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斷親”|編輯部聊天室

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斷親”|編輯部聊天室

第86期主持人 | 徐魯青

“我做得非常堅決,微信不回,問候不發,祝福更是從沒有。有時候親戚提出想來我家小住,或者打電話找我幫忙,我都會直接拒絕。”

在近期《三聯生活週刊》一篇題為 《33歲,我帶著父母一起“斷親”》 的熱文中,居住在大城市、從事文藝工作的作者關於“斷親”的自述引發了許多人的共鳴轉發。“斷親”的概念出自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胡小武的論文《青年“斷親”:何以發生?何去何從》,它被定義為人們幾乎不同二代以內的親戚互動和交往的一種現象。這篇論文提到,如今年輕人與親戚的聯繫越來越少,大多數30歲以下的年輕人“偶爾與親戚有聯繫”,而18歲以下的調查者則大多“基本不怎麼與親戚聯繫”。

這份研究結果並不讓我感到驚訝。不管是身邊的同齡人還是自己,也早就和父母以外大多數親戚幾乎沒有了交往,連微信好友都很少加,只有在過年回家時草草說幾句話,面對著來自生活經驗差異巨大、邊界感較弱的長輩說教,每年幾乎要靠倒數逃脫時間來捱過這些場面。對我來說,血緣遠近幾乎和關係親疏無關。當親屬關係不再是重要的社會支持網絡的時候,我也會有意識去建構以趣緣和位置為基礎的支持系統,我知道在未來大多時候,陪伴我的更可能是朋友、同事,甚至同一層樓的鄰居們。


當血緣無關親近

潘文捷:每次回到縣城老家,我總會感受到家族的力量,同時也感受到父權制家庭的束縛。你會感到很多老一輩覺得自己是絕對真理,“怎麼可以這麼和長輩說話”一句話就可以噎死所有討論。

最近讀到《文學中的人生進化課》,華東政法大學文學教授杜素娟在分析《雷雨》時說,周樸園這個角色原本堅決和女僕戀愛,如果放到巴金的書裡,真可謂是個進步青年,而且上了年紀以後,他其實也挺愛孩子的,雖然表現得有點拙劣。可是,怎麼到頭來,給孩子們的感覺就只剩下壓制、控制、威嚴,別的什麼也沒有了呢?問題在於社會對父親的定義。
在中國文化裡,父親就是要掌控全家的人。其實身處在父權制家庭中的每個人,哪怕不是那個“父親”,都會受到這種文化的荼毒,比如長輩會覺得小輩就應該聽話,兒子覺得妹妹就應該為我做出犧牲。“斷親”是主動遠離那種有毒的環境,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心理上的“弒父”。
董子琪:What?周樸園是進步青年?還可以這麼比較啊?
沒有想要特意去“斷親”,但事實上因為生活環境的遠離,聯絡得已經越來越少了,尤其這幾年過年回去得少,斷不斷的都冷淡得差不多了,以至於收到姑姑的紅包都覺得不好意思,好像紅包是唯一聯結侄女和姑媽關係的紐帶了,只有錢才能收買我對她的姑姑身份的認可。不過,因為生了小孩的緣故,表姐表妹家的嬰兒物品倒是經常往我這裡運送,代代相傳的嬰兒服、小花被、嬰兒車都能體現我們親緣的緊密相依。討論育兒大概能拉近距離吧,表姊妹又能從育兒聊到婚姻事業種種,像真正的大人一樣對話。
讀童話《柳林風聲》諾頓註解本讀出了同感——裡面說,鼴鼠從家出發,在遠方得到和解。這不也是我所經歷的生命歷程嗎?起初像小鼴鼠一樣,從狹窄的洞穴中走出,想要掙脫家庭和親人的說教、捆綁,經過冒險的旅程,終於抵達了遠方,卻在這裡重新發現故鄉。現在的我已經到了和當年的姨媽姑媽差不多的年紀,卻遠遠沒有她們慈愛、會照顧人,但多少也體會到了身為母親和長輩的心情。想起大年夜鞭炮響起時姑姑用綿綿的雙手嚴絲合縫地捂住我耳朵,還有姨媽跑到我家裡一邊數落我爸一邊旋風似地打掃衛生。比起女性長輩,我的生活要更簡單、更輕拿輕放,或者說更缺乏情感?
尹清露:我覺得“斷親”有可能是雙向的。幾年前寫過一篇返鄉青年回家過年的稿子,採訪對象說每次回家親戚們的煩心事都很多,比如孩子找不到好工作,這與他們對子女二十四五成家的願望太遠了,因而心照不宣地不提相聚的事。孩子代表著希望,是凝聚家人的縫合劑,當孩子長大並倍感失落,作為長輩也不好受吧。
這也讓我想起蔣在的小說集《飛往溫哥華》,裡面人的關係就十分隔膜。中年母親獨自飛去加拿大,陪患有抑鬱症的兒子租房,母子倆都很窮,好像也根本不存在親戚這回事。她看到路過的情侶都會黯然神傷:如果兒子能談個戀愛,或許就不會生病了。雖然寫的是異國經驗,讀起來卻莫名很熟悉。
《飛往溫哥華》
蔣在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3年

