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個小人物不經意間打開了通往歷史的隧道。
此時，中華大地正處於動盪不安的年代，敦煌道士王圓籙已在莫高窟中定居多年。
他對這座荒廢多年的佛教石窟寺進行清理，偶然間發現一段甬道的牆上有條裂縫，從縫隙中望進去，竟是滿室的經卷文物。王道士發現的這個洞窟，是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
從藏經洞文書中最晚的題年可知，這裡重見天日前，已經封閉了900年。
圖片｜王圓籙（1849-1931），他改變了莫高窟的歷史 · 攝圖網 ©
王道士只是一介矇昧百姓，沒有保護文物的觀念，他將一部分文物獻給當地的達官顯貴，但並沒有引起重視。
此後，藏經洞的消息沸沸揚揚地傳遍世界，官紳、洋人、亂兵先後來到莫高窟，文物遭受破壞，四散飄零。
藏經洞的發現，開啟敦煌的一段痛史，也引起了海內外學者對中國石窟的關注。
佛教石窟，開鑿于山崖之間，起源於古印度，隨著佛教東傳，在中國這塊廣袤的沃土上生根發芽，逐漸形成以佛教文化為特色的石窟藝術。
其中，敦煌莫高窟與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並稱為“三大石窟”，後加天水麥積山石窟，合稱“四大石窟”。
莫高靈光
東漢明帝時期，白馬馱經到洛陽，將佛教傳入中國。
到魏晉南北朝，社會長期動亂，佛教得到一部分統治者的扶持。與此同時，掙扎於苦難深淵之中的民眾為祈求安寧，也從宗教中尋求慰藉。中國佛教由此興起。
公元4世紀後期至5世紀，從印度傳來的石窟藝術從西域進一步向東傳播。狹長的河西走廊上，分佈著許多早期的中國石窟群，如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須彌山石窟、炳靈寺石窟等，僅甘肅省就建有石窟寺20餘座。
圖片｜敦煌鳴沙山月牙泉 · 攝圖網 ©
“莫高”二字，在佛教典籍中可形容佛教的高僧大德，而在歷史上，莫高窟的開鑿充滿神秘色彩。
史載，公元366年，十六國前秦時的樂僔和尚手持錫杖，雲遊四方，一路來到敦煌。
一日，夕陽西下，疲憊的樂僔在鳴沙山崖下大泉河邊取水飲用。他捧起河水，一飲而下，精神大振，一抬頭，只見晚霞照在對面三危山上，如同萬道金光，亦如千佛顯現，氣象非凡。
因常年雨水沖刷，鳴沙山東麓被切割成高數十米的斷崖，正好是開鑿石窟的絕佳場所。樂僔心有所感，決心留在佛光照耀的山水之間修行，並在峭壁上開鑿石窟，經過幾年努力，終於鑿成敦煌第一個窟龕。後來，一位叫法良的禪師來到敦煌，看到樂僔開鑿的石窟，也認為這是塊聖地，就在樂僔開的石窟旁邊開鑿了第二窟。
莫高窟的開鑿，濫觴於這兩位高僧。
此後，前來朝拜的信徒絡繹不絕，人們紛紛在這裡開窟、造象、建寺，經過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諸代相繼開鑿，形成了現存規模宏大的石窟群。
僧侶信徒開鑿石窟，一是為了雕塑佛像，繪製壁畫，瞻仰膜拜，尤其是在十六國與北朝時期，印度佛教的末法思想也流傳到中國，相傳，佛教進入黑暗的末法時期後，寺塔盡毀，比丘蒙難，開鑿石窟便是為更好地保護經像。
二是將其作為起居、禪修的場所，開鑿地點一般選在遠離城鎮喧囂、依山傍水的幽靜環境。
如今的敦煌莫高窟，有洞窟735個，大體劃分為南區石窟和北區石窟。
由於北區石窟研究較晚，很少有遊客去留意第1窟以北，那兩百多個狀如蜂窩的洞窟。近年，學者在莫高窟北區發現了禪窟、僧房窟和禮佛窟等洞窟，從而證明，北區洞窟主要是為僧人修行、工匠居住與瘞埋遺骨所用。
到莫高窟參觀的人，一般都是到保存著大量塑像和壁畫的南區，這裡是集建築、雕塑、壁畫三位一體的中華藝術寶庫。
莫高窟已發現壁畫4.5萬多平方米，分為佛像畫、經變畫、佛教事蹟畫、故事畫、神怪畫、肖像畫與裝飾圖案等七大類，反映了一千多年來中國宗教文化、歷史、藝術、風情等等變化。
佛經故事一般是用來教化弟子與信徒，莫高窟壁畫中的故事有薩陲那太子捨身飼虎、屍毗王割肉喂鷹、九色鹿捨己救人等耳熟能詳的傳說，大多為橫卷式的連環畫，色彩絢麗，雄偉大氣。
