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波蘭]安傑伊·弗勞瑙塞克
譯者：烏蘭 李江頤 李佳
在伯克利時，切斯瓦夫·米沃什經常給朋友們看華沙報紙上刊登的漫畫：第一幅圖畫著一個在街上邊走邊讀書的男人，而街角有個惡意的人影埋伏著；中間一幅圖上，人影從隱蔽處走出來，用刀刺中男人的後背；最後一幅圖，兇手從屍體邊拿起書認真看了起來，書的封面上赫然寫著——《米沃什，詩集》。米沃什看著漫畫爆發出自己獨特的笑聲——笑聲中帶著些許猶疑，但卻十分舒心和爽朗。
——羅伯特·平斯基，《紀念切斯瓦夫·米沃什》
很多年來，在官方承認的波蘭文學版圖上一直有一個空白點。此處要按照古老的製圖法來說，得加上註解。但與其寫上“ubi leones”（ubi leones為拉丁文，意為“獅群出沒”。古羅馬人的統治者，主要是希伯來人，對探索世界毫無興趣，因此繪製的羅馬式地圖常常會有很多空白點，並在空白處加註“ubi leones”，表示此處未被認知，屬危險之地。），不如標識為“ubi Leo”拉丁文和英文混合，結合上文意為“獅王出沒”。這片土地，奧爾比斯的旅行團和官方代表團並未曾到訪，還只是一些揹包客的目的地。令人嚮往的朝聖之地。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我來到格但斯克列寧船廠，主要是因為當時這裡是全世界最感興趣的地方。我走到一個穿著藍色連體服的工人身邊問他，是怎麼做到，在這個米沃什的作品被查封的國家裡，被殺害的船廠工人紀念碑前還能寫著米沃什《詩人會記得》中的詩句。工人回答：‘就算被禁了，我們也能找到米沃什的書。’這一刻也許會讓卡爾·馬克思讚歎或者驚恐，”理查德·勞瑞回憶道，“當我從波蘭回國後，米沃什正在哈佛講學，住在劍橋。我剛一敲門進去，他就問我：‘波蘭什麼樣？’我一下子恍如在參加博士生考試[……]。‘並不陌生。’我答道。他笑了。我交差了。”米沃什筆下關於波蘭船廠故事的詩節，今天讀來依然朗朗上口，在“團結工會的狂歡”期間確實也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在一千萬人參與的社會事件中，整夜整夜排隊的可不只是買肉的人，還有買書的人。儘管存在審查制度的禁令和嚴格的邊防檢查，但在米沃什移民期間，他的書依然能送達波蘭。甚至在一九七〇年，詩人自己從緬因州給身在波蘭的齊格蒙特·赫茲寄去了一張明信片，可以說：這是他那時能去波蘭的唯一方法。
這裡還要再提一提赫茲的貢獻。他想盡辦法把米沃什的詩帶到波蘭，甚至將詩錄進磁帶裡。在一封寫於一九六五年的信中提到，是維辛斯基——紅衣主教，把這個包裹從羅馬帶回波蘭，一盤交給了盧布林天主教大學，另一盤交給了圖羅維奇。次年一月，波蘭運動員們在自己的行李裡塞滿了“精神”食糧，還計劃把這些書賣到黑市上。興奮的赫茲告訴米沃什說，在華沙，刊登著《詩論》的月刊是最貴的。七十年代中期赫貝特欣慰地寫道：“年輕人把你視為偶像。真的，切斯瓦夫，你為波蘭的抒情詩立起一面旗，禁令和封鎖都阻擋不了。”許多米沃什的讀者都有著類似的啟蒙經歷：從教授那裡拿到書，借看一宿，手抄下來。幸運的抄本還能在古董店或者公共閱覽室找到。剋日什托夫·赤熱夫斯基克——他後來成為米沃什在克拉斯諾格魯達的遺產的監管人，為那段時光留下了美妙的敘述：
