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廟爆火已經不是新聞。繼“佛系”一詞在互聯網刷屏又退潮後，近幾年的年輕人對“佛”採取了更實際的行動。每逢佳節，很多人湧去寺廟拜佛燒香，買手串和護身符也成了寺廟的熱門消費。
“佛”不再是某種標籤或態度，而是一種解決人生煩惱的新方向。以該話題為起點，梁文道在《八分》中和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佛學研究者成慶進行了一次對談。他們敏銳地發現，如今的寺廟祈福潮像是一種壓抑下的消費行為，因為未來太不確定，大眾只能投身於“玄學”，進行一次次祈福消費，期望能通過這種方式在不可控的事情上得到回饋。
對普羅大眾而言，佛教當然有祈福的功能，但它更深厚的歷史背景和理論體系，卻在一些功利性的浪潮中被模糊，乃至誤讀。如成慶教授所說，“（佛教）本來是解決人生的苦的，但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反而成了增長慾望的工具。”
佛學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產生新的作用，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但它終究不等於玄學，更不是心靈雞湯，而是一種介於宗教和哲學之間的內省智慧。先讓佛學回歸原本的面目，我們才能真正獲得反觀自我生命的可能。
梁文道：我知道您近年基本沉浸在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明清的禪宗，同時您也常在上海一家寺院做一些弘法工作，是吧？
成慶：其實也談不上弘法，就是一些佛學基礎的普及講座，也是很巧的一件事情，寺廟就在我們上海大學的旁邊，是一座小的寺廟，叫永福庵。因為跟我們學校靠得很近，所以一來二去認識了以後，寺廟就邀請我們週末做一些佛學的普及講座。
成慶：最早期的話大概是一些比較傳統的居士，年紀偏大。這幾年，我也注意到來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尤其是社會上的白領。另外還有一些大學生來拜訪，但因為寺廟本來靠近學校，所以還不能判斷這是否是個趨勢。
梁文道：您有和這些年輕人聊過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或動機嗎？
成慶：其實我一直在關注這個現象，早些年流行“佛系”，我就探討過這個問題。當時的觀點是想把“佛系”和佛教區分開，但是後來我會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大家會對這種內斂保守性的文化符號感興趣？這似乎代表了一種心態的轉變。
像我們這代人，70年代生，關注的議題偏向集體主義，比如家國情懷、社會的關切，但是現代年輕人開始面臨社會結構的轉換後，他們會更個體化，導致他們對人生意義的問題更加關注，而對老一輩人探討的家國問題，興趣相對弱一點。
現在的年輕人其實處在一個，沒人告訴他們個體化的生命該如何安頓的處境。以前我寫過文章，大概想法就是互聯網社會給新一代年輕人帶來挑戰，他們需要重新尋找個人生命意義。個人生命意義是很多元的，但它一定有一個主流的線索。比如，它會不會意味著傳統文化的回潮，或者西方文化在我們當下的思想語境裡，起著什麼作用？
這當中哪些是可以和解的，或者甚至能構造一種新的思想形態，我也在持續觀察中。
梁文道：除了您所說的關心個人生命如何安放的年輕人，今天還有很多人去寺廟燒香、拜佛，做各種求籤。這些人不一定是對佛學感興趣，而是因為他的未來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
具體點講，比方說我的工作有沒有著落？我的情感會不會觸礁？我明年的薪資能保持嗎？很多人都覺得自己的經濟生活遇到問題了。而解決方案之一，就是去找一個超自然的東西，比如說玄學，來求一個答案。這時候，佛寺就被認為是一個玄學場所，我覺得這個現象很好玩。