莫高窟的開鑿到隋唐時期達到鼎盛。這一時期開鑿石窟達300多個，且採用流行的“三壁一龕”窟形，塑像一般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像，再加上二天王或二力士的組合。
隋唐的佛像盡顯盛世氣象，如著名的北大像窟（96窟）與南大像窟（130窟）中的彌勒像高達二三十米。
史載，唐代和尚懷義、法朗為了贏得武則天的信任，在一部名為《大雲經疏》的經書中聲稱武則天是彌勒下生，這也是為武則天稱帝宣傳造勢。因此，武則天十分相信彌勒佛的傳說，當上女皇后多次籌集資金，在各地修造彌勒大像。
莫高窟的“北大佛像”高度僅次於樂山大佛，而在泥塑造像中，高度位居全國之首。
安史之亂後，唐朝邊防虛弱，河西諸州一度陷落。後來，沙州豪族張議潮率領的歸義軍收復河西諸州，歸順唐朝，但到唐朝滅亡前後，河西再次陷入動亂。
五代十國時期，張議潮外孫女婿曹議金執掌敦煌歸義軍政權。直到西夏統治河西為止，曹氏佔據敦煌100多年，幾代子孫皆提倡佛教，大造寺窟，還在敦煌仿照中原設立畫院，培養藝術人才。
莫高窟第98窟曹議金父子、于闐國王、王后等人物以及第100窟的曹議金與回鶻公主出行圖，都是描繪這一時期的歷史事件。據說，曹議金生前曾娶西北的回鶻可汗之女為妻，他們的女兒一個嫁到回鶻，一個嫁於闐國王。
莫高窟絕無僅有的藝術造詣為世人驚歎，也無聲地訴說著這個邊遠小城的歷史滄桑，從東晉十六國到元代，敦煌不斷開窟造像，前後延續一千多年。
不過，當年樂僔、法良最早開鑿的石窟如今已難尋蹤跡。
麥積崖閣
大約在莫高窟開始修鑿的三四十年後，河西走廊東邊的另一座古城天水，也有一個傳奇石窟群問世。
那就是，麥積山石窟。
麥積山位於天水市東南，其所在的秦嶺餘脈為長江與黃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由於地處山嶺北側，麥積山一帶具有南北過渡地帶的特點，氣候宜人，擁有被譽為古秦地八景之一的“麥積煙雨”，雖地處西北一隅，卻特別適合僧人坐禪修行。
關於麥積山一名的來源，據說是因為遠遠地看，麥積山像是農家豐收之後在廣場上堆起的麥垛。
根據第4窟階梯入口處的宋代題刻，“麥積山勝蹟，始建於姚秦，成於元魏”，可推測麥積山石窟始鑿於十六國時期。
公元4世紀，十六國中的後秦（也稱姚秦）統治者非常崇信佛教，他們在關中建立政權，翻譯佛經，修建塔廟，使長安成為當時中國的佛教中心之一。
這一時期，北方群雄割據一方，戰亂不休。據《高僧傳》記載，高僧玄高為避戰亂，來到麥積山崖下隱居，收弟子百餘人，傳授佛經。
但麥積山石窟的大規模開鑿，還要等到北魏。如今位居西崖東部顯要位置的第74、78石窟，都是麥積山早期石窟的代表，一說開鑿於北魏文成帝復法之後。
根據考證，麥積山石窟大興於北魏，西魏再修崖閣，北周時造七佛閣，隋朝塑摩崖大佛，後經歷代修建，遂成為我國著名的大型石窟群之一。
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後，西魏政權定都長安，為了與東魏抗衡，又擔憂北邊的遊牧民族柔然南侵，西魏文帝元寶炬被迫娶柔然可汗的女兒鬱久閭氏為皇后，以通婚的方式求得北境安寧。
此前，元寶炬已經有一個皇后，即史書中記載的乙弗皇后，她生性節儉，為人仁慈，與元寶炬十分恩愛。可是，在朝中權臣與北方強敵的雙重壓迫下，元寶炬只好廢黜乙弗氏，命她出家為尼，並將他們的孩子分封到外地。
後來，柔然出爾反爾，南下侵略西魏，元寶炬無奈之下，只能派人將已經出家的乙弗氏賜死。乙弗氏得到詔書後，毅然走進室內自盡，臨死前說：“願皇上活千萬歲，天下得以平安，如果這一切都能實現，我死了也沒有什麼怨恨。”
乙弗氏的兒子元欽即位後，將乙弗氏與元寶炬合葬於永陵，為了紀念乙弗皇后，人們在麥積山鑿龕塑像。傳說中，麥積山石窟其中一尊佛像，就是根據乙弗皇后的容顏所塑造。
麥積山石窟經過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各代不斷營造，石窟最多時達200多個。
與敦煌莫高窟相同，麥積山石窟主要以壁畫和塑像為主，可如果說敦煌更像一個大壁畫館的話，那麼，麥積山則是一座“陳列塑像的大展覽館”（史學家范文瀾評價）。