那是一九七七年，或者一九七八年初。工人保衛委員會已經成立了。我還是波茲南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文學系一年級的學生。我們慢慢開始接觸到一些地下印刷的書籍，油印的，紙很差，胡亂裝訂起來，為了省錢字跡密密麻麻，讓人看得眼睛痠痛。可對我們來說，這些書非常寶貴。[……]我們去居民區參加“飛行大學”的活動。有一天晚上，在雅採克·庫比亞克雅家，來了一位地下學生會的頭頭，名叫雷沙德·克里尼茨基雷。他沒有讀自己的詩，而是談起了一位移民國外的波蘭詩人。好幾個學生是第一次聽到這位詩人的名字。雷沙德虔誠地捧著一本書唸了起來，而我們，目不轉睛地盯著那本書看。我們都等不及了，想要碰一碰它、翻一翻它。它是那麼美妙，包裹著綠色的帆布，封面上用燙金字母刻著：切斯瓦夫·米沃什 詩歌作品——詩集。
比赤熱夫斯基年長十歲的亞當·米奇尼克，手裡有一本從古董店買來的《白晝之光》，他認為，他和他的同伴們才是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首批欣賞米沃什的知識分子，他們看到了移民後的米沃什的知識價值和文化價值，而不是僅僅把他看成過氣的故事。米奇尼克參與決策了地下運作的“獨立出版社”出版《被禁錮的頭腦》一書。而實際上，赤熱夫斯基手上那本字跡擁擠裝訂粗糙的書也是這個出版社印刷的。這些地下讀物的發行影響巨大，一九七六年秋在巴黎舉行的米沃什見面會上發生了這樣一幕——“在喝了三瓶葡萄酒後，我開始背誦米沃什的詩，一點兒都沒有磕巴。它們都刻在我腦子裡。那一刻，我沉浸在巨大的興奮之中，突然看見，詩人已淚流滿面。我尷尬地停了下來。詩人用激動的聲音說道：‘我沒想到，波蘭的年輕人還會記得我的詩。我還以為，我早就被抹去了’”。
米沃什與波蘭審查制度的過招時有進展，業內人士從蛛絲馬跡間能發現監管層的變化和他們內部的壓力。有人在文章中借用了《三個冬天》中的措辭；有人獲得了無須審查的許可，上演了米沃什翻譯的《皆大歡喜》一劇，並在海報上打出了翻譯者的名字；還有傳言稱，他要回波蘭了，藉此又促成了他的幾首詩被選入文集。到了一九七四年，揚·帕蘭多夫斯基和伏瓦迪斯瓦夫·巴爾託舍夫斯基領導的波蘭筆會向米沃什頒出了獎項……表彰他把波蘭詩歌翻譯成英文的貢獻。“誰才是魔鬼？好像我再也不是撒旦了。但我明白，筆會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也只能頒發一個翻譯獎，同時還不會被群嘲。”米沃什在給蓋德羅伊奇的信中這樣寫道。一年後，在給布沃斯基的信裡他反思說：“如果我在波蘭實至名歸，那我就必須得叩問自己，為什麼距離會引發這麼多的誤讀[……]。比如說，我就不懂，我的神話是怎麼形成的（移民、西方還有那裡的預言），難道是不斷尋找民族形象的集體本能使然？要麼就是，在波蘭當下的作家中找不到幾個可供消費的對象了。”
又過了六年，當他在離開三十年後第一次踏上波蘭的土地時，他親身感受到了這種集體本能。在波蘭期間，波蘭人民共和國高層沒有給他製造任何麻煩，反而儘量弱化政府的影響，表現出了順從民意的諸多舉動，而國家主席亨裡克·雅布沃斯基和文化部長約瑟夫·泰伊赫馬還向米沃什發出了賀電。一九八一年六月，米沃什動身前往波蘭，滿懷興奮，沒有一絲推就和躊躇。一個月前，羅馬發生了暗殺波蘭裔教皇事件；兩週前斯泰凡·維辛斯基斯泰大主教剛剛離世。儘管執政黨與團結工會表面上一直在努力調解，但工會的領導人並未意識到，擬逮捕人員的名單其實早已準備就緒。詩人抵達華沙時，整個國家沸騰了，無論是波蘭人對米沃什的期待，還是用大寫字母標識的詩人姓名，都非常巨大。簡直是朝聖。《普世週刊》以“在美國生活和教學的人”為題刊發了一篇介紹米沃什的文章。艾麗茲別塔·莫拉維茨在《文學生活》上撰文稱：“他受到了詩聖般的招待，對他的熱忱堪比保羅二世：有他在的地方就有無數的崇拜者。”“我們看到保羅二世、瓦文薩和米沃什的時候，應該要保持理智。”揚·圖爾納揚·圖爾納在《紐帶》上寫道。
