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提到博古這個名字的時候，難免會想到革命最艱難時期曾經走過的一段彎路，他在執行王明的決定時與其一同犯下了錯誤，當時博古身居“總負責”的要職，在反“圍剿”戰役中由於路線錯誤使黨和軍隊遭受巨大的損失，這件事博古的兒子也略有耳聞，但其中的具體情況他也不是十分了解。建國後博古的兒子去看望王震時，王震卻語重心長地告訴他：“你的爸爸是個好人”，那麼博古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1931年時中共發生了一件大事，顧順章叛變使上海中共中央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如果不是潛入反動派內部的錢壯飛及時送出消息，上海的共產黨組織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周總理等重要領導人得到消息後及時撤退轉移，為後期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不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遭到嚴重破壞，這時候王明推薦一人上來擔起重任，他就是博古。
博古此時才24歲就成為了中央政治局書記，別說黨內很多領導同志沒有看好這位年輕人，就連博古自己都感到非常意外，畢竟他當時只是一名普通的領導幹部，還不是中央委員，一下擔當起中央政治局書記的重任，他擔心自己不足以勝任。但王明認為前有蘇聯的米夫24歲做校長為例，博古也能夠挑起中共的大梁，博古就這樣被推上了“總負責”的位子。
從資歷來看，博古也是早期革命者之一，他1925年入黨，入黨時才18歲，是那個時期少有的高知青年。博古出生在書香門第，從小受到良好的知識教育，在就讀上海大學時接觸到了進步思想，還參與了五卅運動，因表現積極而被介紹入黨。組織上愛惜他這樣的人才，派他到蘇聯深造，在蘇聯的四年時間裡，他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1931年回國後他被任命共青團書記，以他的資歷擔任此職，經過革命鬥爭考驗之後會穩步提升領導能力，但是隨著顧順章叛變，王明掌握了黨內的話語權，尤其米夫的到來讓王明增加了“底氣”，在中共缺少人才的情況下，王明推薦博古擔任“總負責”職務。他之所以選擇博古，就是在蘇聯時二人關係走得比較近，博古就這樣“勉為其難”地走馬上任了。
時間與現實最能考驗出一個人的能力，博古處世未深，對於黨內領導工作只侷限於紙上談兵，再加上李德做軍事顧問，很多事情博古都相信共產國際的指令，完全不考慮是否符合當時黨內的處境，這就出現了博古盲目執行王明、李德命令的情況。在這兩位資歷較深領導的指揮下，使黨和軍隊的路越走越艱難，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就是最好的例子。
王明走機會主義路線，而李德崇尚冒險主義，博古一味地聽從這兩人的“指點江山”，差一點葬送了紅軍的前途。看到這樣的結果，博古也深感自責，一度產生過輕生的想法，好在被聶帥及時發現才避免了悲劇的發生。這件事給博古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同時他也開始質疑王明、李德的建議，在討論紅軍轉移路線時，他選擇支持毛主席北上的決定。
遵義會議是我黨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這次會議上討論的主要內容就是對紅軍過去失敗的總結，王明、李德堅持認為敵人太強的意見，而毛主席則認為是領導指揮上的錯誤，最後博古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之處，並且同意負最高責任。博古辭去了職務，同時他推舉毛主席進入最高決策層，面對大是大非，博古選擇了面對現實、從新開始。
博古積極認錯、態度誠懇而得到眾人的讚賞，當時還有張國燾等人試圖拉攏博古，結果均被博古拒絕，他從此堅定地跟隨毛主席走上正確的共產主義發展道路，被評價為“有原則、有組織觀念的人”。後來他從地方重新做起，又慢慢迴歸中央領導層，經過這次的歷練，他才真正成為一個合格的領導者。
博古後來幾年中的表現有目共睹，這就是王震在看到博古的兒子說他爸爸是個好人的原因。在黨和軍隊的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錯誤判斷，博古當時年紀輕、資歷淺，盲目跟從王明、李德而犯下了錯誤，可他後來迷途知返，知錯就改一樣是好同志。令人遺憾的是，博古在1946年由重慶返回延安時墜機身亡，與其一起罹難的還有葉挺等人，成為我黨和軍隊的一大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