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昭儀 何捷 劉帥帥
來源：“DH數字人文”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數字人文》2022年第1期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圖源：“考古陝西”微信公眾號）
自1980年代以來，研究者在獲得唐長安城市考古發掘的物質材料支持的同時，對小說詩文中的信息也進行了“再發現”，彌補了過往材料的不足，在長安的都城規劃與空間結構認識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妹尾達彥、榮新江等學者將這些多元史料與長安空間制度相結合，開闢了長安都市社會研究的新道路；朱玉麒、寧欣等學者的著作也在研究長安空間形態，關注、討論人與空間互動關係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這些研究的特點在於融入了多學科視角，並將唐小說這一非傳統史料作為了討論的立足點。
在唐長安地理空間研究中，雖然以小說材料來補缺正史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唐《兩京新記》、宋《長安志》和清《唐兩京城坊考》，但劉知幾所論的唐小說“調謔”“異端”“寓言”“虛詞”的特點，讓當代研究者往往在立論前不得不對“小說入史”的既存觀念溯本清源，以論證這一方法的可靠性和侷限，亦或進行具體的考證從而辨別材料的有效性。如果拋開小說文本作為純粹史料的可信度之辨，而轉向文學地理這一更加貼近材料特點的視角重新加以審視，則可以發現唐小說與其所表達的空間還具有一種更加深刻的關係——唐小說的社會文化背景更在於大都市的繁榮與複雜、士人考前的行卷風尚、佛道教義和神怪傳說的流傳、市民階層的擴張以及社會生活的複雜性。而這樣一種士人群體與市民群體的交融、創作群體與讀者群體的交互語境，造就了唐小說在表達長安空間經驗與認知方面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本研究將其定義為一種歷史層面的“社會感知”（social
sensing）大數據。
“社會感知”是人文地理學者針對大數據提出的創新型實踐概念，他們認為對當代人日常生活的社交表達和活動實踐（如社交媒體簽到信息與出行數據）進行數據挖掘和空間製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再現城市總體性的社會與經濟語境。與當代社交媒體信息類似，唐小說也是社會語義的一種表達媒介，但與社交媒體信息相區別，唐小說主客體交融的特殊性及其蘊含的“情感與感知”（emotion and
perception）的時空複雜性，使其語義較難有效地轉化為歷史語境中對文化邏輯的深刻理解。英國文化社會學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使用“情感/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來表述文藝作品中處於“主觀感受”與“客觀結構”之間的一種潛在經驗結構。而當“感知結構”並非依從研究者的主觀抽象和分析，而是以一種活生生且客觀的時空結構呈現時，這種激活文本與時空關係的方法——即“文學制圖”（literary mapping/ cartography）——便可能將一種潛在的空間式的“感知結構”揭示出來。