成慶：我有時在進行一些佛學普及的過程中，很多年輕人來問的問題也是類似這種，像哪一座寺廟比較靈。我覺得這很正常，因為本來宗教就分很多層次，來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
有意思的是，年輕人會把各種符號改造為一個類宗教的寄託。比如說他們會在互聯網上會將一些流行文化稱為“XX教”。當然，這些新興的符號不具備傳統宗教的空間，它的制度完整性和持久性可能就是一段思潮，一下就過去了。
而佛教是非常有延續性的，它的那一套話語方式和符號標籤，是非常有內在的豐富性的。不管外面怎麼變，佛教裡抽籤的籤語、所求的內容，比如說求福或求學業或求健康，是一套完整的祈福系統，可以直接拿來給年輕人用。
所以我認為所謂的建制化宗教，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里，它恰好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接口，不需要另外再創造一個新的文化符號。
我們這一代成長於大陸上升的期間，一方面我們的思想更多跟家國關切有關係，另一方面我們的不確定性非常小。因為我們當年所處的社會在上升期，所以我們至少不會過得很辛苦。因此我也非常理解年輕一代為什麼有一種強烈的，帶有宿命論的情緒，因為他們未來的社會比我們當年面對的要不確定得多。
梁文道：您剛才講到寺院建制化的佛教在中國承擔了不同的社會功能，現在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大家會把它當成一個臨時解決問題的場所。某種程度上，現在去寺院參佛跟算命差不多，我還會看到一群人在比誰燒的香更大，好像香越大越靈。當燒香拜佛變成滿足自己的某種貪慾，似乎就有點不對勁。
成慶：您知道楊慶堃教授寫過《中國社會的宗教》，裡面有個觀點說，傳統儒家的那種理性主義的看法，其實沒辦法回應生命當中很多悲劇性的東西，無法解釋各種超自然的現象，以及社會的大規模變動。
因為歷史原因，我們很多民間信仰的空間其實是消失的。比如小的土地廟，像關帝廟，以前都是中國人日常信仰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後來消失了，人們的信仰需求只能往合法開放的寺廟空間裡去。
所以像靈隱寺這種有名的寺廟，幾乎每回去都是人滿為患，早上不論你多早，進香團永遠比你更早一步。
梁文道：假如今天有個年輕人遇到問題，他走進寺院拜佛燒香，但問題是這始終滿足不了內心最根本的東西。
當年聖嚴法師在《正信的佛教》裡提到，佛教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無神論的，因為它並沒有一個核心的創世大神主宰一切，成為你的崇拜對象。佛教是有神，只不過可能像“天龍八部”裡的那種神，他本身都還在輪迴之中受苦。但為什麼大家還要拜佛像呢？
成慶：其實這也是佛教的一大特點，就是所謂的宗教符號或文化符號特別多。如果從南傳佛教開始接觸佛教的話，比較不容易被一些眼花繚亂的宗教符號所迷惑。
我在大學講通識課，通常會從“被誤解的佛教”開始。比如佛教的主要人物佛陀根本不是造物主，他只是一個覺悟者，跟我們一樣飽嘗人生之苦，就像黑塞寫的《悉達多》一樣。在寺廟裡求更多的物質、財富會讓慾望膨脹，我們需要從理性的角度進行反思性的交流。
這也是我這些年很想做的一項工作，讓佛教回到本來的面目。它本來是解決人生的苦的，但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反而成了增長慾望的工具。就像您剛才所說，香越燒越大，因為這帶有交換的意味。有的寺廟非常反對燒高香，但你抵擋不住信眾對寺廟的期待。
梁文道：我常常覺得很好玩，有時候我跟人聊，你燒那麼大的香，你是想賄賂佛嗎？（笑）
成慶：很多寺廟的法師也很無奈。他們在春節的時候就會講，那些人不是在燒香，有點像放火。
梁文道：原本我也覺得這不是佛教，但後來我慢慢發現，一個人進來燒香，雖然並非真的想來求法，而是希望獲得某種心安或祈福，但他到底走進寺院，見到佛像，也算結了一個善緣。我們會把這種結緣形容成“方便”，可問題在於，方便的界限在哪裡？是否在越過了某條線後，就已經不算方便了？
