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傑：諸葛亮的丞相府是“霸府”嗎？

文丨宋傑

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一個重要歷史特點，就是經常出現皇權衰微與權臣執政的現象，以及與其相適應的“霸府（霸朝）”政體形態。例如建安時期曹操架空漢獻帝與朝廷，獨攬國政的統治模式，史家袁宏稱之為“霸朝”，胡三省稱其為“霸府”。目前史學界對“霸府”的性質與含義的認識基本上趨於一致，即認為霸府是權臣建立的控制皇帝與朝廷，作為國家實際權力中心的府署機構。它可以是丞相府，也可以是大將軍府、大司馬府、太尉府、驃騎將軍府等各種非正式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霸府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宰相（或大將軍、大司馬等）和相府實際掌握最高權力，相權取代皇權。二是相府（或其他府署）的規模和組織系統相當龐大，有別於通常建制下的府署規模與組織系統，更像是個小朝廷。

▲曹操像

魏晉南北朝的霸府通常以曹操的統治機構最為典型，從他在建安元年（196年）遷漢獻帝於許都，建立司空府開始，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他以魏王身份去世，歷時24年，可以根據其勢力發展與統治形式的變化劃分為三個階段，即：（1）霸府發展時期，從公元196年到208年，曹操的司空府掌握實際權力，起初設在許都，與漢獻帝及朝廷同城，中央政府在名義上設有三公中的司徒，不設太尉；曹操後來消滅河北袁氏，將司空府遷到鄴城，與帝都分離。

（2）霸府鞏固時期，從公元208年到213年，曹操自命為丞相，廢除舊有三公制度，並擴大了相府的規模，行使原來中央朝廷的職能。曹操不再返回許都，也不再朝見漢獻帝。

（3）霸府成熟時期，公元213年到220年，曹操封魏公受九錫，成立魏國，並在鄴城修建社稷宗廟，置尚書、侍中、六卿及五曹，建立起中央政府機構，後又稱王，採用近似皇帝的禮儀制度，準備完全取代漢獻帝的朝廷。曹操開創了霸府政治的模式，為此後權臣篡奪政權提供了可以借鑑的範例。

劉備稱帝建國後，諸葛亮擔任丞相“錄尚書事”，他沒有自己的相府，辦公地點是在宮裡的尚書檯。直到劉備病死，劉禪繼位之後，“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丞相）府治事。”這才有了府署。蜀漢的丞相府共存在11年，其中前4年設在國都成都，諸葛亮南征時派遣長史向朗、參軍張裔留守，戰事結束後即領兵返回。此後7年，諸葛亮率師北伐，丞相府常設於漢中，或隨軍開赴前線，成都設留守相府，由長史、（署府事）參軍各一人主持。蜀漢丞相府的性質是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諸葛亮的相府掌握國家的最高軍事權力，又控制著中央和益州地方的行政權力，說它屬於管理軍務的軍府應該沒有什麼疑問。但是蜀漢的丞相府是否也屬於“霸府”？學界尚未有人提出或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前述霸府往往是由奸臣創立並主持的，這與孔明傳統的忠臣形象不相符合。但如果用霸府概念的含義來衡量，即霸府是權臣建立的控制皇帝和朝廷，作為國家實際權力中心的府署機構。那麼諸葛亮的丞相府在許多方面是基本吻合的。另外，傳統意見認為諸葛亮是忠臣乃至“純臣”，而近年來學術界從他大權獨攬的地位出發，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孔明是權臣。

筆者認為，諸葛亮的形象在後代受到人為的拔高，對他的評價多有溢美之辭。從當時的有關記載來看，諸葛亮無論在成都還是北駐漢中期間，都牢固地掌控著蜀漢政權，其身份地位高於普通的丞相，並對後主劉禪實行嚴密的監視與限制，因此稱他為權臣並不過分。另外，權臣也有忠臣，像周公、霍光，說諸葛亮是權臣並不意味著他是奸臣。以下進行詳述：

一、獨持國柄，代行君事

諸葛亮在成都時，以“相父”之尊處理朝政，“事無鉅細，亮皆專之”，與周公攝政相彷彿。鄧芝出使吳國時，也曾對孫權說：“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是把這兩個人作為國家首腦來相提並論。諸葛亮擔任丞相、開府治事後曾經自稱為“孤”，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如譙周身高八尺，被人戲稱為“長兒”。《蜀記》記載（譙）周初見諸葛亮，左右隨從都見了他發笑。譙周離開後，有關官員請求處分那些在公堂上發笑的人，諸葛亮拒絕說：“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古代諸侯割據時自稱為“孤”，如田橫對門客們說：“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漢末三國時期，割據一方的軍閥如曹操、劉備、孫權皆自稱為“孤”。如曹操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孫權對周瑜說：“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劉備對龐統說：“孤以仲謀（孫權表字）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諸葛亮此時對劉禪稱臣，對其他臣民卻自稱“孤”，可見他當時的身份已經不是普通大臣，而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了。