為了更好地再現文本與空間的關係，本文作者曾經在文學制圖脈絡下對唐小說名篇《李娃傳》進行了一系列相關研究，發現了空間嵌入的人物移動網絡分析在揭示敘事背後空間邏輯方面的獨特洞見——研究以小說中人物從長安城的一個坊裡移動到另一個坊裡的諸多“起點—終點”（origin-destination，簡稱OD）信息作為數據集，並利用網絡分析方法探索這一人物移動網絡在空間方面的規律。這一方法從城市地理學的相關研究中得到啟發——通過對出租車OD流量網絡及其時變性的相似性分析，來考察當代城市內部區域間相互作用的早期案例；之後隨著全球化語境的凸顯，“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概念也得以提出；但是直到系統研究“關係”的網絡科學（network science）的引入，實證性的城市研究才真正脫離了基於空間屬性的統計與評估，逐漸從中心地理論所重視的“等級”體系步入到以“網絡”為城市本體的時代。城市內的交互網絡通常以區域為節點，以區域間產生的各類流動要素——如人流、資本流、知識流——為加權邊，通過網絡分析方法識別城市空間在資源流動和相互依賴關係方面的特徵。而本文作者也曾在此基礎上，將網絡科學引入對文學空間的研究，對文學中的空間交互關係進行建模和分析：以各類中心性分析和社群檢測分析的網絡分析方法，揭示了《李娃傳》中盛唐長安不同階級人群活動網絡間的分隔性及小說背後的空間權力特徵。
在當代西方社會學空間轉向和社會本體論化的空間概念視角下，倘若《李娃傳》中這種空間式的“感知結構”還傾向於反映男主角日常生活圖景和社會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即一種被權力所支配的、有待解碼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其背後隱匿著的是權力話語的建構和用以顯化社會關係的“空間的表徵”（representations
of space），那麼對大量唐小說內部故事世界所有空間交互的再現和詮釋則更偏向於一種介於實踐與表徵、真實與虛擬之間的“表徵性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體現出一系列複雜的象徵系統。
鑑於此，本文將對所有唐長安小說中存在的人物在城內的空間移動現象進行建模，通過基礎統計和網絡分析並重的方法，識別有唐一代及其各個具體時期內重要坊裡位置與空間組群的特徵與變化，觀察其反映出的社會感知變遷，以及如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所言“活生生”（lived）的社會空間系統。
本研究蒐集了155篇“長安小說”（見附錄），對每篇小說人物的城內空間移動現象建立描述性數據庫，進一步結合網絡分析與基礎統計方法，分時期對各個坊裡的重要性及其彼此之間的相互聯繫進行分析和綜合，解釋唐小說中所體現的長安城社會感知的特徵。
首先，本研究以小說文本為基礎，建立了包含“人、地、時、事”元數據的文本描述性數據庫。以張同利統計出的四百餘篇唐五代“長安小說”為目錄基礎，以宋代李昉的《太平廣記》中所錄小說原文作為文本集的主要來源，根據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text.org）數據庫和其他出版書籍進行補入。對整理完的小說文本進行通讀後，進一步篩選出含有長安城內明確定位地點的155篇小說作為本項研究的文本集。
精讀篩選出長安小說後，本研究通過人工錄入，建立了以OD軌跡為元數據編碼單元的地點、人物、事件、時間、小說為核心的描述性數據庫（表1），共提取OD軌跡數據393條。在錄入過程中，小說基本信息、人物信息、事件信息，依據小說中的文字描述即可，而時間信息、地點信息的錄入則遵循以下原則。