石窟中7000餘尊雕塑像，絕大多數為泥塑與石態泥塑造型，神形兼備，栩栩如生，也正是自麥積山石窟開始，中國的佛菩薩造像由原來濃厚的西域色彩向中原風格轉變，西域石窟造像藝術在此停留之後，向東流向內地。
麥積山石窟的另一大特色是開鑿於懸崖峭壁之上。直到今日，登洞窟參觀還要依靠凌空棧道。
在古代，這些外露棧道非常驚險，且多次燒燬或坍塌，很少有人上得去，正因如此，麥積山石窟在漫長的歷史中多次躲過了戰亂等禍害，大部分文物古蹟才能原式原樣地保存至今。
帝王化身
麥積山石窟大規模開鑿之前，佛教在北魏時曾經遭遇一次慘痛打擊。
北魏王朝的開創者道武帝拓跋珪是一名佛教徒。這位驍勇善戰的皇帝之所以推崇佛教，一方面也是出於統治的需要，他既是世俗世界的領袖，也想當佛國世界的化身。
深受道武帝器重的高僧法果意味深長地說：“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
法果這是說，我拜見天子，也是在向佛致禮。僧人們稱讚道武帝明睿好道，是佛的化身，目的當然也是希望得到皇帝的支持，為弘揚佛法創造環境。
太延五年（439年），道武帝的孫子北魏太武帝滅北涼，將涼州的大批僧人、工匠遷往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
涼州是西北的佛教勝地，開窟造像之風盛行，這些北涼僧徒到達平城後，進一步推動了中原佛教的發展，可緊接著就迎來一場風暴。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早年也信佛，後來改奉道教。在平定蓋吳叛亂後，太武帝看到有些寺院私藏大量兵器與財物，決定打壓多年來迅速膨脹的佛教，以懷疑僧侶同謀造反為由，下令禁燬佛像，誅殺沙門。
史載，此後數年內，“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
經歷北涼滅亡和太武帝滅佛事件後，河西僧眾對末法思想更加深信不疑，這兩次災難也為雲岡石窟的開鑿提供了契機。
興安元年（452年），北魏文成帝即位後，下令恢復佛法，並再次用佛教來強化統治，命工匠雕鑿“如帝身”佛像。這尊佛像完工後，顏面與足下都有黑石，與皇帝身上的黑痣一模一樣，如此一來，皇帝又成佛陀的化身了。
此後，文成帝下令為道武帝以下武帝鑄釋迦立像五身，進一步將皇帝與佛像合二為一，並尊奉高僧曇曜為師，採納其建議，為北魏皇帝像開鑿五座大窟。
從文成帝復法開始，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北魏皇室在平城西郊武周山南麓，依武州川北岸崖壁開鑿多座石窟，此即中國歷史上最早為皇家營造的石窟——雲岡石窟。
太武帝毀佛時，仍有高僧師賢隱身改業、曇曜“死守不還”，保留佛教傳播的火種。其中，曇曜本是北涼的國師，在北魏滅北涼後，與大批涼州人一同被遷往中原，在太武滅佛時仍身著袈裟，片刻不離，冒著被殺頭的風險四處避難。
曇曜與文成帝相識還有一段小故事，相傳曇曜漂泊到平城後，他的袈裟被文成帝的馬咬住。文成帝認為，這是“馬識善人”，便對曇曜以師禮待之。
雲岡石窟的第一期工程“曇曜五窟”，即現在的第16至20窟，就是由這位高僧主持開鑿。據說，他此開鑿窟龕五所，造像皆為仿造北魏皇帝相貌。
曇曜五窟中的第20窟佛像，為依照北魏道武帝形象鑿刻的釋迦牟尼像，至今已歷經1500多年的風霜雨雪，前壁因某次地震崩塌，致使整個洞窟顯露在外，成為露天大佛後更加氣勢輝煌，是雲岡石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第18窟佛像所披的“千佛袈裟”，代表著佛教的“往生”觀念。有學者推測，這尊佛像的原型可能是北魏太武帝，這一別出心裁的設計是因為太武帝當初屠戮佛門弟子。
曇曜認為，弟子殉道，往生極樂淨土，而把象徵千百蒙難而成正果的形象附在太武帝身上，也算是一種懲罰。
佛國與人間，因為政治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也為藝術創作提供了獨特的意義。
