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
68.00圓
9787226056073
內容簡介
藏經洞開啟以來，敦煌莫高窟作為中世紀佛教遺產得到世人關注。學界根據敦煌新材料研究敦煌佛教，初期主要刊佈研究僧人信徒造窟碑記、畫像贊、刻經題記及藏經洞所出古寫本佛經，展示了唐宋時期敦煌佛教的某些世俗景象。但很快地轉向佛學義理的探討，更多地關注了敦煌出土的佛經、經疏等文獻。到20世紀40年代起，學界又重新關注敦煌佛教、佛寺、僧侶、信徒的信行實踐及社會行為等世俗問題，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大部分敦煌佛教研究存在理想化的標準塑造現象，認為敦煌佛教主流是依據佛教《經》《戒》規範的理想型佛教，帶有世俗意味、不合《經》《戒》規則的佛教被稱為“民間佛教”或“平民佛教”“庶民佛教”，屬於歧出的特例。《八至十一世紀敦煌世俗佛教》則認為唐宋時期的敦煌佛教真實的情況應該是：嚮往來世、尤重今生，亦顯亦密、亦禪亦淨，諸宗兼容、不專一宗，真經偽經、同等流行，入世合俗、戒律寬鬆。李正宇先生運用大量的敦煌壁畫、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及敦煌遺書中寫經題記、造窟記、功德文、僧俗邈真贊、寺院文書、佛事齋願文等資料，詳細論證唐宋時期敦煌佛教的世俗特性，提出八至十一世紀的敦煌地區，佛教已經從魏晉南北朝時期提倡的厭世棄俗、出世脫俗演化為入世合俗、迎合普羅大眾世俗願望的世俗化佛教。著者始終以動態視角考察分析古代敦煌佛教的發展演化，蛻故孳新，實在是中國古代佛教研究的一大突破。
著者：李正宇，男，河南省正陽縣人，1958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20世紀80年代入職敦煌研究院從事敦煌學研究，在敦煌歷史地理、佛教、文學、語言文字、書法、樂舞、教育、考古、敦煌學理論等多方面取得豐碩成果，時有創新糾謬之說。出版專著《敦煌學導論》《敦煌史地新論》《敦煌歷史地理導論》《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等10餘種，在《歷史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檔案》《尋根》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20餘篇。先後獲得甘肅省社會科學二等獎三等獎、甘肅省地方史志優秀成果一等獎、甘肅省戲劇理論研究一等獎、中國硬筆書法協會硬筆書法理論研究終身學術成就獎等。現任甘肅省文史館館員，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
編者：徐曉卉，女，甘肅省靖遠縣人，蘭州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敦煌歷史文獻研究，近年關注百年敦煌學人的文化精神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研究。先後在《敦煌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農史》《甘肅社會科學》《敦煌學輯刊》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編撰參與科研著作5部，主持參與完成國家級、省部級、地廳級課題10餘項。
前 言