（1）地點信息：地點信息主要是指每篇小說涉及或隱含的人物在長安城中的OD軌跡數據，由出發地點（origin）和到達地點（destination）組成，記錄地點層級為“坊”。以《李娃傳》中如下句子為例：
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佈政裡。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
本句包含了三條OD軌跡數據，分別為：毗陵—佈政坊、佈政坊—東市、東市—平康坊。對包含不明確坊裡的處理原則為：未知地以“未知X”（數字順序）標記；涉及泰山府君、閻王、鬼城的一律用“鬼域”標記；涉及神仙的以“神界”標記；涉及宅院、府衙、寺院等具體地點的通過查詢《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中的資料以其所在坊裡標記。
（2）時間信息：分為故事時間和創作時間，時間信息服務於後續的時間性分析。由於小說時間的模糊性問題，故事時間以對應皇帝的廟號錄入，部分跨越多個皇帝執政期的以故事主體發生時間為準。除少數篇章（如《李娃傳》）有明確可考的寫作時間之外，大部分唐小說具體創作時間難以獲得，本數據庫中對創作時期的推斷，以作者的相關資料記載為據——如據記載活躍於某位皇帝執政期內或年號內的作者，其作品將被歸於這一時期。有相對明確生卒年記載的作者，考慮到唐小說創作和傳播的背景，小說創作年代一般推斷為作者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生命所在的年份，如果壽命超過60歲的再適當前推。
對長安小說的故事時間進行統計，可見長安小說和OD軌跡數據在故事時間上呈現不均勻分佈（表2）。以唐玄宗時期作為背景的小說最多，高達49篇。以唐玄宗之前為時代背景的小說很少，以唐玄宗之後為時代背景的小說數量大體呈現出趨同穩定的特徵。為了更好擬合數據特徵，便於後續分期數據分析，本研究對長安小說的故事分期將著重分離玄宗前後，並參考李宗為依據唐詩發展而提出的“四期”劃分。
圖1 作品創作時間（左）與小說故事時間（右）的關係圖
根據故事時間與小說創作時間的對比可以觀察到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尤其是唐中後期的作者書寫前朝故事的比例大大增多（圖1）——唐中期的故事中包含了較多晚唐作者的想象，盛唐故事絕大多數為中唐作者所寫，唐初故事則為初、中、晚期作者完成。總的來說，唐小說作為一種流通性文學，從中考察整個唐代士人對長安城不同時期的認知是有價值的，因此後文的時間分析全部以故事時間劃分。而為方便論述，後文的時間如未添加諸如“創作”“作者”這樣的限定詞，則都是指故事時間。
唐長安小說空間性分析採用中心性和社群檢測等常見網絡分析方法，以及概率計算和相關性分析等基礎統計方法，來考察每個空間單元的重要性以及空間單元之間的聯繫性，用於理解小說中的空間性象徵體系。
坊裡重要性以坊裡交互網絡分析所得的加權度中心性（weighted degree）及本研究中所設定的、用以表達出現概率的坊裡“可見度”（visibility）參數來衡量。
坊裡交互網絡為包含起點（source）、終點（target）以及連接權重（weight）的有向網絡數據集。起點、終點即為描述性數據庫中的出發坊裡（O）、到達坊裡（D），連接權重則進行了新的設定。為便於詮釋，用於網絡分析的數據集刪除了包含未知坊裡的OD軌跡數據。
一般而言，某條有向關係連接權重的計算方式為這一關係在所有數據中出現過的頻次之和，而本文為了降低因每篇小說所包含OD軌跡數量分佈不均勻而帶來的偏差，對連接出發坊裡與到達坊裡的OD軌跡i的權重Wi做了如下設定：