讓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幕，造就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民族偶像和一系列有些荒謬的情節。在獲得諾貝爾獎後，採訪米沃什的第一家國家媒體竟然是《人民論壇報》，以電話採訪的形式。如果報紙上的文字真實可信，那麼米沃什的論調未免過於謹慎——“我很高興，能為民族傳統文化和我國文學作品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做出貢獻”。“我承認，當我在《人道報》法國的一份全國性日報，原為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上得知你接受了《人民論壇報》的採訪時，我相當震驚。[……]我不認為，在文學界、科學界和整個知識分子界都在猛烈抨擊和抵制審查制度的時刻，這是明智之舉[……]。也許先讓《普世週刊》，哪怕是《創作》來採訪，也好過這樣，但讓審查制度的喉舌最先發聲恐怕有違戰術。”耶日·蓋德羅伊奇睿智地評論。可當時身心疲憊、發著高燒的米沃什可能根本沒力氣做出類似的判斷。從另一方面來看，米沃什只能小心翼翼處處提防，因為他對八十年代的波蘭並不瞭解，他認不出烏爾蘇斯工廠波蘭罷工運動的主要集結地之一。幾百名工人發給他的請願書，也看不懂為什麼有兩千人在華沙聖沃依切赫書店的門前站了一整夜，只為買到新鮮發行的《太陽從何處升起從何處落下》。還有一個九歲的男孩，沒有買到這本書，竟拿了一本斯沃瓦茨基的詩集請米沃什簽名，他只好寫下：“米沃什代簽”。在波蘭怎麼少得了光怪陸離的景象：詩人在沃姆扎附近的庫爾皮民俗館裡跳起了民族舞；有些商店賣起了名為“小米沃什”的糖果，《文化》尖刻地點評說：“排上一個半小時的隊也別想買到。但要是買‘普特拉門特’糖和‘霍烏伊’太妃糖——排隊的人可不會很多。”
其實，米沃什來波蘭最主要的目的是領取盧布林天主教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為了避開華沙官方的歡迎活動，他甚至曾考慮過經德國開車前往。可最終，他還是於六月五日降落在奧肯切機場。在人群中等待的貝爾斯基清楚地記得，詩人激動地衝著他大喊“塔德烏什！”。人潮、鮮花和興奮的歡呼聲中，一曲維爾諾傳統民歌合唱《庫爾德薩曲》（《庫爾德薩曲》是立陶宛一種宴會歌曲的統稱。“庫爾德薩”為土耳其外來語，意為“兄弟”。）尤為突出和動人，這是卡托維茨藥學院的流浪漢學術俱樂部為了歡迎米沃什精心準備的。米沃什還在機場發表了一場即興演說，其間他特意對工人們表示感謝：“他們可以讀懂、思考和提高波蘭的經濟。”第二天，米沃什所到之處已盡是簇擁的人群。在瓦津基公園，他參加了文化部長為他舉辦的雞尾酒會。酒會結束後放映了瓦伊達的電影《鐵人》，該片的第一個鏡頭就是瑪雅·科莫羅夫斯基卡朗誦著米沃什的詩——《希望》。當晚，米沃什與大約一千五百位青年在“斯托多夫”學生俱樂部碰面，而參加活動的不少人是從黑市買到的入場券。化名為“馬特拉特”的安全部門便衣，嚴密地監視著米沃什在波蘭的一舉一動，他在自己的報告中寫道：
