與曹州流出合為一股，穿越運河，經小鹽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入海。東出曹州的一股數年後即淤塞，剩下的那股就是黃河正流。

這次改道結束了七百多年黃河奪淮的歷史，河道轉向東北，注入渤海。

咸豐五年的這次改道也被視為黃河下游第六次重大改道。河水改道之初，以銅瓦廂為頂點南北擺動，河道遲遲不能固定，而影響河道不穩定的因素同樣來自人為作用。

原因之一，此時太平天國燃起遍地烽火，朝廷無暇相顧治河之務。另一原因，在於南北政治集團的利益之爭。

黃河北流，首當其衝的是河北、山東等北方之地， 山東巡撫丁寶楨等代表北方利益的政治集團堅決要求堵住決口，恢復南行，而安徽、江蘇等黃河南行之地的政治人物李鴻章等維護南方利益，怎麼可能送走禍水，又再次引回呢？他提出因勢利導，維持北流。

這番爭論直至光緒年間才有了結果，朝廷終於著手在黃河新河道南岸築堤，固定河道，南方政治集團獲得最後勝利。

光緒十年（1884 年），兩岸大堤全部完工，河道最終固定下來，這就是我們熟悉的今日黃河下游河道。

回顧黃河在大地上擺動的歷史，一切似乎距今久遠，而踏上黃河兩岸，那黃色的足跡依然可見。

大河奔流，數千年間決與塞不絕於史，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這些遠古的祖先，到 21 世紀的今天，黃河在流過的地方留下了不尋常的記憶，這片土地不僅養育了芸芸眾生，也造就了赫赫精英。無論福禍，黃河濁流都在歷史上書寫了濃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