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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東西兩晉王朝君王的存在感普遍比較低，唯有晉明帝司馬紹能“脫穎而出”，一方面是因為他曾經堪平“王敦之亂”，同時也是因為此人有著異於常人的金色毛髮，基因比較特殊。
司馬紹，字道畿，是晉元帝司馬睿的長子。東晉太寧二年（324年），明帝司馬紹決計趁王敦病勢日沉之機，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叛亂集團。為探查虛實，司馬紹親乘巴滇駿馬微服出行，抵達王敦的駐蹕地蕪湖，暗中觀察其營壘。很快，王敦手下軍士發現了司馬紹的可疑形跡。湊巧正在帳中午睡的王敦夢到有太陽環繞其駐守的城池，驚坐起說：“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
王敦口中的“黃鬚鮮卑奴”即為司馬紹，而他面相的最大特點就是“黃鬚”。《晉書》卷六《明帝紀》很隱晦地寫出了原因：“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須黃”。類似記載還見於《建康實錄》卷六《肅宗明皇帝》，大意是司馬紹繼承了母親荀氏的很多特徵，所以鬍子是黃色的。可對於荀氏出身族屬，史書未有明確記載。
對於司馬紹容貌異於常人的描述，已知最早的文字記載是在南朝劉宋時期，見於劉敬叔所撰《異苑》。編纂於唐初的《晉書》極可能參考了《異苑》，不過在表述上有所不同。《異苑》將晉明帝寫作“黃頭鮮卑奴”，“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無論是《晉書》的“黃鬚”，還是《異苑》的“黃頭”，至少說明晉明帝受到生母血統的影響，相貌異於常人。那麼，晉明帝的母親荀氏究竟是哪裡人呢？
筆者認為，《異苑》中的“燕國”不及《晉書》的“燕代”準確，容易引起歧義。“燕代”是一個歷史概念，“起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晉書·地理志》），範圍包括今天華北以及東北遼寧省的部分地區。東晉十六國時期，鮮卑慕容氏在這一片區域建立起五個“燕國”，合稱“五燕”。再看晉明帝的母親荀氏，長著黃色毛髮，且生活在鮮卑人治下的燕代地區，即使不是鮮卑人，也必擁有其基因。事實上，“黃鬚”和“黃頭”都是鮮卑民族的顯著特徵，這一點在歷代詩文中均有體現，後代史家出於“為尊者諱”，不直書荀氏為鮮卑人，而是以“燕代”或“燕國”代指。
接下來該講講“奴”字又作何解了。難道是王敦出言不遜，公然蔑視、辱罵晉明帝麼？實則不然。此處的“奴”並非僕人、奴隸之意，而是當時對孩童常用的愛稱。這種風俗與古代絲綢之路有關。“奴做乳名”最初起源自中亞，由粟特人傳入中土，自東晉十六國時期開始流行，綿延數百年，直至遼金時期仍普遍存在。南朝宋武帝劉裕的小名就是“寄奴”，王敦的侄子王劭乳名“大奴”，著名的美男子潘岳小名為“檀奴”，遼聖宗耶律隆緒也被叫作“文殊奴”。是故，“黃鬚鮮卑奴”的字面意思大致是“那個黃頭髮的鮮卑小子”。王敦是外戚，其妻為晉武帝司馬炎的愛女襄城公主司馬修褘，與明帝之父晉元帝司馬睿同輩，因此，以堂姑夫的身份稱呼內侄倒也無甚不妥。
起初，鮮卑人並非生活在“燕代”之地，而是遊牧於更北方的東蒙草原。隨著匈奴、烏桓等民族的相繼西遷，包括拓跋、慕容、宇文在內的鮮卑諸部趁機南下，在華北、東北以及西北腹地建立起一系列政權，客觀上加強了古代草原絲綢之路東段與中原的聯繫，彼此之間的往來更加頻繁。
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綿延幾世紀的長期過程。根據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著《歷史（希臘波斯戰爭史）》記載，最早開闢草原絲路的是一個活躍在歐亞大陸上的古代遊牧民族“斯基泰人”（斯奇提亞人），因而這條連接東西方的通道亦被稱作“斯基泰貿易之路”。
從廣義上看，“斯基泰人”涵蓋了廣闊地域裡的眾多遊牧民族，範圍可以從黑海北岸劃到南俄草原再到伊犁河流域，所以希羅多德又將其簡要劃分為“王族斯基泰”“遊牧斯基泰”“農耕斯基泰”“農民斯基泰”以及“阿拉佐涅斯人”“卡里披達伊人”。古波斯人將“斯基泰人”稱為“薩迦人”（Saka），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貝希斯登銘文（Bagastana）中經常出現該民族。受波斯語影響，我國史書將“斯基泰人”譯作“塞人（塞種人）”，應是對“薩迦”的音譯。
《漢書·西域傳》載：“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自此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簡言之，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被匈奴擊敗，在西遷過程中越過蔥嶺，佔據塞種人的遊牧地，後者被迫遷徙至罽賓（Kophen，今阿富汗喀布爾周邊）。這場古代遊牧民族的大遷徙如同歷史的多米諾骨牌，促進了各民族交互往來，以及草原絲路的形成與發展。