青年團體的代表們試圖為此次見面會增添一些政治示威的色彩，還想敦促切斯瓦夫·米沃什發表有關意識形態問題的宣言[……]。這一想法壓根無法實現。切斯瓦夫·米沃什認為這次座談是文學性的，沒有理會他們的話茬兒，直接朗誦詩歌，不予任何置評。儘管時有離題（比如，在朗讀《假如》時，他提到“美國其實是一個悲慘的國家，沒去過那裡的人，完全想不到”），但卻反映出這位歷盡坎坷的老年詩人，寧願沉浸在用波蘭語讀詩的樂趣中[……]，也不想擔當起遊吟詩人、“民族先驅”或政治家（指波蘭的愛國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的角色。就算是提到自己和俄羅斯的聯繫、在波蘭的生活條件、移民等話題，他也始終保持著“關於詩作的私人訪談”的論調。在被問及移民是否是正確選擇時，他回答：“我經歷過的那麼多難事，本可以將我殺死。既然沒殺了我，那顯然就在幫我（他本要在此處結束演講的）。每一次的遭遇都讓後來的我無從借鑑。我就像‘傻瓜伊萬’（“傻瓜伊萬”是俄羅斯民間童話人物，善良而富於愛心，總是被聰明的哥哥們欺騙，但卻最終迎娶公主成為國王。）那樣，總是選擇缺乏理智的解決辦法，然後，我成功了，無可爭議。”
大廳裡的氣氛詭異又緊張。一邊是滿懷期待的公眾，而另一邊的詩人，既不想成為“先驅”，也不想變成正義的使者（很多人都認為，美國人應該是蓋世無雙的大英雄）。因為，他還不瞭解波蘭的形勢，他害怕激怒政府，腦海中還保留著五十年代壓抑中的波蘭的記憶。他後來回憶，當時大廳裡瀰漫的氣氛就好似起義一觸即發。兩邊各有道理又都心存疑慮，不少聽眾對他深感失望。直到第二天，在獨立出版社的見面會上，雙方的隔閡才煙消雲散。詩人看到了秘密出版的一卷卷詩集，動情地說，與在波蘭非法出版和分發相比，寫詩要容易得多。而一個出版者開玩笑道：“並非如此。我們也想努力寫作，像您一樣，但我們寫得不行。”同一天，米沃什受邀前往波蘭筆會，並在那裡漂亮地完成了兩個友好的舉動：一是追憶了一年前過世的雅羅斯瓦夫·伊瓦什凱維奇，肯定了他的作家身份，而非活動家；二是公開駁斥了對他的嘲諷，但又沒有詆譭安德熱耶夫斯基。《灰燼與鑽石》的作者曾在接受《華沙生活報》的電話訪談時，談到了米沃什獲得諾貝爾獎的話題，可能是因為喝醉了（那時候他酗酒），他講了一些酸溜溜的話，比如：“這個獎應該米沃什和我一人一半，我們倆在兩個不同的領域裡都堪稱偉大。” “我覺得，我也想，我也希望，安德熱耶夫斯基能拿到諾貝爾獎，他實至名歸。”米沃什的話對在場的這位小說家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次相見，竟然成了他們倆最後一次親密的會面。
受權刊發，選自《米沃什傳》，[波蘭]安傑伊·弗勞瑙塞克 著，烏蘭 李江頤 李佳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上海貝貝特2023年5月。
經雷沙德·馬圖舍夫斯基牽線，米沃什專程拜訪了米隆·比亞沃舍夫斯基。而比亞沃舍夫斯基也成了米沃什此行中唯一一位能與之交談甚深的作家，頗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馬圖舍夫斯基回憶：
走進電梯時，米沃什環顧四周，說道：“哦，這就是那幢高樓啊！”我知道，七十年代他在巴黎認識了比亞沃舍夫斯基。他提到“高樓”讓我想到，他應該讀過《擺脫自己》。從他和比亞沃舍夫斯基的交談中，我更肯定了，他還讀過他的其他書，甚至還有剛剛出版的《浪費》。他們剛一見面，比亞沃舍夫斯基就讀起了一段米沃什在詩集上的題獻詞。其中提到了詩人的故鄉伊薩谷，位於“波蘭之外”。比亞沃舍夫斯基追問：——為什麼是“波蘭之外”？米沃什回答：——怎麼不是？我出生在凱代尼艾鎮，那裡不是波蘭，也許正因為如此，我的波蘭語才和您的不一樣。您生在這裡，在中心。也許因此您對波蘭語的態度更加隨意。您的根更深厚。