諸葛亮領兵北伐的那七年，主要在前線處置軍務，沒有回過成都，後方相府的日常政務由留府長史與參軍處理，但國內與國際間的重大事項，仍然是要稟報他來作決斷。設在成都的朝廷與留守相府通過驛傳和漢中的隨軍相府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來往溝通訊息，並能及時地傳達諸葛亮的指示。例如建興六年（228年）街亭之役失敗後，孔明秣馬厲兵，準備再戰，可是朝內官員對此頗有非議，不主張再次北伐。那些大臣的反對意見傳到漢中後，諸葛亮專門給朝廷寫了《後出師表》來進行批駁，維持了以往的作戰方針，從而繼續進行他的北伐事業。建興七年（229年）孫權稱帝，遣使告知蜀漢，成都朝廷的百官對此堅決反對，並提出要與東吳絕交，廢除盟約。由於朝內群情激奮，留府長史、參軍對此不好處理，只得傳報漢中丞相府。諸葛亮又作了詳細的指示，說明與吳國結盟抗魏的好處。即使孫權不出兵攻魏，只要是和蜀國交好，“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他決定派遣衛尉陳震赴東吳祝賀，並重新訂立對曹魏的作戰盟約，並且分割將來可能獲得的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並、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由此可見諸葛亮雖然身處邊陲，但仍與後方保持著密切的聯絡，並能夠有力地貫徹自己的政治意圖，使朝廷與百官服從。

三國時曹操在擔任丞相之後曾進爵魏公，受“九錫”儀仗，這是位極人臣，比擬周公的禮器。孫權詐降曹魏後，曹丕“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如劉曄所言，受九錫、稱王，在禮儀服飾上距離天子也就是一步之遙了。“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自王莽代漢以來，權臣篡奪帝位，改朝換代，往往是從受九錫、封王開始，然後循序漸進，再登上皇帝的寶座。而諸葛亮駐紮漢中以後，李嚴曾給他去信：“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可見孔明當時的權勢之盛。李嚴是蜀漢的託孤重臣，應該忠心輔佐後主劉禪，為什麼要勸諸葛亮進九錫、稱王呢？朱子彥認為他在試探諸葛亮是否將走王莽、曹操的道路，準備取代劉氏而奪取帝位。“按理來說，作為託孤重臣的諸葛亮對此應該表示極大的憤慨，除嚴厲斥責李嚴外，也理應鄭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漢室的心跡。”但諸葛亮沒有那樣做，他雖然拒絕了李嚴的建議，但解釋其原因說是由於功業未立，如果消滅了曹魏，進據中原，那麼就是“十錫”也可以接受。“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由此可以看出，孔明的志向甚至不止於稱王受九錫，只不過他認為尚未具備必要的條件，時機不到而已。

二、任命親信，監控後主

諸葛亮遠赴漢中前，對後方的事務作了妥善安排，其重點一是“府中”，即處理國內庶務的留守相府；二是“宮中”，即劉禪居住的皇宮，對後主進行保護與監控。如前所述，成都的留守相府由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署理，宮中事務則委派董允等數位官員負責。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對劉禪進行了詳盡的告誡，若有事情要辦，無論大小都要先向那幾位監護者諮詢，獲得同意後方可去做。“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主持宮中事務和保衛工作的官員是董允，他的父親董和早年曾與諸葛亮共同署理左將軍府和大司馬府。後來費禕遷為參軍，北赴前線。“（董）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諸葛亮臨行前給董允等人下了命令，若不盡職就要被定為死罪。“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因此董允對宮內事務的管理非常嚴格，絲毫不敢放縱劉禪，就連擴充後宮嬪妃采女之事也予以否決，使劉禪心懷忌憚，不敢妄為。

成都地區的軍隊由向寵負責，他是隨軍相府長史向朗的侄子，“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臨行時囑託劉禪，京師的軍務都要找向寵諮詢。“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此外，還有取代李嚴出任尚書令的陳震，負責傳遞讓劉禪閱覽和簽署的文書，地位也很重要。諸葛亮提醒劉禪要特別親近與信從董允、陳震、張裔、蔣琬這四個人，“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以上情況反映，諸葛亮儘管遠離後方，但是在留守相府與皇宮內外安排了多位可靠的代理人，依賴他們來處置國內的軍政事務，並對劉禪的各種活動作了周密安排與嚴格限制，使他既不能夠插手政務，也無法恣意享樂，揮霍無度，藉以保障後方局勢的穩定。