（1）式的sigmoid為S型增長函數，可以將一個實數映射到（0,1）的區間。（2）式中，i是某條OD軌跡的ID，j是涉及該條OD軌跡的小說的ID，aij為小說j中軌跡i出現的次數，Aj為小說j中出現過的所有軌跡的總數，wij為軌跡i在小說j中的權重。（3）式中，Wi為軌跡i在整個文本集中的權重。
加權度中心性是網絡分析中用於描述單個節點重要性的一種常見算法，算法為Ck=ΣWkj（Ck為節點k的加權度值，Wkj為與節點k產生第j條聯繫的權重值）。在有向網絡中，一個節點的加權度由加權出度（weighted out-degree）和加權入度（weighted in-degree）組成，前者是指以該節點為始點的聯繫的權重和，而後者是指以該節點為終點的聯繫的權重和。在本研究的坊裡交互網絡中，作為節點的坊裡的加權度值越高，說明該坊裡與其他坊裡的連接越多，即在網絡中佔據較為重要的地位。
在比較坊裡的重要性時，考慮到每篇小說OD軌跡數量的分佈較不均勻，因此本文綜合考慮了坊裡在一篇小說內的重要性及其在所有小說內的重要性，單獨設置了一個基於坊裡出現概率的參數——“可見度”。相比於OD交互網絡中對邊權重的特殊設置（見式（3）），可見度更加註重平衡包含該坊裡的小說數量的佔比對坊裡重要性所帶來的影響。可見度Vk相比於計算空間網絡內部意義的加權度中心性Ck，以更為直觀的每個時期小說內的出現概率度量坊裡k的重要性：
（4）式中，j為涉及坊裡k的小說的ID，akj為小說j的OD關係中坊裡k出現的次數，Aj正比於小說j的OD關係中各類坊裡的總次數，nk為涉及坊裡k的小說的總篇數，pk為該時代每篇小說OD關係中坊裡k出現的平均概率。（5）式中，nk為涉及坊裡k的小說的總篇數，N為該時代的所有小說篇數，Pk為該時代出現坊裡k的小說的比例。（6）式中，pk為該時代每篇小說OD關係中坊裡k出現的平均概率，Pk為該時代出現坊裡k的小說的概率，Vk為坊裡k在該時代的可見度。
為了進一步顯示可見度在空間位置上的潛在趨勢，本研究基於不同時期已知坊裡的可見度進行了反距離空間插值。
坊裡關聯性的量化表徵採用網絡分析的模塊度（modularity），分為基於坊裡交互網絡的模塊度及基於坊裡可見度時間相關性網絡的模塊度。
模塊度是網絡分析中的一種社群（community）檢測方法，根據節點間聯繫的緊密程度劃分社群。緊密連接的節點被劃分為一個社群，社群間連接較鬆散，但社群內聯繫較為緊密。本研究根據布朗德爾（Blondel）等於2008年提出的快速模塊度優化方法，對四個時期坊裡交互網絡中的社群和基於坊裡可見度時間相關性網絡的社群分別進行多層次聚類。為充分展現網絡的拓撲結構和空間結構，分別採用適合於定性解釋的力引導佈局（force atlas）方法和採用根據經緯度定位節點的空間佈局方法實現語義網絡佈局。兩種坊裡的關聯性分析具體如下：
（1）基於坊裡交互網絡的模塊度：分別探究四個時期由OD交互帶來的地點集群關係。
（2）基於坊裡可見度時間相關性網絡的模塊度：此處應用皮爾遜相關係數（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對各坊裡可見度值隨四個時期的變化值進行比較，從而獲得每兩個坊裡之間是否趨向於同時變動，即坊裡可見度的時間相關性。該係數取值範圍為[-1,1]，正值表示正相關，負值表示負相關，絕對值越大說明兩個坊裡間的線性相關性越高。依據該坊裡的時間相關性矩陣可以進一步建立坊裡相關性網絡（聯繫權重為坊裡的相關係數加1），而對該網絡的模塊度分析可以將時間變化上趨於一致的坊裡歸為一類社群。