六月八日，又是一個重要的時刻。這一天，詩人重新獲得波蘭作家協會會員身份。一九五一年在黑幕運作之下，曾經的作協主席約瑟夫·揚·什切潘斯基授予他的會員身份被悄悄地抹掉了。在文學博物館，米沃什參觀了關於自己的展覽；與母校的畢業生們見了面；拜訪了國家出版學院和《讀者》出版社……米沃什精疲力盡，對接下來的日程絲毫提不起興趣。一位準備採訪他的女記者寫道：“我們坐在格拉熱娜和安傑伊·米沃什的家裡。詩人看起來疲憊不堪。[……]此外，他毫不掩飾——對記者的厭惡。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天吶，我真不喜歡，他們寫我的樣子。’他明顯不想聊下去……”
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弟弟安傑伊·米沃什與媒體打交道就容易得多了，不只是因為他不是報道的主角，還因為他本就活潑，也從不在意表現自己。對安傑伊來說，這段時間他甚為得意，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補償吧，許多年來因為是米沃什的兄弟，他可遭了不少罪。當年社會學畢業後，他做了記者，在“波蘭人電臺”籌劃青少年廣播劇。一九五一年，安傑伊·米沃什不得不做出一個原則性的選擇，要與兄弟“劃清界限”才能暫保平安。他不同意，隨後就丟了工作，因為所謂的狼票源自俄語。表示對個人職業生涯產生負面影響的檔案文件。和檔案記錄已一落千丈。後來他加入了電影製作工作室，先當翻譯寫字幕，後來學會了攝像和劇本創作，又和自己的老闆耶日·貝德納爾一起拍攝完成了波蘭第一部關於以色列的紀錄片——《在地中海和紅海之間》。一九六八年，因為不願意指控貝德納爾赤克，他再次被解僱。於是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格拉熱娜·斯特魯米沃一起想辦法創業，到高加索旅行，在格魯吉亞拍攝紀錄片。安傑伊由此身心得到了雙重滿足，從父親那兒繼承的旅行愛好和對拍電影的熱忱充分釋放。一九八〇年他的才能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認可，加入了波蘭電視臺的攝影隊，前往伯克利，去拍一部關於自己兄弟的紀錄片。從這時起，他們才可以“公開”聯繫，此前那次在巴黎的碰頭卻還得保密。一九六六年他們開始用“密文”通信。一九八〇年，安傑伊和格拉熱娜去巴黎和勃艮第旅行，儘管局勢已大有好轉，但米沃什還未獲得諾貝爾獎，回程時，他們車座下面塞滿了“精神食糧”，還藏著……託尼·米沃什。如今，安傑伊，還是那麼活潑，擼起袖子忙裡忙外，陪伴在兄弟身邊。他們一起從“波蘭的”華沙出發，先去了克拉科夫，參加雅蓋隆大學正在舉行的《救贖》一書的研討活動。圖羅維奇、《普世週刊》、標誌出版社和文學出版社都出席了這次活動。被團團圍住的米沃什向記者們抱怨說：“我都不能在城裡散散步（只有深夜十二點、一點左右，我才能在克拉科夫逛逛），所以我不知道，後來怎麼樣了。”