業師李正宇先生博聞強記、識見卓犖，素為及門我輩之所仰止，20世紀90年代季羨林就稱譽先生為“開後學之先路，作中流之砥柱；俯不怍於後，仰不愧於前”的敦煌學者之一。先生晚年移目古代敦煌佛教研究，從大量敦煌遺書、壁畫、絹畫及供養人畫像題記等資料中獲知，八至十一世紀的敦煌佛教脫出《經》《戒》、順隨世俗的現象充耳滿目，呈現“入世合俗”的特徵。初曾視為“民間佛教”，繼而知其不僅僅流行於民間，實乃普及於社會各個階層，上流人物如敦煌王、節度使、都僧統、名僧大德以及豪門世族大力尊奉倡導，促使敦煌佛教“入世合俗”的特點愈加突顯。這種不合正統佛教《經》《戒》規範、追求現世利樂、“入世合俗”的佛教，先生擬名曰“敦煌世俗佛教”。這一命題，初不甚為學者接受，習於舊說者嘗誚之曰：“世俗佛教是哪門子佛教！”後來漸被學界接受並有不少學者加入“敦煌世俗佛教”研究隊伍。“敦煌世俗佛教”的命題得以確立。
先生年際望九，精力漸衰，承蒙先生不棄，委愚生助其編訂敦煌世俗佛教研究文集。餘誠惶誠恐，遂細加研讀諸文，深味先生學養深厚、識見敏睿、邏輯精審、實事求是的學術風格，被先生老驥伏櫪、筆耕不輟、追求精進的科研精神所激勵，將不成熟、不完善的讀文心得作為文集前言，湊為導讀，以得沾先生慧光，榮幸之至！
本文集選錄了先生二十餘年陸續撰寫的十八篇有關古代敦煌佛教研究的文章。先生從不同角度揭示論證唐宋時期敦煌地區佛教的世俗特性，並對敦煌佛教研究的方法和思路進行反思，指出以往諸家研究多側重佛學而少論寺院事功、僧尼。他認為佛學屬理性範疇、佛教屬實踐範疇，二者雖有密切關係，但畢竟各有自己的質態，其發展態勢和取向亦不盡同步，需要區分研究，不應混為一談，尤不可將佛學取代佛教。
《唐宋時期的敦煌佛教》《重新認識八至十一世紀的敦煌佛教》《再論晚唐五代北宋時期的敦煌佛教》三文，從宏觀方面運用大量的敦煌文書和傳世文獻相互比照，說明唐宋時期的敦煌佛教是一種中國化、民族化、世俗化的佛教，與傳統觀念中的“正統”佛教大相徑庭。敦煌世俗佛教與“正統”佛教本雖同而流頗異，其“世俗性”突出表現在：嚮往來世而尤重今生、入世合俗的持守作為，重信行輕義理的奉佛實踐，諸宗皆奉不專一宗的兼容信仰，諸經皆奉無別真偽的佛經尊奉，傾情現世利樂藉助懺悔救贖的變通行為。先生在闡述“敦煌世俗佛教”的命名理據時，認為唐宋時期敦煌世俗佛教的信徒涵蓋了社會各階層，上自節度使、敦煌王、郡君、縣君、都僧統、都僧錄、都僧政、都法律、臨壇大德等高層人物，中括當地一般官吏、名士、闍梨、老宿、寺主、法律，下至底層僧尼、平民信眾、販夫走卒、傭工奴婢、婦女兒童，其流行層面不限於某個階層而是普漫全社會，故“世俗佛教”之名完全突破了“民間佛教”“平民佛教”或者“庶民佛教”之類的侷限性冠名。關於敦煌佛教的世俗化演變狀況，先生提出：早自北魏以來，敦煌佛教已經開始面向人生，企求現世功利，出現“世俗化”傾向；隋唐時期，敦煌佛教繼續向世俗化方向發展；吐蕃佔領敦煌後，在吐蕃苯教及早期佛教的影響下，敦煌佛教急遽加快世俗化步伐，並基本完成世俗化進程，轉變成異於舊觀的新型佛教。這意味著，敦煌佛教自北魏以來的“世俗化”發展，到八至十一世紀時已不再在“世俗化傾向”的道路上踟躕行進，而是完成“世俗化”進程，鑄就了前無其匹、入世合俗的新型佛教，即“敦煌世俗佛教”。這三篇總括性的文章有理有據，多視角、多層面地闡述了唐宋時期敦煌世俗佛教的種種特性和表現，完全不同於中外佛學家所描摹的敦煌佛教，令人耳目一新。
《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的經典及其功用》、《唐宋時期敦煌佛經性質功能的變化》兩篇文章集中考察了唐宋時期敦煌地區佛經範疇的泛化及其價值功用和傳播手段等方面的變化，進一步說明敦煌佛教中國化、民族化、地方化、時代化、社會化和世俗化的特徵：
1、唐宋時期敦煌佛經突破經藏匡範呈現泛化。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佛教典籍中除了正藏佛經之外，其它各種經咒、真言及疑偽經、講經文、變文、因緣、功德文、願文、辭贊同被賦予神通法力，同被供養、誦讀、抄寫或施捨，且以之為功德。
2、唐宋時期敦煌佛經的價值功用走向功利化。佛經的神通法力，為廣大信眾滅諸罪障、所祈如願給了種種希望。敦煌藏經洞出土佛經的寫經題記中可見各種世俗祈願，如為亡靈追福超度、求升官、酬官事得免、求分娩平安、流落異鄉求平安或早還鄉、求護居宅、患病求瘥或闢除疾疫、盲者聾者願見願聞、跛者啞者能行能語、奉為尚書北征得勝保無災難（此又意味著枉顧殺戒）、女子求來生轉男身等等。佛教信徒的心目中，各種佛經與佛及菩薩同樣法力無邊，可以為人解除各種世間苦難，助人獲取現世利樂。這顯然淡化了北朝時期“捨身飼虎”“割肉貿鴿”“身剜千燈”之類忍辱苦修的觀念。
