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上海咖啡文化周”日前在徐匯濱江拉開帷幕，潛藏於上海城市中的咖啡基因再次浮現。咖啡館於19世紀中葉初登上海，20世紀初流行於滬上，成為林徽音筆下“身的遊息地，心的避難所”、張若谷與友人談論文學的氤氳之地、魯迅視之浮絝卻不免踏入的革命陣地。
在過去，咖啡館不僅是富有現代化浪漫想象的休閒場所、文人墨客創作的重要元素，更是具有文化與政治意味的公共領域。而如今，咖啡館逐漸從街角走向商場，衝破“文人客廳”的想象，在符號消費與打卡文化中回應現代性的詢喚，也呈現出更復雜的面向。在社會與歷史的變遷中，咖啡館成為一個觀察城市的獨特視角。
2023年5月20日，上海咖啡文化周，夜晚的活動現場（攝影：範劍磊）
咖啡館的興起與嬗變
在15世紀中葉以前，咖啡幾乎不為人所知，其苦澀的口感一度使它與大眾生活絕緣。在歐洲早期的遊記中，對於咖啡的描述最常見的是“苦澀和令人不悅的味道”。因此，心理學家羅伯特·鮑爾斯甚至斷言，“喝咖啡絕對是一種後天慢慢養成的愛好和品位。”事實上，這種品位的培養與英國的鑑賞家群體息息相關，是他們將咖啡引入大眾的視野中。
鑑賞家群體是一群“學識淵博但遠離迂腐和學究氣”的精英。他們伴隨著英國人文主義運動的興起而出現，喜愛從世界各地收集新奇與獨特的珍品，並發展出有關的知識體系，引領著早期英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咖啡”正是吸引他們好奇的新鮮事物之一。
1650年，英國首家咖啡館於牛津天使城開設，牛津大學所具有的東方主義研究和充滿活力的文化氛圍，為咖啡文化引入英國提供了極其肥沃的土壤。1652年，倫敦的第一家咖啡館開張營業，全英國的鑑賞家們開始熱切地研究起這種新飲料，他們不斷髮掘咖啡潛在的醫學價值以及商業價值。
這一時期，英國的咖啡館深受“鑑賞家文化”的影響，具有學術氛圍濃郁卻不迂腐古板的氣質，許多志同道合的學者們聚集於此，消閒、讀書、辯論。由於咖啡館相對低廉的價格，它一度被坊間稱作“便士大學”。1675年，托馬斯·喬丹在讚頌倫敦市長的一首韻律詩中寫道：
不可忽視的是，公眾獨特的消費意識進一步催生了咖啡館的興盛。彼時的咖啡迎合了人們對身體健康、清醒生活態度的追求，被想象為“酒”的對立物，成為“一種使人清醒且快樂的社交飲品”，而咖啡館也以其明顯的氣韻超然於食肆與酒館。於是，在上流社會的獵奇文化、海外貿易擴張、都市公民社會等因素的碰撞下，咖啡館逐漸興起，成為英國城市景觀的一部分，也在貴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間搭建起潛在的橋樑，在這裡，名流與普通百姓濟濟一堂，盡情享受著充滿異域風情的飲品，分享趣聞軼事。
18世紀的咖啡館（圖源：北風圖片檔案館/阿拉米圖片社）
咖啡館開始被一眾學者視作進行公共討論的“公共領域”，頗具政治意味。然而，加拿大英國近代早期歷史研究中心主席布萊恩·考恩質疑道，在這類把“咖啡館等同於‘公共領域’的輝格史學與進步的書寫範式中，近代英國社會所表現出的猶疑不決被忽視了”。
在咖啡館顯露出民主化的色彩後，統治者對政治生活分裂的恐懼從未消散，對咖啡館的管制層出不窮。但無論是發佈“禁止在咖啡館兜售不實之詞”的禁令，還是“嚴懲咖啡館中的煽動叛國行為”的高壓舉措，咖啡館都存活了下來。
在社會文化方面，咖啡館有人愛也遭人恨。文人們認為咖啡館裡的交談“毫無紀律可言，不可與大學相提並論”，而平民覺得咖啡館“太文雅，以致不適合那些低俗放浪的玩笑”。
在與市民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咖啡館不斷調整姿態，兩類截然不同的形態湧現出來：一類是豪華氣派的大型咖啡館，位於城市最富庶的地段；另一類則更為樸素和尋常，位於居民區內，為當地人提供茶點、報紙等服務。同時，咖啡館也嘗試與不同的行業和形態相結合，新聞館、拍賣行、客棧、理髮店、妓院這些機構都曾以巧妙的方式與咖啡館融合共存。
《咖啡社交生活史：英國咖啡館的興起》
[美]布萊恩·考恩 著 張妤玟 譯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2021-10
在把咖啡館視作“公共領域”的論述中，最值得懷疑的是“咖啡館提供了一個平等交流空間”這類論述。布萊恩·考恩認為，“在咖啡館的發展歷程中，可達性與排他性之間的巨大張力始終貫穿其中。”也就是說，咖啡館雖未以正式的方式將特定人群排斥在外，但實際上，它並不完全向所有人開放。