六月十日詩人抵達盧布林，在柴霍維奇的墓前領取了盧布林天主教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儀式上，伊萊娜·斯瓦文斯卡致賀詞，古斯塔夫·霍羅貝克、剋日什托夫·科勒拜爾蓋爾和達涅·奧勒佈雷赫斯基背誦了他寫的詩。還有人唸誦了斯泰凡·維辛斯基在死前不久為此儀式專門寫的一封賀信。紅衣主教這樣寫道：
他孤獨地漫步在時光旅程中，也許時有挫折，但卻總是給人帶來這樣的印象——這位經歷了二十世紀風雨的男人，不想被哲學流派的思維技巧所束縛，不願苟同社會上的芸芸眾生，不困於一隅，不屈從於厚顏無恥又殘酷無情的權貴。也許他就是“午夜的諫客”，是末代家族的吶喊——他受難的最終目的是拯救人類的自由。[……]上帝考驗著每一個被禁錮的人。在孤獨的探索中，這個叫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人經受住了考驗。
這段美輪美奐的文字，大量地引用《詩篇》和米沃什書中的內容，調子非常高，高到讓穿著罩袍的米沃什備感不安。在天主教大學發表演講時，米沃什試著闡述自己對教會的態度：我是媒介，某些特定的人類文明之音通過我來發聲，在基督的感召下可以明辨善與惡。
但是，我認為有必要澄清一點，我並不是天主教詩人。在文字中使用這一稱謂的人，他的假設是，其他人，無一例外，都不是天主教徒。我深以為疑，因為這與Katholikos（此為希臘文。英文“天主教徒”的詞根來自希臘語“Katholou”，此處的希臘文為形容詞，原意為“普遍的”。）的詞義不符，這個詞本是形容普遍和廣泛的特性。將人們區分開來，更容易看清，是什麼將人們聯繫在一起，不再分離。就好像信教的人今天能在親朋好友之中發現不信教的人，而不信教的人就必須隨時假裝懷有宗教信仰。我想，這兩種人可以殊途同歸和平共處，只要彼此尊重這個世界還有人類存在的奧秘[……]。不管如何自許，他們都是彼此的朋友，因為他們的尊重就是相互鄙視的反證，對世界對人類，他們用自己追隨的理論和教義都能找到滿意的解答。我很榮幸，我的書適宜廣義上的“虔誠之人”。可如果我專注於成為一個宗教作家，像西蒙娜·薇依和列夫·舍斯托夫那樣，如果我翻譯過或者在翻譯聖經，那麼我決不吝於袒露心聲：我只是想告訴大家，這些事情並非是做給（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職業天主教徒看的。
在盧布林停留的日子為以後發生的事埋下了戲劇性的伏筆。這位被戰後波蘭教會最偉大人物祝福和致敬的詩人，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離世之時，“職業天主教徒”竟阻撓將他葬在克拉科夫的斯卡烏卡墓地（此處墓地為波蘭名人墓），他們指責他沒有信仰，不信聖經，也不信波蘭。
在盧布林天主教大學的操場上，米沃什與萊赫·瓦文薩並肩領取了獎章，該獎表彰他們對歷史的開創性貢獻。米沃什身上戴著兩個團結工會的胸章，瓦文薩和以往一樣帶著聖母像。當主持人把名字錯念成“切斯瓦夫·瓦文薩”時，兩個人都笑了。工會主席說：“米沃什的行動比我們更早，比我更早。實際上，他的作品給我們帶來了啟迪。我差不多有兩次坐下來，靜聽您的作品。”詩人回應道：“我崇拜萊赫·瓦文薩和波蘭工人們。我的作品跟他們的奉獻相比不算什麼。”在盧布林天主教大學校長米奇斯瓦夫·克朗皮埃茨的辦公室裡，他們二人之間的對話簡直與話劇劇本如出一轍：
瓦文薩：更早以前我就開始崇拜您了。您是我學習的榜樣。而且我更加感激您。也許我們所有人都要感激您。我們能擁有今天這般優勢，而非其他窘態，完全是水到渠成，因此很難衡量誰的貢獻更多或更少。