3、唐宋時期敦煌佛教傳播方式大眾化。佛經以文字為載體，佛教以文本形式進行傳播，並不適合廣大目不識丁、不具備誦讀能力的信眾。他們只能通過識字人的口頭講誦而間接地、部分地接觸佛經。所以唐宋時期的敦煌莫高窟出現大量彩塑、絹帛畫，窟壁上繪製大量經變畫、因緣畫、佛教史蹟畫及供養人像，另有講經文、變文、唱辭、俗曲，以及請人寫經、聽人講經、請僧人誦經、供養佛經、施捨佛經、置經流佈等大眾化傳播方式，遠較佛經之閱讀方式更為普遍、深入而又影響深遠。以上形象化、藝術化、通俗化的傳播方式，吸引著各階層識字或不識字的信眾，對所有信徒都具有極大的教化作用，成為名副其實的“大眾化”傳播方式。
《敦煌俗講僧保宣及其〈通難致語〉》考查了俗講僧保宣的生平，辨析了保宣所撰辭章屬講經《通難致語》，提出：“現存敦煌講經文，只反映了俗講進行的大略，其中主要是法師的講唱，至於都講的助唱及設難，則沒有載入或載入很少。那麼，我們從現存的敦煌講經文所讀到的，只是當年俗講法師的‘一面之詞’，關於都講的唱誦詰難，講經文提供的感性知識很少。”這個認識，充分肯定了五代時俗講僧保宣所撰講經《通難致語》作為古代俗講另一組成程序的實物佚存，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俗講正是敦煌佛經傳播手段大眾化的一種形式，也是敦煌佛教世俗化的重要表現。
唐宋時期敦煌佛教的世俗化研究，引發了佛教如何調節與儒教、道教關係的思考。先生認為，當時敦煌地區的佛教並非完全按照“正統”佛教那樣保持獨立，而是與儒教、道教相互影響，彼此吸納，化彼為我，提高自己的影響力。《所謂“三教融合”——以佛教為中心的考察》針對長期以來宗教門徒和宗教研究界流行的“三教融合”或“三教合流”的說法，認為其忽視了儒釋道三教間的根本矛盾，片面強調了三教間局部矛盾的緩解，反而是對三教鬥爭、調合、充實和加強自我的誤解和幻想。《吸納消化 化彼為我——談莫高窟北朝洞窟“神話、道教題材”的屬性》考察研究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時期的洞窟壁畫中的所謂“神話、道教題材”，認為它們在佛徒心目中已經不獨屬道教所有，而已屬佛教所有，已經超出了學界所揭示的“假借”或“嫁接”，既不能按照“佛道結合”或“佛道雜糅”的觀點釋讀，更不能以“道教繪畫作品”反映“道教思想”來理解。這種現象意味著北朝時期的敦煌佛教，正在突破傳統佛經的侷限，把其它宗教題材內化為自我強大的佛教因子，向世俗化舉步邁進。《孝順相承 戒行俱高——論中晚唐五代宋敦煌佛教高揚孝道》考察了唐宋時期的敦煌佛教結合中國傳統忠孝思想而理直氣壯地倡揚孝道、採取多種形式宣揚孝道思想的現象。孝道思想不同於正統佛經宣揚“斷欲去愛”捨身事佛、不得復以世俗恩親為念的理念。在敦煌，孝道思想已經深融於當地佛教，普及於僧尼及廣大世俗信眾，成為敦煌佛教及僧尼、信眾一致認同的信行和美德。倡言“孝順相承、戒行俱高”的佛經被大量傳誦、抄寫、供養。
《莫高窟藝術精神境界的發展》通過考察莫高窟壁畫題材和洞窟格局從北朝到隋唐五代時期的變化，論證敦煌佛教從厭棄今生、追求來世轉變為傾情現世、求取安樂。這是敦煌佛教汰舊增新的過程中不斷世俗化的又一表現。隋代以來，表現佛祖自我犧牲、堅忍苦修的本生畫及本行畫迅速消退，代之而起的各種經變畫大量湧現。經變畫雖然仍是宣揚佛化，卻將人世百業、人生百態搬進洞窟，佛窟中濃郁的人世氣息撲面而來，愈到後來愈加濃烈。比如佛、菩薩及侍從、弟子的形象，北朝時期表現得樸素無華、清靜寡欲，隋唐時期則繁複華麗，尤其菩薩面如宮娃，屈胯扭腰、身姿婀娜、儀態動人，極大弱化了北朝時期佛國的神聖莊嚴，增添了人世間的尊貴怡樂情態。供養人像的形體也從渺小卑微轉向高大威儀。莫高窟的佛國世界中出現堪以比附的紛紜人世。由此莫高窟佛教藝術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精神境界，堪稱唐宋時期敦煌佛教“世俗化”的一個切片標本。