曹操將司空府和丞相府設在鄴城後，在許都亦設有相府的留守官員，由丞相長史領兵監控皇帝與百官。《資治通鑑》記載“魏王（曹）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胡三省注：“魏王操猶領漢丞相而居鄴，故以必為長史典兵督許。”和曹操霸府不同的是，蜀漢成都留守相府仍主管國內政務，監控後主的任務主要由侍中董允等人負責。而曹操則在鄴城相府處置天下軍政事務，許都的相府官員主要負責當地的安全保衛工作，並不管理政務，像“典兵督許中”的丞相長史王必平時住在軍營裡，屬官有武將帳下督。

▲諸葛亮像

三、擁兵在外，不肯朝見皇帝

諸葛亮在建興五年（227年）春率領大軍北赴漢中，軍隊總數約有八萬到十萬之間，佔據蜀漢全國兵力大半。從此時到他在建興十二年（234年）病逝五丈原，其間整整七年都沒有回到成都去朝見後主。如果說是因為戰事繁忙的話，那麼建興九年（231年）他從祁山回師後，到建興十二年（234）兵出斜谷，有三年時間沒有作戰，在此期間孔明也沒有回過蜀中。就連諸葛亮去世時也留下遺囑，把屍體埋在定軍山，不願歸葬成都。這就令人感覺很反常了。據陳壽《三國志》所言，“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說明當時他的志向是久駐漢中，伺機伐魏，並未想回到成都去安度晚年。他的這種做法，並不合乎傳統的封建禮制，因而後來受到某些蜀漢大臣的責難。如諸葛亮死後，李邈上書曰：“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筆者按：“五大不在邊”，典出《左傳·昭公十一年》，孔穎達疏引賈逵雲：“五大謂大（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是說這幾種人權勢過盛，長期居邊則容易反叛朝廷，因此李邈說他常常為此替朝廷擔心。

諸葛亮領兵在外、久不朝見，這一點也與曹操類似。曹操在建安九年（204年）攻佔冀州後，就把他的司空府、即後來的丞相府設置在鄴城，此後直到他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去世，再也沒有回到許都去朝見漢獻帝。建安二年（197年）初，曹操曾經面見獻帝，留下了緊張恐懼的印象，結果是他從此不再入宮見君。《世說新語》記載：“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曹）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與獻帝及朝廷百官的矛盾很深，隨時會爆發尖銳的衝突。如果曹操住在許都或是前去朝見，很可能遭到獻帝及其黨羽的暗殺或逮捕，為了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曹操平時住在他的封國都城鄴城中，不與傀儡獻帝會面。

劉禪對諸葛亮雖然言聽計從，但兩人的關係並非是君臣和睦、親密無間。例如諸葛亮死後各地請求為其立廟祭祀，按照他對蜀漢國家的貢獻與聲望影響，以及劉禪曾受先主“父事丞相”的遺囑，本來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出人意料地遭到朝廷拒絕。後來屢經大臣們的請求，直到景耀六年（263年）他才勉強答應在漢中為諸葛亮立廟，此時距離孔明逝世已有29年之遙了。學術界認為此事表明劉禪對孔明具有猜忌和怨恨，是借立廟之事來發洩不滿。諸葛亮死後，劉禪廢除了丞相制度，任命蔣琬為尚書令、大將軍，後又任命費禕為尚書令、大將軍，蔣琬為大司馬。《魏略》記載，“琬卒，禪乃自攝國事。”柳玉東評論說：“這表明在劉禪心目中，絕不允許再出現第二個諸葛亮，以免再次出現大權旁落的危機。”由此可見，諸葛亮在漢中多年不回朝面君，是有一定原因和理由的。

四、子息隨軍，不留在成都

三國時期，為了防止前線將士叛逃，他們的家屬往往被扣押在後方做人質，稱作“質任”。而諸葛亮似乎對劉禪有所防備，為了避免後方發生政變，親屬被扣押做人質，孔明把子息帶到了漢中，留在自己身邊。諸葛亮入川后在成都置有家產，他曾向後主上表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但是諸葛亮在建興五年（227年）北赴漢中，養子諸葛喬也隨軍前往。諸葛亮本傳記載他“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六年卒”。他生前在前線擔任運輸工作，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他惟一的親生兒子諸葛瞻出生很晚，“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古人虛歲，諸葛瞻應是生於建興五年（227年），按照常理應是留在成都家中。但是諸葛亮自建興五年離家再未返回四川，如果諸葛瞻在成都，諸葛亮走後就終身不得相見，其發育情況只能是聽別人稱讚才能得知，那麼他給諸葛瑾的信中就會寫到是聽某某言傳諸葛瞻如何聰慧，就像劉備臨終前稱讚劉禪那樣說，“射君到，說丞相嘆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但諸葛亮不是那樣講，而是直接說幼子“聰慧可愛”，按此判斷應是親眼得見，表明小兒在其身旁近側。