701米沃什：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每一次合作都影響深遠。知識分子根本沒必要自視清高。
安傑伊·米沃什：請暫停一下，這次交流必須配上一個更大一點的標識。（說完，他給詩人別上了一個大號的團結工會胸章）
米沃什：為什麼，剛才那個雖然小了點，但挺好看的。你幹嘛要換……
米沃什：我生來就不適合現在這種角色。昨天在演講裡我還提到，這件外套太大了。
瓦文薩：實際上，您要知道，會慢慢習慣的。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手足無措，現在，只要不是那麼刺耳，我都能聽進去。
米沃什：您得理解，我寫過各種文章，有好的，也有差的。可現在卻因為我名字的原因，要把它們都拿出來刊印。太丟臉了，讓我臉紅，耳朵根都紅。但也只能嚥下去。
瓦文薩：是啊，這就是生活。有些事，根本就讓人想不到。
米沃什：順其自然。我本身對身體力行的人、對做實事的人非常敬佩。我是個筆桿子。只會坐在房間裡寫點東西。我從來就沒想過，我寫的東西會被傳頌。我曾以為，有十五個人會讀就能算作傳頌了。昨晚，當演員們朗讀我的詩時，我深受感動。
瓦文薩：早就有人這麼做了。您知道嗎，我也朗誦過您的作品。
米沃什：好吧，但這一切帶來的責任過於巨大。皇冠掉到了耳朵上，太大了。
米沃什後來回憶，這次見面讓他更加肯定，“瓦文薩將成為二十世紀波蘭叱吒風雲的人物，就像科希丘什科在參加了美國獨立戰爭後，返回祖國領導反抗三國瓜分波蘭的民族起義。那樣”。六月十七日在格但斯克，他們又見面了。米沃什向紀念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罷工殉難的船廠工人紀念碑敬獻花圈，他深情地對身邊的工人們說：“如果你們只想著奪權，世界對你們的態度就會和對普通的政黨一樣，認為你們不過在玩弄權力的遊戲而已，同時你們也就失去了那個吸引著不同國家、種族、民族的內核。也就沒有了希望。”紀念碑上刻著米沃什翻譯的《詩篇》第二十九首——主賜予子民力量，主賜予子民和平的祝福。還刻著《你受傷了》一詩的選段。字字句句，刻在這個浸透著鮮血的地方，讀來更加鏗鏘有力。
“我竭盡全力地擺脫諾貝爾獎帶給我的麻煩，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名人效應。不久前有人在舊貨市場上買到一張郵票送給了我，郵票上畫著四個波蘭人熟知的聖物符號：三重冠冕——代表維辛斯基主教，鑰匙——指教皇，電動工具——指瓦文薩，書——是米沃什。”多年後他如是說道。米沃什努力想讓自己的行程看起來更“私人化”一些，可處處簇擁著他的人群顯然並不這樣想。他們期待著詩人妙語連珠，講出一些“刻意安排”的言辭，甚至在米沃什還沒出現時，就為他寫好了“熱血沸騰的愛國主義”詩歌——這些詩米沃什現場可寫不出來。而他自己，竟然“給很多人留下了傲慢、冷漠和不友好的印象”。
讓他彆扭的不只是詩人地位的驟變，還有對待國家的態度。米沃什認為，這個國家的精神意識在從束縛中鬆綁下來後，又走回了民族主義右傾的老路。《白晝之光》的作者說得有道理嗎？今天看，是有的。儘管我們知道，米沃什曾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滿懷著反民族主義的憤恨情緒，但在自由波蘭歷經多年的痛苦教訓之後，如果回過頭重新審視米沃什的話，理解會比一九八一年時更加深刻。也許是因為數十年來他一直作為旁觀者，與波蘭內部環境保持著適度和理性的距離，反而對當代的消極情緒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一九八一年一月，在寫給蓋德羅伊奇的信中，他將自己的觀點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