《唐宋時期敦煌僧尼世俗生活面面觀》概略掃視唐宋時期敦煌僧尼融入世俗社會、共沐人生的種種事觀，以見敦煌佛教的世俗特徵。佛尊所教示、佛學家所反覆闡發的世界、人生“四諦”——苦、集、滅、道，均認為世界和人生是無邊無際的苦海，人世和生存一切皆苦，要脫離苦海，只有排除世間諸欲，一心修佛，達到“涅槃”善果。然而蕃佔期及晚唐五代北宋時期的敦煌，“四眾”信徒口頭上唸叨“四諦”，實踐上卻追求現世利樂，沉浸於濃厚的世俗塵緣中：僧尼奉行世俗孝道，僧尼“出家”卻多住俗家而住寺者少，僧尼不從“釋”姓、仍冠俗姓、甚至保持俗名，僧俗義結金蘭，參與結社，僧尼置業、競利、僱工、蓄奴，僧尼飲酒、供酒、開設酒店、造酒賣酒，僧人聽食“淨肉”，寺院及僧尼參加世俗節慶活動，僧人干政從政，僧人從軍征戰戍守，出家僧人可娶妻生子，等等。
《晚唐至宋敦煌僧人聽食“淨肉”》《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聽飲酒》《晚唐至宋敦煌聽許僧人娶妻生子》《八至十一世紀敦煌僧人從政從軍》分別從僧人食肉、飲酒、娶妻生子、從政從軍四方面詳論敦煌僧尼脫出經戒、入世合俗的要行，進一步詳揭敦煌佛教鮮明的世俗特性。
《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肯定了學界目前的敦煌佛教研究，對中晚唐至五代北宋時期敦煌佛教寺院組織、佛寺概況、僧官系統、法事活動、講經佈道、僧尼修持、寺院經濟、佛教信仰等諸多方面有相當廣泛的描摹反映，為敦煌佛教研究奠立了很好的基礎，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對於敦煌遺書及石窟保存的佛教資料所反映出的不合佛經規範的世俗化表現，依然未能作出明確的論斷。故敦煌世俗佛教的研究對中國佛教史或佛學思想發展史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概覽式梳理了敦煌資料中先後出現的祠廟寺觀，勾稽其名稱、地址、來源等信息。其中敦煌佛寺出現僧尼少住寺院、多住俗家的現象，是敦煌佛教世俗化的重要典型表徵。《佛塔叢識》考察了人們從築塔、雕塔到剪刻塔、掛軸式寫經塔的造塔形制變化，說明佛塔所代表的佛教信仰活動已經從“舊時王謝”的專利普及到“尋常百姓家”，這表明佛教功德活動簡易化、普及化、大眾化的發展趨勢，即貼近現世生活的世俗化趨勢。
餘懷虔敬誠心，拜讀先生宏文，概括其最突出的特點有三：資料宏富，理論闡述精準，學術識見卓犖。
資料宏富是文集所收論文最顯著的特點。這十八篇論文既有三五千字、短小精悍的小文，也有兩萬多字、敘述詳盡的長篇。文中引據敦煌遺書、佛經及各種文獻看似信手拈來，實則是先生幾十年的閱讀積累，厚積薄發。最短小的《佛塔叢識》所引用的古代文獻資料即有懸泉漢簡、唐·遁倫《瑜伽倫記》《摩訶僧祇律》《大般涅槃經》《大般若經》《金剛經》《佛祖統紀》《牟子理惑論》《佛說造塔功德經》《譬喻經》《法苑珠林》《右繞佛塔功德經》，敦煌遺書和出土實物資料也是應有盡有。長文《唐宋時期敦煌佛經性質功能的變化》僅列舉在敦煌遺書中所見疑偽佛經及真言咒語就達172種之多。這麼多經咒真言只有通過大量的比對辨析，才能區分正經、疑偽經。文章說明偈、贊、法、符、講經文、佛教變文、佛家辭贊、靈驗記等都被信徒視同佛經一般供養、誦讀、抄寫或施捨流傳時，舉例證就涉及《大目犍連變文一卷》《法體十二時》《祈贊文》《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墨繪觀音菩薩像、供養人像題名和題記、《功德記》等等。諸如此類的眾多資料被竭澤而漁、準確運用，分門別類、簡明扼要地拱托觀點，有理有據，夯實文章座基，折射出先生深厚的學術研究功力，令吾後輩惟有高山仰止的欽佩敬愛之情油然而生！