女性就曾是被拒之門外的群體之一。咖啡館在出現的第一個世紀裡被認為是男性的專屬領地，“女性咖啡館”僅作為特例存在。這一排他性也反噬了男性群體，“作為處於男性公共生活前沿的單一性別環境，咖啡館引發了大量關於男性規範的焦慮。”因此，在咖啡館內，那些缺乏男性氣質的男人極易遭受攻擊。
20世紀初，咖啡館（Coffeehouse）被重新命名為咖啡館（Cafe），成為“現代主義”新文化運動的關鍵場所，不斷煥發新的生機。
上海與咖啡館的持續互動
20世紀初期，大量外僑來滬發展，上海的咖啡館開始興盛。上海海關貿易冊顯示，僅1931年，上海進口咖啡的數量就高達499,374斤。與“鑑賞家群體”對英國咖啡館的重要意義相似，上海知識分子在引領“咖啡文化”的風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不僅頻繁往來於咖啡館，還基於自身經驗重新定義與闡釋著它們。
外國僑民喝咖啡（圖源：《上海珍檔-新民晚報》，2004年9月24日）
咖啡館在這一時期也成為了文藝界人士創作的素材或主題，如徐訏的《吉卜賽的誘惑》、溫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張若谷的《咖啡座談》、田漢的《咖啡館的一夜》等。在持續不斷的想象和闡釋中，咖啡館被凝聚為一個理想的“文化符號”。《申報》副刊《藝術界》專門開辦了“咖啡座”欄目，象徵著知識分子自由辯論、討論的空間。咖啡館也是一些秘密革命活動的開展場所——1929年10月，左聯第一次籌備會在公咖咖啡館召開；潘漢年等中共特科人員獲取情報的地點選在DD’S咖啡館。
對於上海而言，咖啡館也是一種現代性的象徵。在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上海文化研究學者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中，“咖啡館是一個男男女女體驗現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間”，它裝點著上海的摩登形象，並在城市與人的聯結中煥發新的生機。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江文君觀察到，“隨著咖啡館文化的發展，咖啡館的消費主義本質越來越濃烈。”為了招攬客人，咖啡館開始設置各類新鮮玩意，如按摩電椅、抽獎機、滅火機、舞池等等。甚至，網吧在最初進入中國時也是以“網絡咖啡館”（cybercafé）為名的，以彰顯其“公開、交流、分享、連結，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特質。
《2023中國城市咖啡發展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咖啡產業規模2007億元，”而上海以8530家咖啡館成為全球咖啡館數量最多的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擁有1.35家咖啡館。在上海，咖啡館不再是需要穿街過巷尋找的地標，而豐富到如同飲料“便利店”般的存在。
隨著逼蹙空間的“外賣咖啡店”和即買即走的“快取店”大量湧現，咖啡館逐漸破除了“第三空間”的單一想象。咖啡也不再是公眾無福消費的“奢侈品”，而成為各年齡段人士的“提神藥”或“休閒水”，以低廉的價格、充足的容量向消費需求靠攏。咖啡館也開始迴歸其商品意義，咖啡本身變得更重要，場所退居其次。
這與互聯網所催生的“移動”與“在線”等城市生活形態相呼應，也與人們對於“清醒提神”的需要息息相關。“我的血液裡流的都是冰美式”、“早八人的續命水”已經成為打工人常掛在嘴邊的說辭，但這些略帶誇張的措辭，卻與上述咖啡發展報告的觀察如出一轍：“外賣咖啡成為上海市民日常標配，在一天中的8點至14點，上海咖啡外賣訂單日時段佔比超過60%。”
在“全民冰美式”的玩笑中，咖啡館不僅展現了它是如何從“第三空間”的想象中走進日常生活的，也在這種消費文化的表達中流露出了對於超快節奏、睡眠缺乏的生活的無奈。咖啡館在歷史中不斷流變，但又始終與它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連。
參考文獻：
[美]布萊恩·考恩著,張妤玟譯,《咖啡社交生活史：英國咖啡館的興起》,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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