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內容
在新中國的光輝歷程中，“兩彈一星”的研製成功，是中華民族為之自豪的偉大成就，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創造能力，創造了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蹟，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1999年8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于敏在回顧這段歷程時感慨道：“完全靠我國自己的力量攻克了核武器的秘密，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和中國戰略需要的有自己特色的研製核武器的道路，這是何等艱難的歷程，何等輝煌的業績啊！”
今天，我們重讀于敏的《艱辛的歲月 時代的使命》，不但可以深化我們對那段歷史的正確認識，而且可以促使今天的人們更好懂得如何與時俱進地克服缺點，少走彎路，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國際上習慣用從首次原子彈爆炸到氫彈爆炸的時間間隔，來衡量各國早期核武器的發展速度。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到氫彈試驗成功，中國在五個核武器國家中是最快的。美國用了87個月、蘇聯用了75個月、英國用了55個月、法國用了102個月，而我國僅僅用了32個月。其實，如果依照美國的爆炸氫彈裝置的標準，我國1966年12月28日就已經成功進行了氫彈原理爆炸試驗，那麼所用時間才僅僅26個月。
于敏在文章中說：“正當我對基礎科學研究滿懷興趣，希望乘風破浪、有所發現和建樹的時候，1961年1月份，有一天錢三強先生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非常嚴肅和秘密地告訴我，希望我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60年代初是我國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彈的關鍵時期。當時的二機部部長劉傑、副部長錢三強想，氫彈比原子彈在科學技術上要複雜得多，突破原子彈以後，氫彈要快上，就要早做準備，早做預先研究。這也是他們很重要的意見。”
“希望乘風破浪、有所發現和建樹”是當時大環境的寫照。“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可追溯到毛澤東1958年6月21日的講話：“要搞一點原子彈、氫彈、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劉傑和錢三強都一直在考慮如何落實毛澤東1958年的指示。1960年12月的一天，劉傑約錢三強談氫彈話題，商量如何為氫彈研製先行一步。錢三強在介紹了一些關於氫彈的基本特點後說道：“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遲。”後來“兩彈一星”元勳彭桓武在賦錢三強詩中概括道：“預為謀”，並作註釋：“三強重視‘預為謀’，即事先的計劃和準備。”
錢三強1980年在《溫故而知新》一文中寫道：“毛主席在論述如何取得戰爭勝利的時候，曾經引用過一句古人的話：‘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無論做什麼事情，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能成功：如果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要失敗。科學研究對工業生產來說就有個‘預’的關係。”
1963年6月，年輕時曾在武漢大學物理系學習過的劉西堯，從國家科委副主任兼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副主任的崗位上調任二機部副部長，主抓原子彈和氫彈研製工作。1965年，他三天兩頭就到氫彈理論設計部去了解攻關情況。“所以我對理論設計部的攻關情況心中有數，否則哪能一接電話就下決心呢！還是毛澤東說得對，‘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氫彈研製之所以能夠取得較快的進展，還是應該歸功於：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專家同志們的努力。”（劉西堯：《我國“兩彈”研製決策追記》，載《炎黃春秋》，1996年第5期 第2頁）
1950年，在美國學習原子能專業的朱光亞回到祖國。1959年7月從中科院原子能所調到二機部第九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即後來的第九研究院，也稱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研工作。從此，他一生都從事和組織核武器研製。關於氫彈研製，他回憶道：“專家們堅信，外國人能夠做出來的事，我們也一定能夠做出來。正在這時，周總理又向我們發出了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以辨證唯物主義思想為指導，加快氫彈研製的指示。中央和中央專委的思想，核彈就是要上導彈頭，我們都是知道的。於是大家一致下定決心，為我們研製的第一顆氫彈確定了一個目標，當量要達到和超過一百萬噸梯恩梯，重量不得超過一噸，簡稱‘1100’。儘管在此期間，有的同志有些擔心怕‘欲速不達’，大家也毫不動搖。”
理論設計離不開計算。當時中國科學院自行研製的兩臺高性能計算機，一臺在北京，另一臺在上海。為加快進度，科研人員分兵同時在北京、上海兩地進行攻關。在上海進行攻關的技術帶頭人是理論部副主任於敏。