成慶：佛教界也常常討論這個“方便”的界限問題，有一個說法是“方便出下流”。這裡的“下流”不是指道德層面的下流，而是說它已經違背了佛法的根本。
無論是燒香還是祈福，都沒問題，在漢傳佛教中，這都是寺廟的接引。像彌勒佛就是這樣的，要以笑迎天下進入佛門之人。但有一個問題是，它會反過來影響佛教的主體。必須有一部分人非常清楚地把握佛教的發展，但如果這一部分人被社會的思潮影響，產生了非佛教的觀點，這對佛教來說是滅頂之災，也就是說它無法以其獨特的思想在眾多宗教中突出。
我個人並不反對祈福，我覺得一個具體的生命，在面對人生問題時能把心中的苦訴說出來，這從心理學上來講也是莫大的寬慰。
就像大學校園裡的匿名樹洞，寺廟裡的很多佛像、觀音菩薩，其實承擔了中國人心靈樹洞的功能。因為有的話人無法跟家人講，無法跟親近的人講，就來了寺廟，所以這也是個心理療愈空間。但如果佛教僅僅是這個功能，就把它窄化了。
梁文道：您講到佛像，如果學佛可能會知道，從佛教的歷史來講，世尊最初是反對造像的，比如他說“見法者即見我”，所以不造像。佛像的出現已經是佛滅之後四、五個世紀的事情了。有趣的是，好像人對於某種象徵的需要會自然產生，大家會認為有個具體的視覺性的、物質性的東西在眼前，對一個宗教或社會來講很重要。
雖然佛教反對崇拜偶像，但佛教到後來似乎又會寬容，覺得人們可能需要一個寄託、一個象徵，由此來思考一些事情，接觸一些緣分。您如何看待偶像這個問題呢？
成慶：關於佛像的產生動機，我有兩條線索。一個是剛才說的歷史線索，也就是早期佛教只用類似的象徵符號，比如佛足印、菩提樹來表徵。後來到犍陀羅時期，開始出現了現代人熟悉的佛像形態。其實從大乘佛教的義理來講，有另外一個解釋的角度，就是它並不反對“相”，而是不能執著於“相”。
《金剛經》裡講得很清楚，“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諸相非相”牽涉到一個佛學義理的討論，就是說“相”為什麼又是“非相”？這涉及到佛學裡一個難懂的觀念，就是所謂“空”的思想，用哲學的話就是無本質。
就像我們看到一個明星，會把明星實體化，覺得在我們心裡他就是一個閃閃發光的偶像，好像把對方跟自己都非常二元地把它實體化了，那麼我們就會依附在那個人之下。
佛教裡，從《金剛經》到《般若經》都非常強調，不是反對“相”，而是不能把看到的“相”實體化。問題不在於相本身，而在於人的認知。人天生容易把相想象成超人，一個具有魅力的偶像形象。
梁文道：我還想向您請教，大乘佛學有一種對“相”的解釋來自三身教義，就是“法身”、“報身”跟“應身”這三者的關係。如果從教義上來解釋佛像的存在，這套講法是否也有關係？
成慶：我們如果看佛教從印度傳來中國的這個過程，會發現中國最早接受的佛教，都是以佛像開始的。在中國的佛教語境中，佛像從來沒有脫離過佛教傳播。
在佛教理論裡，“應化身”就是我們凡夫俗子能看到的，比如比丘釋迦牟尼佛，在我們眼裡就是一個普通出家人的樣子；而“報身”，就只有菩薩能看到；“法身”其實是大乘佛教最終想覺悟到的境界，它是無形無相又無處不有相。
我們在佛學理論中常常有個問題，佛教徒也經常問，佛陀圓寂之後去哪裡？如果告訴我沒有了，那我修行有什麼意義？我死了也一樣，還不如多吃一點好的。
關於這個問題，就進一步延伸到淨土的理論。淨土分很多種，比如凡聖同居土、常寂光淨土等。它所表達的是，你真正領悟到圓滿的真理時，它其實是隨緣顯現的。
所以按照這樣的理論，佛教，尤其是從大乘佛教的角度來說，它最終強調的是你不能沾染對“相”的執著，這就回到剛才講的，佛學的核心基礎是在般若思想，也就是空性思想。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任何一個“相”都會讓我們著迷。
像在現代社會里，智能手機、互聯網創造了太多“相”。現在的人為什麼容易心神不安？其實是因為“相”太多，你迷在其中，造成身心交瘁。
對於佛教的“相”，大乘佛教有一套自洽的理論，但問題是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普通人容易在不同的相之間執著、沉浮，你擺脫了一個相，又會去崇拜和貪念另一個相。
成慶：前些年我會去天台山，在那裡住一段時間，也做一些自己的功課。這幾年我去道場的時間越來越少，因為疫情，更多時候是在家裡自己閉關。