根據上述指標算法計算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及全唐時期的坊裡可見度，與其時間相關性網絡的模塊度，坊裡交互網絡的加權中心性與模塊度，並以圖表和空間製圖的形式予以呈現。
下文的“二、結果：時空再現”部分將結合各類時空再現的圖表，橫向比較同一時代不同坊裡間的區別和聯繫，同時縱向比較不同時代之間的空間單元、空間結構之間的區別，呈現數據現象中的諸多潛力。“三、討論：一些詮釋”部分將進一步將上述現象歸納，並結合數據分析以及相關歷史背景，以更加綜合性的方式進行詮釋與討論。
本研究依據OD軌跡信息計算了坊裡可見度並對其進行了基於時間變化的相關性計算與空間插值製圖，從而對不同時期的坊裡重要性及其變化進行了分析。本研究進一步根據坊裡互動的網絡分析，計算了坊裡的加權度中心性與模塊度，從而對全唐網絡中的重要坊裡，以及四個時期坊裡聯繫的結構性變化進行了描述。這兩部分基於可視化結果的描述性分析，前者屬於寬泛的歷時性變化，後者則屬於共時性分析，旨在揭示前者歷時性變化得以產生的細節性語境，而這些都是後文綜合討論的基礎。
通過統計分析、網絡分析和空間分析，可以瞭解坊裡可見度在單個坊裡、組團坊裡和整體空間三個層面的特徵。
為了對坊裡重要性獲得直觀的見解，本文對不同時期重要坊裡的可見度進行了排名（表3），從該排名表可知鬼域、三大內（即太極宮、大明宮和興慶宮）、晉昌坊和西市的重要地位：鬼域的地位最為特殊，四個時期持續性地位列第二；太極宮、興慶宮和大明宮則分別佔據初期、盛期和中期的首席；晉昌坊除盛期未出現外，自初唐起（第12位）排名一路晉升，直至成為晚唐可見度最高的坊裡；西市的可見度在盛唐、中唐均排名第三，而在初唐、晚唐時期也較為重要。
圖2 全唐高可見度（35/97）坊裡的相關性網絡的模塊化分析
依據坊裡可見度相關性網絡的模塊度發現了幾類趨向於可見度同時變動的坊裡，且這幾組坊裡呈現不同的空間聚集（圖2）。以晉昌坊、勝業坊、曲江、新昌坊等坊裡為代表的模塊化類1綠色組團和以大明宮、太極宮、東市、鬼域等坊裡為代表的模塊化類2橙色組團，在空間上呈現明顯的南北分離，以興慶宮、終南山、宣陽坊、西市為代表的模塊化類3紅色組團和以平康坊、光德坊、尚書省、神界為代表的模塊化類0藍色組團則以東西向連接的方式橫亙於綠色組團和橙色組團之間。
進一步結合其具體可見度的時間變化（趨勢見圖3，具體數據見表4），可以發現這幾類具有空間分隔效應的組團與不同時期緊密聯繫。北部的橙色組團和南部的綠色組團分別在唐的前期、後期可見度較高（橙色組團中大明宮是例外，其在中唐影響力極大），中部的紅色組團在盛唐有著較高影響力，藍色組團的可見度則一直相對平穩（排除0值）。
圖3 相關性較高的四類坊裡的可見度不同時期變化（（a）模塊化類3；（b）模塊化類2；（c）模塊化類1；（d）模塊化類0）
坊裡可見度空間插值反映了不同時代長安城潛在的整體空間可見度趨勢（圖4）。
圖4 基於坊裡可見度的反距離空間插值(（a）全唐（左）；（b）初唐（中上）；（c）盛唐（右上）；（d）中唐（中下）；（e）晚唐（右下）)
有唐一代長安城在空間上呈現出的外圍空間的高可見度可見於圖4（a）——以興慶宮和大明宮為中心的城市東北區（1、4區）的可見度最高，並以線性向南延申至曲江地帶（7、10區）；以西市為中心的西區（5、8、2區）也呈現向南北輻射狀；而中部偏西北向的大片城區（6、2、3區）是被遮蔽的。具體四個時期的可見度空間趨勢呈現以下現象：
初唐長安城顯示出與全唐略相似的分隔，但北部稍有不同（圖4（b））——以太極宮為中心的城中北區（3、1區）可見度最高，並與南北線性延展的東區（4、7、10區）、西區（5、8、2區）之間有明顯界限感。