時至今日，雲岡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歷經1500年，有5萬餘尊大小佛像、252個窟龕。
雲岡石窟是中國少有的基本上完成於一個朝代、一個民族意識形態下的產物，集中體現了北魏王朝的精神，而四大石窟中的第四座瑰寶，表現的是另一番帝國氣象。
圖片｜雲岡石窟第3窟，相傳原為曇曜譯經樓，中間坐佛像高10米，兩側菩薩立像高6.2米 · 圖蟲創意 ©
盛唐氣象
前文說到，武則天執政時，懷義、法朗為了討好她，預言她是彌勒在人間的化身，將會當上皇帝。其實早在武則天還是皇后時，丈夫唐高宗就以她的形象造了一尊佛像，武后還為此捐助了兩萬貫胭脂錢。
這尊佛像高達17.14米，臉龐圓潤，慈眉善目，帶著神秘微笑，據說是武則天四十多歲時容貌的再現，一些外國遊客常將其稱為“東方的蒙娜麗莎”。
站在佛像前仰望，彷彿可以感覺到他慈祥的目光穿越千年，正凝神注視蒼生，聽著人們的訴說。
這尊大佛就是洛陽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
佛像兩側依次雕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像，左側迦葉像已殘破，右側阿難像保存完好，一副謙恭模樣。
整組群雕佈局嚴謹，氣勢磅礴，集輝煌、莊嚴、優雅於一體，成為洛陽龍門石窟最著名的象徵。
洛陽，作為中國最負盛名的古都之一，依山傍水，形勢險要。
城南為龍門峽谷的入口處，自古稱為龍門口，谷口東西兩山呈對峙之勢，伊水穿流而過，形成天然的門闕關隘，是古代洛陽城南的唯一通道，故有“伊闕”之稱，龍門石窟就開鑿在東西兩山之上，所以也稱“伊闕石窟”。
龍門石窟的大規模開鑿活動，始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亦為皇室經營，歷經北齊、北周的爭霸與隋朝的統一，到唐代已形成橫跨東西兩山、南北長達1公里的石窟群。
史料記載，最早在龍門石窟開窟造像的皇室成員為唐太宗之子魏王李泰，他為紀念生母長孫皇后，在龍門賓陽南洞雕鑿大像。
此後，唐代皇室與臣僚在龍門石窟掀起一陣造像的高潮，不僅雕鑿了眾多石像，還留下許多碑刻銘文，一座龍門石窟，也是“半部唐朝史”。唐玄宗天寶年間以後，洛陽為亂軍所佔，石窟開鑿基本中止。
龍門石窟現存窟龕2300多個，造像多達11萬餘尊，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規模最大的石刻藝術寶庫。
千年一嘆
在隋唐盛世的群星璀璨之後，石窟藝術隨佛教一樣步入了緩慢的發展階段，也更加“中國化”。
宋元之際的石窟藝術，造像形象更為寫實、市井化，工匠雕刻出了世俗的“神”，即人的形象。這一時期的造像中，釋迦牟尼可以是清貧瘦弱的樵夫像，白衣觀音平凡樸素如農家婦女，十八羅漢苦惱落寞宛如化緣乞食的行者。
事實上，每一個時期的石窟，都是時代的縮影。
北朝石窟造像莊嚴雄偉，象徵鮮卑貴族的至高皇權；唐代的菩薩佛像有一種雍容華貴的盛世氣象，是當時上層女性“貴而美”形象的顯現；宋代的石窟平淡樸素，那是一個文治帝國特有的“夸麗之容”。
及至明清，佛寺依然屹立於中國大地上，但中國古代石窟藝術已經歸於沉寂，當它再一次走進人們的視野，竟是一段痛史。
史學家陳寅恪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敦煌莫高窟在近代以後多次遭劫。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後，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美國人華爾納等外國探險家先後來到莫高窟，用誘騙甚至是強搶的手段，盜取了莫高窟的大批珍貴文物。
當地官員也不重視對莫高窟的保護，甚至加入到破壞文物的行列。1924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華爾納來到莫高窟考察，給朋友寫了一封信，說：“所有的文本和絹畫、紙畫，看來很久以前就被瓜分完畢了。斯坦因、伯希和、北京、甘肅總督和日本人未能獲得的東西，又被縣長知事們一件一件得到……”