像五一假期這種日子，我就會在家裡過很簡單的生活，每天持續打坐或者閱讀經典。我覺得，這些活動本來就是一個必要的環節，但我也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中國人的家居空間裡是沒有神聖空間的。
這個神聖空間在過去可能是一尊菩薩像，或者一個牌位。在現代，可能只是一個冥想空間，我都稱之為神聖空間，因為它是一個讓你的心靈得到恢復跟滋養的地方。
但是很多人的家裡，充滿著對財富或慾望的展現，卻很少有一個空間讓自己走進去，面對自己或某個宗教對象。
我家裡這樣的空間就是一個簡單的榻榻米，掛一幅禪字畫，很簡潔。在那裡打打坐，看看經典，我認為對一個人的精神和心理調節會很有幫助。
有的人變得物質化，或者絕對的個體主義，其實跟外在的載體消失有關係。消費社會的崛起，某種程度上讓人們找不到依附感。一個人其實需要外在於世俗社會的另一個想象或寄託，這叫超越性，它可以有很多種方式。但是我們這幾十年的發展中，這種外在的寄託是很難找到的，人們沒有資源。
梁文道：有時候，哪怕是一個很小的佛龕，或者街頭的一棵大樹，弄個結界，都是另一個向度的空間的入口。一些傳統的中國人路過土地要拜一拜，這個動作我覺得很感人，因為他們對一些東西有所敬畏，知道有些東西是超乎自己的能力，知道人是有限的。這提醒著自己，我總有做不到的事，我總有缺陷。曾經有這樣的空間讓人們面對這個事實，但現在這些空間都沒有了，那人難道真的是能勝天的嗎？
成慶：我常常講我們變成了被抽空的個人。剛才我們講的是空間，從時間來講，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很多年輕人如今還是會讀歷史，但是讀的是網絡上流行的玄幻小說，其中有種題材是穿越。
也就是說他們也讀歷史，但是對歷史的真實性沒有太大興趣，他們會把過去的某些符號和未來以及現在進行不同層次的剪切拼貼，我稱之為一種抽空的當下。因為其實在這些過去的經驗裡，年輕人沒有尋找有脈絡的、穩定的思想資源，而他們所面對的未來又是一個不可知的未來，完全不確定。
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他們都沒法找到一個可寄託的東西，沒有一種道理讓人真正的安心，也沒有一個空間能讓人安穩。所以現在年輕人去寺廟的祈福行為，雖然有時有點盲目，但其實是更深層的內心動機的自然顯現。
當一個年輕人來問你哪個寺廟比較靈，說明他的信仰或精神生活是一種非常快速的消費。他從小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教育，如果要他從頭學起，這又何其難。
梁文道：您剛才講的那個詞太好，去燒香拜佛也是一種消費。花了錢買了大的香，應該馬上見效，明年就該找到工作了。
成慶：尤其是解封之後，我在朋友圈裡看到，很多過去少有人去的道場都擠滿了人，而且年輕人居多。這個現象已經不能單單從宗教學的意義上去理解了，它應該是時代精神狀況的反映。
我喜歡從更大的角度去看這個時代的思潮變化，宗教問題永遠不只是宗教問題，它一定是大時代的思想、觀念、精神生活的一個顯現而已。只不過，宗教可能會以一種荒謬的方式出現，因為宗教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是被貶低，被汙名化的。
梁文道：如果將來的人從思想史角度回顧今天的我們，肯定很有意思。就拿這一年來講，今年的中國年輕人就去兩個地方，要不去寺廟燒香，要不去淄博燒烤。
本文編輯整理自《八分》第446期，有大量刪減，原內容請移步看理想app收聽，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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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慶主講的佛學節目現已上線
《人生解憂：佛學入門40講》
《八分》音頻編輯：楊大壹
微信內容編輯：林藍、夏夏
監製：貓爺
封面圖：《請回答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