于敏在文章中寫道：“當時，提倡學習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我們以‘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作為指導思想，研究了高溫高密度等離子體狀態下的許多基本物理現象和規律……”“當時雖然掌握了突破氫彈的關鍵所在，但是要創造熱核材料充分燃燒的條件，還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因為原子彈有巨大的多方面的破壞作用，是很難駕馭和控制的。這時，得益於過去對熱核燃燒內因和外因有關現象的基礎研究……大家前後在上海連續奮戰了100個日日夜夜，終於形成了一套從原理到結構的基本完整的理論方案。”
◆左起：王淦昌、聶榮臻、朱光亞在我國西部核試驗基地。
在之後的歲月裡，于敏的研究成果贏得了物理學界的高度評價。錢三強稱讚道：“于敏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彭桓武評價道：“于敏的工作是開創性的。他的成果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因為當時國內沒有人懂原子核理論。”尤其是于敏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歷，是新中國自己培養起來的傑出科學家，在當時的科學家隊伍裡，是為數不多的佼佼者。
還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硬件條件。50年代初美國突破氫彈原理和設計第一個熱核武器的時候主要用的是一萬次每秒左右的計算機。我國在1963年已經有了自己研製的5萬次每秒的119計算機和J501計算機，比美國當年用的計算機要快5倍。那時對中國奉行敵視政策的美國政府，總想通過對美國計算機的禁運，扼殺我國的核事業，但歷史證明這僅僅是他們的如意算盤罷了！
氫彈研製分為三個環節：首先要突破氫彈原理，接下來進行氫彈原理試驗，最後一個環節是全當量氫彈試驗。
1966年11月16日至24日，朱光亞排除造反派的干擾，在青海核武器研製生產基地主持召開氫彈科研生產彙報會。12月初，朱光亞返回北京，在向二機部領導彙報氫彈原理試驗準備工作情況後，代二機部起草《關於氫彈頭“初級”試驗準備工作情況的報告》，於12月9日上報給了中央專委。報告強調指出：“正如毛主席教導的，目前我們對這次核試驗的認識，還只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第一階段’，‘這時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得到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因而必須‘把第一個階段得到的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看這些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成功’。”
12月11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議，專題研究二機部呈送的這個報告。周恩來在講話中特別說道：“二機部《關於氫彈頭‘初級’試驗準備工作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並問朱光亞：“這個報告是你起草的吧？這個報告要多印幾份送軍委各位副主席。實踐證明：只要發動廣大群眾，善於應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指導我們的生產和科學實驗活動，就能夠戰勝一切困難，就能不斷前進，取得更大勝利。”順便補充一個資料。于敏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後，眾位核物理學家談于敏時指出：“於先生能取得這麼大成績，也是因為他有豐富的哲學智慧。”
回顧這段歷史，應該可以看到，以《實踐論》《矛盾論》為代表的毛澤東的哲學著作，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帶領全國人民“走自己的路”的“源頭活水”。
于敏的文章寫道：“1966年12月28日就完成了氫彈原理試驗。在我國核武器發展史上，這是一次很關鍵的試驗。通過這次試驗，我們掌握了氫彈原理。當確認幾個關鍵物理量的測試結果數據與理論預估一致時，試驗現場一片歡騰。”
全當量氫彈試驗原來是爭取在1967年10月1 日之前進行的。但是當彭桓武看到外國資料，推測法國很有可能會在1967年爆響氫彈後，鄧稼先等人找到朱光亞，提出我們的試驗時間應該提前。于敏也建議說，我們應該爭取響在法國前面。朱光亞根據大家的意見，在3月8日至31日的1967年科研生產計劃會議的報告中講道：“從發展階段上看，應該認為，從1967年起，我國核武器研製工作已經開始一個新的階段。新階段的任務，就是要為全面貫徹執行毛主席給我國核武器研製工作所制定的‘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這一偉大戰略方針而奮鬥。”
此後，“趕在法國人前面！”就成了從“文革”運動中把大家拉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來的動力。因為派性而分為兩大派的人們，儘管在別的事情上有分歧，但在儘快把氫彈研製成功這件事上的意見是一致的。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時任九院副院長的彭桓武和理論部主任鄧稼先，為儘快落實毛澤東“氫彈也要快”的指示，把科技人員兵分三路，分別由黃祖洽、周光召和于敏帶隊，在北京和上海的計算機上去實際運算研製氫彈的可能途徑。
于敏在文章中寫到核試驗成功時說：“原因何在？我認為最根本的是遵循毛主席‘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的指示……同時，也因為在科學技術上，我們摸索和發展了一條符合國情的、科學的和行之有效的技術路線。”