另外，諸葛亮死後，魏延不願撤兵，他對費禕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句中提到的“府親官屬”可以理解為丞相府內的家小親戚與相府官吏，所以筆者推測，諸葛瞻很可能也是在漢中相府之內，或隨同諸葛亮的大軍在前線，而不是在成都家中。按照李邈的說法，諸葛亮擁兵久居邊境，很可能遭到朝廷的猜疑而禍及宗族，只是由於他的夭亡才避免了悲劇發生。“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所以諸葛亮讓直系親屬隨軍在外恐怕是有深刻原因的，他一生謹慎，自然會為兒子的安全考慮周詳，而不冒任何風險。

諸葛亮的上述做法也與曹操有類似之處。曹操在早年作戰時，幾個兒子都帶在身邊，教以騎射之術，並沒有留在許都；其目的也是怕後方局勢不穩而發生叛亂，子嗣被敵人殺害，或是被捕獲當作人質，會被用來要挾自己。如曹丕《典論·自敘》所言：“餘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撫亂，教餘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餘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徵，餘常從。”後來曹操征伐荊州，張繡在宛城歸降後叛變，給曹操以重創，他的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與勇將典韋都被殺害。曹丕回憶說：“時餘年十歲，乘馬得脫。”直到曹操佔據冀州，有了可靠的根據地之後，他才讓家小留在鄴城。

上述種種跡象表明，蜀漢丞相府與曹操霸府的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某些特點有許多類似之處，例如相府不設在都城，都城只設置留守相府；丞相對國君稱臣，對其他人稱“孤”，不到都城去朝見國君，利用遙控的手段操縱朝廷，控制皇帝，國家的實際權力中心不在都城而在外地的丞相府，因此稱其為“霸府”應該是合理的。但是前者又保留了某些自己的特點，例如留守相府處置國內庶務，另有官員負責監控皇帝，其專權的程度亦不及曹操相府。

劉禪是個十足的傀儡，蜀漢由諸葛亮總攬大權，事無鉅細都要由相府處理。諸葛亮架空劉禪，包攬國政，稱他是權臣應當是合理的。不過諸葛亮仍屬於周公、霍光之類專權的忠臣，他對蜀漢政權尚無明顯的篡逆之心，基本上恪守臣道，對劉禪以禮相待，與虐待獻帝、殘殺董妃、伏皇后及其二子的曹操有根本的區別。《袁子》說他“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即稱孔明是執行國君的使命，並且專斷獨行，但沒有篡位的野心。從史書記載來看，當時蜀漢與鄰國都沒有人懷疑他要謀逆。蜀漢批評諸葛亮最嚴厲的李邈，上奏“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也只是講他對劉禪的統治構成威脅與隱患，並未說他企圖篡國稱帝；就連這些話，後主也認為李邈說的太過分，將其下獄處死。

三國割據政權的建立發展途徑最初是兩種模式，第一種是曹魏的建國模式，曹操的霸府與漢獻帝朝廷並存二十餘年，他的霸府經歷了發展、鞏固、成熟三個階段，然後取代漢室。第二種是孫吳、蜀漢的建國模式，它們由地方軍府（包含州府）擴張領土後逐漸演變為割據政權。但是蜀漢政治形態在劉備病逝、諸葛亮開府後發生變化，丞相府成為最高軍政中心，它與徒具虛名的皇帝、朝廷形成了所謂“二元權力架構”，丞相府相當於霸府，並演變到它的第一階段（發展時期）與第二階段（鞏固時期）之間，具備了它們的某些特點。諸葛亮的相府之所以沒能進入霸府的第三個階段（成熟時期），即受九錫、稱王建國，是由於種種客觀因素的限制。例如諸葛亮未能長壽，其戰功與威望、權勢遠不及曹操，兒子諸葛瞻年齡太小，劉禪在朝內還有一定的支持勢力等等，所以沒有按照前述曹魏的建國模式發展下去。隨著諸葛亮的病逝，丞相府在霸府演變過程中半途夭折。諸葛亮死後，劉禪廢除了丞相制度，不再設立丞相府，先後任命蔣琬、費禕二人前後擔任尚書令、大將軍，國家的最高軍政中心又回到了受制於皇帝的尚書檯，即劉備稱帝后的那種政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