盛唐空間插值圖中（圖4（c）），城市的核心從初唐的中北部偏移至以興慶宮為中心的東北區域（4、7區），值得注意的是興慶宮周邊可見度的空間變化的劇烈程度是各時期之最，以西市為核心的城西高可見度區域（5、8、2區）進一步向東拓展；自城南往中部楔入的大片區域（9、6、10、8區）在這一時期則明顯呈現被遮蔽態。
在中唐時期（圖4（d）），城市的核心重新移向北端的大明宮（1區）；緊鄰大明宮南部的東北區域（4區）的可見度並未連帶變高，而是其更南處的東部中區與城市東南隅連綴為U型包裹態（10、9、7、6區），併成為與西區相對的大片新興區域；西區（5、2區）大範圍內坊裡之間的可見度極差相對減少；城市正中的尚書省（3區）可見度也很高；位於西市與東南隅夾角的西南區域（8區）呈低可見度狀。
晚唐城市整體格局呈現出東、中、西以及南、中、北間的顯著分隔（見圖4（e））：城東南隅（10、7區）範圍向東南退守，但整體可見度顯著提高，其中的晉昌坊反超北部大明宮（1區）成為最顯著區域；中段東西區之間由於西區（5區）勢弱、東區（7、4區）相對增強而顯示為平衡狀；城市中部南北向線性區域（3、6、9區，6區光福坊除外）可見度較低。
通過複雜網絡分析，可以進一步考察有唐一代以及四個時期的坊裡交互網絡的節點性質和組團特徵。
計算全唐坊裡交互網絡中節點的加權出度與加權入度之差，可獲得全唐時期坊裡的出入特徵（表5）：大明宮、西市、天門街、終南山等地點的入度大於出度，屬於進入型坊裡，作為目的地較多；宣陽坊、神界、鬼域、光化門（外郭城西北角）等地點的出度大於入度，屬於離開型坊裡，作為起點較多。
表5 全唐坊裡交互有向網絡中加權出入度差別最大的前24 位坊裡
依據分期空間嵌入的坊裡交互網絡圖（圖5—8），可以獲知不同時期城市流動空間的結構。由於鬼域在各個時期網絡中都連接著城市中部區域的坊裡，如無特別之處將不再贅述。
初唐網絡連接的數量很少，只有37條，且主要為南北向展開（圖5）：中區、東區之間的分界較為明顯，紅色的中區為太極宮與朱雀大街周邊以東坊裡的連接，藍色的東區以大明宮為中心連接終南山、興慶宮。
盛唐網絡連接的數量最多，共計149條，呈現為一種外向型網絡（圖6）：基本圍繞東側興慶宮展開呈現為遠距離輻射狀，如其與平康坊、終南山、安邑坊、光化門等的連接，另外神界與該紅色社群（模塊化類7）連接；城市中部淡綠色的東西向連接（模塊化類2）很多，主要為以西市、東市、天門街為重要節點展開的公共空間；鬼域連接的中部藍色社群（模塊化類1）在空間上整體偏北；大明宮的主要連接為東宣陽坊、西光德坊（橙色社群，模塊化類5），而興慶宮同樣與這兩個坊裡有連接。
中唐網絡連接數量較多，共計112條，南北向中的連接顯著增多，東西向間的聯繫趨勢保留（圖7）：以大明宮為中心的南北向淡綠色網絡（模塊化類2）連接了尚書省、靖安坊、光福坊；宣陽坊、勝業坊、晉昌坊、新昌坊和西市組成的中南部淡橙色網絡社群（模塊化類3）興起，值得注意的是鬼域也是該東南部社群的一份子；以興慶宮為核心的紅色盛唐社群（模塊化類4、5）有所保留，包含了神界、東市、光德坊、興化坊、終南山等在盛唐邊緣的節點；以永昌坊為核心的城市中部西南向的大部分藍色連接較為獨立。
晚唐網絡連接數量也較多，共計80條，城市的南中北之間的分段較為明顯（圖8）：以城東南晉昌坊為中心的橙色網絡（模塊化類4）連接到曲江、新昌坊、宣平坊、勝業坊、西市等坊裡，神界屬於這一社群；大明宮向南連接到光德坊、晉昌坊、光福坊等坊裡（淡綠色社群，模塊化類2）；勝業坊、平康坊、西市、東市組成的城市中部的藍色東西向網絡（模塊化類1）與晉昌坊社在這一時期有所分離。
前文的描述性分析從可見度排名揭示了鬼域、三大內、晉昌坊和西市在唐代的重要性，並根據分期可見度空間插值實證了皇權中心在初、盛、中期由太極宮轉移至興慶宮再至大明宮的史實。同時本研究通過對坊裡可見度相關性網絡和坊裡交互網絡的空間化製圖，發現了以往唐長安研究中少有論述的一些現象——例如唐長安城的南北向之間的區隔和東西向之間的聯繫，以及晉昌坊等城南區域在中唐與晚唐故事中的興起。基於綜合分析和數據細讀，可以通過唐長安整體結構與結構中重要坊裡的關聯化語境，對上述現象做出一些詮釋。