“大力協同”實質上是黨領導下的群眾路線。就全國範圍而言，就是各行各業都聽從黨的指揮，後來錢學森概括成“靠命令”而不是“經濟手段”（科學時報出版社編：《請歷史記住他們》 1999年9月 第67頁）。落實到科技單位之間，或者科技單位內部，就是充分發揮所有參與人員的積極性，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集體攻關。因此，在原子彈攻關時，九院黨委提出“政治掛帥”“以任務為綱”“響了就是最大的政治”等口號，極大地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到氫彈攻關時，又提出“請群眾當諸葛亮”，號召廣大科技人員，不問什麼資歷來頭，都要踴躍參加“氫彈途徑大鳴大放”。
號召一出，一呼百應。這也苦了那些黨政幹部。他們每晚都要到辦公室，“一個一個地動員大家回去休息。那時沒人想到賺錢發財，或為了升級、職稱、住房，大家心裡裝的惟有怎麼使國家強盛起來。”（錢偉長等主編 鄭紹唐等著：《中國當代科學家叢書：于敏》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 第60頁）
于敏在文章中再現當時的場景：“當時，大家多路探索，或日夜奮戰在計算機房，或在辦公室加班加點，每到晚上，科研大樓燈火輝煌。大家發揚學術民主，暢所欲言，百家爭鳴，通過一個個的學術報告會，提出了許多各式各樣的突破氫彈的設想和途徑，其中有許多很好的意見。”“我們始終注意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活躍大家的思想，發揚研究院在突破原子彈時期就形成的學術民主氣氛，充分發揮具有各方面專長的專家的作用和研究院這支無私奉獻、團結協作、以大局為重的有戰鬥力的隊伍群體的作用，集思廣益，大膽創新，從而避免了走彎路的風險。”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剛畢業的哈軍工的年輕人，不斷大膽地提出各種方案。有的甚至是“異想天開”的方案。不過，既沒有人嘲諷挖苦，更沒有亂扣帽子。正是這種“百家爭鳴”“大鳴大放”的學術民主氛圍，有一次甚至使得於敏團隊中某人的一個計算錯誤，竟然給了大家一個意外的啟發，“歪打正著”，為最後確定正確途徑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於科研單位之間的協同，還有這麼一段佳話。1965年1月，九院理論部從蘇聯公佈的有關文獻中，發現某一輕核反應截面數據數值很大，這表明于敏曾經研究過但已被否定的一個理論模型可能“起死回生”。於是同年2月，重新研究該截面數據的緊急任務交到中科院原子能所。錢三強的夫人，副所長核物理學家何澤慧帶領30名科研人員，經過4個月的攻關，於6 月拿出一套準確可靠的輕核反應數據，“于敏對此非常滿意，認為這對研究熱核武器技術途徑的選擇起了重要作用”。（張紀夫：錢三強與中國氫彈。《中國科學院院史資料與研究》，總第29期）
由鄧稼先夫人許鹿希及其子女合著的《鄧稼先傳》寫道：“由鄧稼先的老夥伴、理論部副主任於敏率領的研究組，在1965年9月去上海，利用那裡的高性能計算機進行計算和探索。在於敏的指導下，幾個青年科技學者終於見到了一束智慧之光，顯示有可能拽住了研製氫彈的‘牛鼻子’。于敏馬上通知了在青海正全面掌握著各路進程的鄧稼先。鄧稼先立即集中力量，組織理論部進行討論和驗算，集思廣益，使氫彈理論設計方案趨於完善。隨即鄧稼先帶了一幫人飛往上海。”“鄧稼先組織大家分攤難點尋找解決問題的入口處，終於形成了一個有充分論證根據的方案。後來，外國人稱之為研製氫彈的：‘鄧—於理論方案’誕生了。其後，又在設計實驗、生產試驗等與各地各方面通力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氫彈的核試驗。”（《鄧稼先傳》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5年2月 第162-163頁）
周光召在總結“兩彈一星”成功的經驗時撰寫了《大協作和科學精神是成功的關鍵》。文章指出：“那時的領導幹部非常重視科研人員，在一項決定作出之前，總是徵詢各方面的專家意見，才慎重作出結論，不是隨意的。所以這些結論大部分是正確的。核武器進行過多次試驗，幾乎沒有失敗過，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現象。”當然，領導重視的也不只是科技人員，“其實在當時，領導、工人和技術人員，科研人員的關係都很融洽，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請歷史記住他們》 第138-139頁）
1982年，“原子彈氫彈設計原理中的物理力學數學理論問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完成人是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秦元勳、江澤培、何桂蓮。
在氫彈成功20週年的時候，聶榮臻致函闡發了氫彈爆炸成功的意義，寫道：“說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知識分子能夠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迅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為人類造福。”
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明確要求廣大科技工作者要“弘揚‘兩彈一星’精神，主動肩負起歷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學追求融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事業中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我們要科學把握“兩彈一星”精神的深厚意蘊，使之煥發出更加燦爛的時代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