就我和周圍人的經驗來看,平時我們需要即時的撫慰、建議或者資源互換,而這些社會性支持不要說親戚了,連親近如父母也難以給予。另外,人類學者Marilyn Strathern認為,親緣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基因繼承的層面,另一個是知識層面。孩子自己構建的知識世界會導致和親屬的分離,但他們為了在信息更迭的社會上存活又必須這樣做。而隨著凍卵等技術的發展,我們已經在逐漸步入前者不如後者重要、DNA與親密感越來越無關的時代,所以年輕人和親戚關係變淡大概也是一種必然。
徐魯青:我對清露提及的知識構成如何影響親屬分離還蠻有感觸的。每次和親戚溝通,最大感受是發現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和我非常不一樣,似乎還活在20年前的場景裡。比如覺得十點之後的街道會很危險,但實際上現在十點鐘很多人才剛加完班;比如認定一旦拿到博士學位,就可以一勞永逸當大學教授,但現實裡很多隻能籤研究員合同工。
年長的親戚們因為根本無從意識到已經和現在的世界脫節,又自信於更年長就可以為後代指點方向,所以總是說出一些啼笑皆非的建議。我常常在感到生氣的時候有悲哀也內疚,我也是在信息邊緣的世界出生長大的人,現在成了拼命想理解信息更迭並迎頭跟上的人,但我已經沒有餘力再告訴他們自己認識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了。

“斷親”是進步還是問題?

徐魯青:一則媒體採訪提到了年輕人“斷親”的想法——“當你沒有價值的時候,你也不要想去利用別人。”“有求於人的時候,她一般都用錢解決,極少借用人情。”我們該怎麼看待“斷親”所強調的“邊界感”呢?雖然邊界感為我們帶來了個人生活的便利,但現代社會交往中會不會有過分強調邊界感的傾向?這是否會導向另一種由交換主導的人際冷漠?研究“斷親”現象的胡小武也在採訪中提到,在割斷親緣網絡體系後,人們需要建構屬於自己的社會資本網絡,這種建構的模式理論上來講會更加理性。
林子人:前些年每到春節,互聯網上就會出現關於“過年回家”的吐槽,現在年輕人是直接“斷親”了嗎?青年學者羅雅琳對“過年回家”集體吐槽現象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年輕人在談“邊界感”的時候,到底在表達什麼:它是一種為適應原子化的陌生人社會而出現的現代價值觀,它是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年輕人反擊父輩的唯一武器——年輕人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都市新窮人”,如今的“斷親”敘事與其說是傳統故事模板中的“寒門貴子一朝發達就六親不認”,不如說是對強勢的、有更雄厚經濟基礎和更穩固社會地位的“小城中產”親戚懷有某種抗拒情緒。
有“斷親”的年輕人在接受採訪時說,“當你沒有價值的時候,你也不要想去利用別人”。這句話中就流露出了經濟實力、社會資源不對等中“我”的窘迫,而所謂的“維護邊界感”,不過是用“尊重個人空間”這一絕對正確的現代價值觀掩飾自己的失落罷了。
“斷親”現象還讓我想到了NHK的《三十不立》。那本書中提到,經歷了經濟冰河期就業形勢不斷惡化的日本“三十代”(30多歲的群體)中,出現了一群切斷了所有親友聯繫,即使流落街頭甚至孤獨死都不願向親友求助的人。調查記者得出的結論是,在一個越來越強調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社會里,那些年輕人內化了“自我責任論”,無法憑藉自己的能力在社會中站穩腳跟——即使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們的錯,而是一個社會結構性問題——讓他們深感羞恥,是這種羞恥心阻止了他們向他人求助。
《三十不立》
[日] NHK現代特寫節目錄制組 著 馬惠 譯
譯文紀實·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2-09
再回到“斷親”這個出現於中國社會的問題來看,我們且拋開綿密的熟人社會對個體意志的壓抑這一層不談(年輕人因此希望與親戚們劃清界限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斷親”現象之下,是否也有經濟焦慮的原因呢?《收入不平等》提出,當經濟不平等越來越嚴重,人們會因為不斷增長的社會評價威脅而退出公共生活,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會增大,人們會越來越自我封閉,左鄰右舍的關係會疏遠,人們會因為擔心自己遭遇負面評價而傾向於“離群索居”。當“斷親”不再是一個新奇的現象,而是一個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現象時,它值得我們警惕,因為這一定意味著整個社會出現了某些問題。
徐魯青:我倒覺得,有的斷親不一定是窘迫的年輕人對更強勢的“小城中產”親戚感到抗拒。很多時候,在城市裡發展較好中青年們也會選擇和更弱勢的親屬斷絕關係,即便如此,這種故事套用為“寒門貴子一朝發達就六親不認”也是不妥當的。
人和人的關係太複雜了,更多的時候牽連著情緒、情境、說不清道不明的偶然性,只涉及到權力高低的描畫或許是不夠的。華中師範大學的文學院教授戴建業曾拍過一期講斷親的視頻,他認為“斷親”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因為當代社會的親疏關係不應該由血緣決定。我同意血緣與親疏的弱相關是現代性的特徵之一,也解放了我們的情感關係,但總覺得人們越來越頻繁地提及“斷”“邊界”“個人空間”,這自由裡也充斥無奈,對關係的理解除了“斷”與“連”、“親”和“厭”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想象的可能?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主持人:徐魯青,編輯:黃月、尹清露,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Scroll to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