在總體特徵上，小說中唐長安的城市外圍區一直呈現為極高可見度狀態，並且隨時間變化呈現多中心態勢——遲至晚唐，這種可見度的高度分散性在坊裡網絡中表現為城南、城北的相對分離，這二者分別連接向城市中部的不同坊裡。
對這兩個現象的解釋涉及城市內在的發展邏輯。針對城市外圍區可見度高這一現象，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唐長安城內坊裡的各類流動並非是自驅性的，而是依靠外部宏觀的區域間流動；而城市中心的分散態勢隨時間變化越發明顯，則可能是因為其初期作為兼具防禦與禮儀作用的“宇宙之都”的宏大的中軸對稱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城市內部要素的自由流動，進而導致城市的中心隨著發展更加多元，也變得更加分散。
分期坊裡互動網絡中的城市南北向和東西向的連接特徵給予了這兩種猜測一定的支持（圖9）。由北部權力空間向南的“禮儀性”連接（①②）一直保持，只是這種南北向的中軸感越來越弱，而盛唐時期政治中心的短暫東移更是一度重塑了城市的空間結構。
圖9 空間嵌入的坊裡網絡簡圖（（a）初唐；（b）盛唐；（c）中唐；（d）晚唐）
（1）太極宮（①）：中北端的太極宮在初唐時是政治中心，與之連接的坊裡主要分佈在中部朱雀大街以東，唯一的城南連接地為宮觀。太極宮在盛唐與北部連接地佈政坊、光宅坊的距離極短，在中唐與城市中部的光福坊連接。
（2）興慶宮（③）：東部的興慶宮在盛唐故事中關聯至城西南部與西北部，有著極為誇張的中心性和極廣泛的空間輻射範圍，重塑了城市東西走向的軸線，並將這種聯繫延續至中唐。盛唐故事中的興慶宮與城外的終南山也有較多連接——觀察帶有隱逸色彩的終南山的出入度可以發現，只有在盛唐故事中它表現為離開型地點，這一現象與“終南捷徑”的隱士優遇之風似有對應。中唐時期，不再是政治中心的興慶宮與城東宣陽坊以及城西光德坊這兩個中軸對稱地的密切連接，表現出與坐落於這兩個坊裡的萬年縣治和京兆府治間兩個地方管理機構的穩定聯繫。
（3）大明宮（②）：東北端大明宮作為“進入型”空間，與外部的連接一直保持著超越半個長安城的距離。自中晚唐成為政治中心後，其與皇城中的尚書省以及城市中軸線朱雀大街略偏東側的靖安、光福二坊產生了遠距離的連接。從大明宮與本地政務機關的聯繫來看，盛、中、晚期其與宣陽坊、光德坊的連接相對平穩，只有中唐時與光德坊產生連接。與興慶宮一樣，大明宮也並未與城西縣治所在的長壽坊有聯繫。
而拋開上述以皇權為中心的網絡來看，自盛唐起由皇權空間變動而開啟的東西向連接（④）實際上呼應了長安城東南高、西北低的地形，並在中、晚期一直保留，經歷了與城市東南部網絡（⑤）先融合、再分離的過程。這一系列東西向的連接以作為長安經貿中心和“進入型”空間的西市、東市為坊裡代表，前者具有遠超後者的極高可見度且輻射範圍較遠，而主要從屬於東區的後者在坊裡交互網絡中的重要性卻並不遜色於前者。
晉昌坊在初唐故事中就因作為大型皇家寺院慈恩寺的所在地而具有較高的可見度，但其在中、晚唐興起並逐步取代彼時的政治中心大明宮，代表了長安城東南高地上諸坊整體可見性的提高，這可能與文人處境、宗教世俗、經濟交通、城市營建等多方面的變化有關。