在莫高窟中，華爾納還在寫給妻子的第一封信中寫道：“不用說，我也要誓死帶回一些壁畫。”回美國前，華爾納從320、323、329等窟粘揭壁畫26塊，還盜去了一尊唐代菩薩像。
次年，他第二次來敦煌，受到憤怒的民眾抵制，只購得一本隋代佛經，並拍了多張照片，悻悻然地歸國。
據統計，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經過外國人的多次騙買與國內的四散流失，現藏數量僅剩總數的不到五分之一。敦煌文書分藏在世界各地，至今破鏡難圓。
國寶危矣！
百廢待興之際，中國知識分子義無反顧地接過保護石窟的重擔，這其中有在歐洲訪求敦煌經卷的向達、“敦煌守護神”常書鴻、一生臨摹敦煌壁畫的段文傑、堅守大漠半個多世紀的“敦煌女兒”樊錦詩，還有無數默默奉獻的學者、藝術家與當地居民。
常書鴻年輕時到法國留學，學習美術。有一次，在巴黎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他偶然看到了法國人伯希和編輯的《敦煌畫錄》。常書鴻後來回憶說，那些來自敦煌莫高窟的藝術作品，“使我為之傾倒”，可當想到祖國古代如此輝煌燦爛的藝術瑰寶受到外人掠奪，他又感到萬分痛苦。
正是在這一天，常書鴻萌生了去敦煌的想法。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已在莫高窟研究一年的常書鴻成為首任所長。
常書鴻把莫高窟當成了家，此後餘生都與石窟作伴。
來到敦煌後，他經歷了家庭變故的悲傷，妻子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從敦煌離家出走。他也經歷了經費停止的難關與時代的衝擊，卻仍然與同事們在艱苦的條件下臨摹壁畫、研究文書，為捍衛莫高窟而矢志不渝。
不僅如此，常書鴻還帶領全體職工清理莫高窟內的積沙、修路植樹，甚至在洞窟對面修築了一道擋沙牆。莫高窟如今能面向大眾開放，這一輩學者功不可沒。
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曾問常書鴻：“如果有來生，您會選擇什麼職業？”
常書鴻答道：“我不是佛教徒，我不相信‘轉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來到這個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近幾十年來，其他石窟的保護工作也得到重視。從上世紀50年代，以環境整治、日常維護和應急除險等保護工作為主，到如今，已經進入修復保護工程、世界遺產監測預警體系建設、數字化等工作，國內各大高校、科研機構也培養了幾代專業人才。
全國100多處石窟寺都得到有效治理，數據顯示，2012年-2020年，我國文物保護專項資金中，支持石窟寺保護資金超過10.4億元。
而今，石窟尚在，中華文脈不絕。
… 完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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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水石窟文化》，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
趙聲良：《敦煌石窟藝術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
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艾公子 講歷史上16個懸疑大案，順利收官
上騰訊視頻搜“疑案裡的中國史”，看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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