歐亞大陸北部的草原星羅棋佈，千百年來經歷著自然環境的變遷和人為因素的破壞，當下已經很難精準復原出昔日的分佈趨勢。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藉助當前草場的地理位置，大致勾勒出彼時草原絲路的走向：西起黑海之濱，東至日本海沿岸，由呼倫貝爾草原、科爾沁草原、錫林郭勒草原、烏蘭察布草原、鄂爾多斯草原、烏拉特草原、巴音布魯克草原、那拉提草原、阿勒泰草原，以及鄂爾渾草原、中亞草原、南俄草原等共同串聯而成。在草原絲路上分佈著大大小小的荒漠、戈壁，但這並未阻礙綠色絲路沿線各民族、國家的交流熱情。相對於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絲綢之路”，也即陸上絲綢之路，草原絲路的位置更加靠北，主要溝通區域是遼闊的歐亞草原地區，符合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性。沿線各政權與民族之間的貿易往來形式是以牛、羊、馬匹、皮毛、乳製品、貴金屬等貨物交換絲綢、茶葉及各類農產品。
每逢河西走廊烽煙四起、商道中斷，草原絲路的價值便凸顯出來，起到維繫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溝通對話的作用，其中由呼倫貝爾、科爾沁以及錫林郭勒等草原組成的“東蒙草原”佔據著重要地位，也是鮮卑民族的聚居地之一。但在東漢時期，這片草原的真正“主人”是烏桓。東漢末年，丘力居、蹋頓叔侄兩代“大人（烏桓、鮮卑的首領稱號）”對內統一諸部，對外與袁紹結盟，最終雄踞遼東、遼西、右北平三郡，史稱“三郡烏桓”。曹操平定冀州之後，力排眾議遠征烏桓，致使蹋頓命喪白狼山，部眾潰散，與烏桓同宗同源的鮮卑趁機南遷佔據了“東蒙草原”，進而以草原絲綢之路為依託，迅速壯大實力，南下參與中原地區的群雄逐鹿。
十六國時期，南下的鮮卑人在華北、東北陸續建立起前燕、後燕、西燕、南燕以及北燕等“五燕”政權，它們紛紛藉助草原絲路開展對外貿易，來自柔然汗國、薩珊波斯以及羅馬帝國的商客絡繹不絕。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被譽為“三燕古都”的遼寧省朝陽市發現了一座北燕古墓，墓主人是北燕天王馮跋之弟、遼西公馮素弗。考古隊員從墓中發掘出土了500餘件珍貴文物，其中幾件玻璃製品明顯是異域舶來品，尤以“鴨形玻璃注”最負盛名。該文物半透明，吹製成型，表面呈淡綠色，形狀似鴨，有扁嘴，長頸而鼓腹。儘管尾尖殘斷，但整個玻璃注從總體上線條流暢，造型生動別緻。化學檢測發現，鴨形玻璃注的材質屬於鈉鈣玻璃，原產地應在地中海之濱，經草原絲路傳至北燕。
在鮮卑南下的過程中，一支“膚白髮黃”部眾格外惹眼，那便是慕容鮮卑。“黃鬚鮮卑奴”晉明帝之母應是來源於此，至少具有該部血統。與上文提到的“斯基泰人”一樣，鮮卑也是一個囊括了眾多遊牧民族在內的共同體，主體包括拓跋、慕容、宇文、段氏、禿髮、乞伏等部。從膚色和毛髮上看，絕大部分鮮卑人都屬於黃種人，這從被譽為“四大石窟”之一的山西雲岡石窟佛造像上可見端倪。
《魏書·釋老志》載，北魏文成帝拓跋濬“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藉此向世人宣揚“皇帝即如來”的思想。至和平年間，僧侶曇曜主持開鑿工作，建成了以五位北魏君主為原型的“曇曜五窟”，五尊佛像並無符合北宋大文豪蘇軾筆下“赤髯碧眼老鮮卑”的特徵。實際上，鮮卑部眾中具有高加索人種特徵的主要是建立“五燕”的慕容部。在十六國時期，慕容鮮卑以其彪悍戰力和膚白黃髮著稱於世。正因如此，前秦等政權將慕容鮮卑蔑稱為“白虜”。比如，在北魏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八《前秦錄》就記載了前秦宣昭帝苻堅在淝水之戰大敗後被西燕威帝慕容衝抄了後路，都城長安陷落，悔當初不聽王猛、苻融規勸，“使白虜敢至於此”。《晉書》卷一百十四《苻堅載記》中也有苻堅咒罵慕容衝為“白虜小兒”的記載。
與此同時，“五燕”政權的連年戰亂，導致部分慕容部的女子流落到漢地，被晉代公侯、士紳們買入府中為妾為婢，這與《晉書》等史料所載晉明帝之母出身婢女的描述又相吻合。所以說，荀氏應為生活在燕代地區的鮮卑慕容。對此，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第二編）》中亦持類似觀點。
從東晉明帝被稱作“黃鬚鮮卑奴”，再到鮮卑各部的南下潮，無不反映出東晉十六國時期，在中原王朝無力控制河西走廊的歷史條件下，草原絲綢之路的特殊價值。這條路，在幾個世紀的時間長河裡持續發揮著溝通、連接遊牧與農耕文明的紐帶作用，促進了沿線各民族的物質文化交流與融合。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科研管理處副研究館員、中國致公黨中央黨史研究與黨務工作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