我讀過上百封從波蘭寄來的信，我也和巴黎或者安阿伯的波蘭人聊過天，那時候，我真覺得頭皮一陣陣發麻。波蘭的來信，特別是那些年輕人寫的（其中有一封請願信，請求我允許用“切斯瓦夫·米沃什”為童子軍命名——可沒過多久，他們就被命名為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童子軍了），可以為波蘭正在發生的巨大且本質性的改變佐證。在他們的文字裡，波蘭總被寫成一個偉大的民族組織，國家被奉在聖壇之上，聖母像成了護佑國家的神權擺設。[……]我可做不了波蘭民族主義的推動者，但他們，給我寫信收集我簽名的人，卻硬要把這個頭銜強加於我。他們從來就沒想過，除了波蘭天主教徒之外，我還會是其他角色。這個可憐的民族，一方面深受民族共產主義的莫查爾學派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在家庭和教會層面對莫查爾學派進行民族主義式的批判，活脫脫一副汝爾丹模樣莫里哀的諷刺喜劇《貴人迷》中的主角。汝爾丹是一個愚昧無知的暴發戶，為了擠進貴族階層，極盡巴結逢迎虛榮之能事，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甚至背叛基督教，改信伊斯蘭教，當不了本國的貴族，就當外國的貴族。，高談論闊，野蠻生長的民族主義和彌賽亞主義已經深入骨髓還不自知。[……]我得想想，我能做點什麼。毫無疑問我們倆必須得保持聯繫，並在這個問題上坦誠地交流意見，只有這樣，你所代表的還有文化出版社這麼多年來所代表的另一個波蘭的模樣，才不會被丟棄。因為，國家大義會吞噬掉一切，儘管它讚賞文化出版社為捍衛民族價值所做的貢獻，但卻不會記錄下“文化”的真正立場。
一九八一年六月，當他向黑壓壓的船廠工人們鞠躬致敬，當他與瓦文薩會面，當他見到“普通”讀者時，看到“另一個波蘭”的模樣了嗎？也許看到了。波蘭處於戰時狀態時，他給安傑伊·瓦里茨基寫過一封信，信中說：“可以認為[……]這個人性的、民主的、政治成熟和健全的團結工會，在瓦文薩的帶領下將捍衛起新興的民主波蘭意志。[……]對我來說，這十六個月如五三憲法《五三憲法》被普遍認為是歐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憲法，是波蘭王國為了拯救被第一次瓜分後的國家作出的改革嘗試，但僅實施一年即被廢除，接著波蘭又被瓜分了兩次。時期，滿懷著對世界的美好向往，憧憬著波蘭走向繁盛。可沒過多久，波蘭意志又會退到因蹂躪壓迫遭受痛苦的民族主義上來。”無論是擔驚受怕還是捕風捉影，恐懼重重之下，真實與謊言、高貴與卑劣、自由與枷鎖、“無力的力量”與甘於暴力和權力黨羽的軟弱依然針鋒相對。剛宣佈實施戰時狀態時，米沃什在《紐約時報》上刊文道：“我不認為[……]，以團結工會為首的，發生在東歐國家的民主運動只是曇花一現。正相反——他們將公開或者秘密地長久存在下去，比我們這個世紀所有軍政府的壽命加起來還長。”（本章原題：“皇冠掉到了耳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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