理論闡述精準，使論點表達極具針對性和唯一性。如《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以時間為經、以研究內容為緯，在理論闡述過程中既有學術研究成果是否反映真實社會狀況的針對性分析，又有評判佛教研究逐步深化、肯定“敦煌世俗佛教”命題的唯一性。先生追溯敦煌佛教研究最早是1909年蔣斧編印《沙州文錄》、羅振玉編印《敦煌石室真跡錄》、日本小野玄玅發表《降魔成道圖的研究（一）（二）》。上述中日學者刊佈敦煌僧人、信徒造窟碑記、畫像贊、刻經題記及敦煌所出古寫本佛經的研究，反映了唐宋時期敦煌佛教某些真實的側面。從1911年起，學者轉而關注敦煌所出的佛經、經疏，研究重點轉向佛學義理的探討，忽視了敦煌佛寺狀況、僧尼信眾的信行實踐及社會行為的觀察研究。20世紀40年代起，敦煌佛教的諸多社會活動問題才引起學者較多關注，研究成果涉及到寺院組織、僧官、佛教信仰、僧尼佛事活動、佛教信仰與地方文化融合等。總結這些已有研究成果後，先生提出：“由於受到佛教《經》《戒》規範及佛學大師論著的影響，大部分學者仍然按照《經》《戒》規範的標準來描摹敦煌佛教，取其合乎《經》《戒》規範者，棄其不合《經》《戒》規範者，塑造出一個合經合範的理想型敦煌佛教。”“嚴格說來，數十年來的敦煌佛教研究，不過是《經》《戒》規範的圖解，實際上卻抹殺了一個客觀上真實存在的、活生生的敦煌佛教。”“到8世紀末，敦煌佛教在世俗化的道路上已經行進了400多年，完成了‘化’的過程，終於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俗佛教’。”這種精準到位的語言表述，只有在大量的精細研讀、準確理解佛教《經》《戒》規範和已有佛教研究成果後才能形成。本文集所收其它論文在理論闡述的精準水平上並臻佳致，茲不贅述，請讀者親閱欣賞。
學術識見卓犖，是先生關於敦煌佛教研究突破陳見、蛻故孳新的橐鑰。百年來，中外學者根據敦煌遺書中現存宗教和世俗文書研究古代敦煌佛教，成績卓著。但是也存在不足：一是奢談佛學思想及宗派義理，而對佛寺事務、日常活動及僧尼信眾的信行和生活處事則輕描淡寫，甚至不屑一顧；二是研究者無意卻自為地按照佛教《經》《戒》的規範塑造出一個失去本真的敦煌佛教。先生則注重事物的客觀存在，以嚴謹的學術態度作出識斷，認為以往的佛教研究是“唯依經典而取捨臨摹，對敦煌寺院、僧尼及在俗信徒的信行實踐、生活狀況、意識行為輕忽不顧的作法，其實是違背史學原則、不符合史學規範的。”先生將唐宋時期敦煌佛教經藏的範圍內容、價值意義及傳播方式方法與“正統”佛學的觀念進行詳細比較，認為二者同中有異，變化很大，從知敦煌佛教已經是“中國化、民族化、地方化、社會化和時代化的世俗佛教”。先生把佛教研究從以往的靜態視角轉入動態視角進行考察分析，按照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探尋到古代敦煌佛教十分鮮明的世俗特性，是“平民佛教”“庶民佛教”或“民間佛教”命題的進一步昇華，實在是中國佛教研究的一大突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追求精進的學術精神始終貫徹於其學術研究中，本文集是體現這種精神的典型之作。他力圖全面全方位地揭示唐宋時期敦煌世俗佛教的真實存在，在刊發《唐宋時期的敦煌佛教》後，十餘年持續關注，不斷髮掘各種相關資料，屢得撰寫後續文章或補充修訂前文；1988年發表《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後，不斷補充修訂，1996年以同名收錄於其專著《敦煌史地新論》，收入本文集時又有增補修訂。僅上兩例足見先生鍥而不捨、精益求精的學術精神！
愚生雖盡全力敬讀先生研究成果，仍不免學識淺陋、理解偏差，謹略談以上，冀為讀者展示文集華彩之一斑。其中紕漏在所難免，敬請先生及讀者賜正！
愚生徐曉卉
敬撰於蘭州財經大學
2021年10月
（感謝徐曉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