中唐故事中，這一與鬼域相連的子社群位於城市的中南部，並由宣陽坊、勝業坊、晉昌坊、新昌坊、西市和曲江組成。實際上在中唐時期，士人開始廣泛地進行日常遊覽與交遊活動，其習業山林寺觀的風氣也開始流行，因此中唐時期該社群與城市中部坊裡的聯繫反映出駐紮城南高地“林泉”之所的文士社群的書寫風尚。而晉昌坊作為慈恩寺所在地，為文士活動——如“雁塔題名”和“遊賞牡丹”提供了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唐代時期都十分重要的鬼域作為“離開型”地點在四個時期都是與位於城市中部的區域相連的，其功能則多是在起死回生故事中帶動一些中間情節，因此與鬼域相連的這一中南部社群在中唐時期應為城市較核心區域的“中轉站”。
晚唐故事中，隨著晉昌坊的重要性取代了大明宮，偏東南部的晉昌坊、新昌坊、曲江與中部諸坊有了一定程度的分離，神界此時取代鬼域與這一東南社群相連。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離開型”地點的神界在晚唐之前的關聯網絡都還是隱約圍繞皇權展開的——盛唐時神界與終南山、興慶宮、延平門為一個社群；中唐時神界則與朱雀大街兩側的靖安坊、安業坊等坊裡連接。而晚唐時期，該東南社群與中部坊裡的分離以及與神界的聯繫，指出了此時小說寫作中的大眾信仰取代中唐文士風尚的一種可能——晚唐文人的政治地位較早先有所下降，而佛教自8世紀後就開始由理論化轉向儒家化、世俗化。
通過對唐小說中人物移動產生的OD軌跡數據的統計、網絡分析和製圖，對於唐小說中所體現出的唐長安空間現象，可以得到如下結論：一是作為空間敘事小說，盛唐、中唐的故事體現出較強的政治話語特徵，晚唐故事則更為世俗化。城市核心集團在盛唐時期是以興慶宮為中心的政治集團，中唐時期變為以大明宮為中心的政治集團與中南部文士社群，到了晚唐則變為以晉昌坊為中心、具有宗教色彩的坊裡。二是長安城禮儀性和防禦性空間的宏大布局，尤其是與城市整體地勢並不匹配的南北向中軸線的控制與自盛唐興起的東西向連接互為掣肘，並可能進一步造成了後期城市分散的多元中心。
從方法上審視“詩文證史”，尤其是依據唐小說對長安社會空間進行歷史研究的邏輯十分複雜。首先，對於唐代不能概而論之，需要分時代來觀察。其次，創作時間和故事時間之間有較大區隔，而對二者的交叉統計反映出中晚唐故事所包含的純想象性因素較初盛唐為少，因此都城長安社會感知對早期政治化特徵的呈現，不能排除後期作者刻意塑造的影響。第三，雖然利用大量小說可以研究群體性的空間感知，但其與物理化的社會空間特徵仍有很大區別——比如本研究的發現完全沒有體現出城市中段人口密集、南北空曠的城市形態特徵，反而更多體現出與權力話語相關的空間隱喻以及文人所處歷史語境的變遷。第四，研究時需要重視故事的深層邏輯，比如政治權力或宗教隱喻，盛、中唐故事中偏居一隅的東市的重要性就不是服務範圍很廣的西市所能比的。最後，全景視角下對歷史空間的“數據驅動”（data-driven）或“大數據”式的分析，很容易產生無法閉環或解釋的現象，但同時對隱蔽特徵的揭示也開啟了更多的研究話題——例如京師內外流動空間、權力中心的轉移（主要是興慶宮）對城市整體結構帶來的變動、政治與宗教在長安城的空間影響力、城南文人與宗教的具體關係等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索與考察。
本研究從“社會感知”的概念出發，利用唐小說中的空間交互獲得了一種由空間語義、社會連接與用地功能三者交疊的、複合型的經驗與認知。通過對結果的分析和詮釋，研究認為小說中包含著大量具有地理關係的空間隱喻與象徵系統。本文的研究從資料和詮釋的角度拓展了“社會感知”的邊界，並通過重塑“詩文證史”的認知從而為城市史研究帶來了新的思考。
作者單位：天津大學建築學院 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建築學院 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