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內容
首頁 段金生 尹建東：中國哪來的“贊米亞”？——評《逃避統治的藝術》
作者：段金生 尹建東
來源：《歷史評論》2022年第5期
縱觀中國歷史，西南地區一直是中國疆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不同時期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的治理力度有所不同，但西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一體化發展趨勢，始終是主題主線，並隨著歷史發展不斷鞏固和加深。所謂的“贊米亞”純粹是鑿空虛構。
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以下簡稱《逃避統治的藝術》）一書，以所謂“國家效應”的視角，虛構了一個包括東南亞及中國西南高山地帶在內的地域概念——“贊米亞”（Zomia）。作者認為，在歷史上，許多人主動選擇逃離國家統治，使這些高山地帶成為“非國家空間”。這一研究的本質是抽離歷史事實的極端建構主義，其中涉及中國西南邊疆的內容多有曲解，有悖歷史事實。
斯科特在有關“贊米亞”的論述中，將越南中部高地、印度東北部地區，以及中國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地所有海拔300米以上地域，看作“跨越了通常意義上的地理區域”，是為逃避國家統治而“精心設計”出來的“庇護所”。作者從他所持有的西方歷史觀出發看待中國西南邊疆及其歷史，對這個區域的內部族群、文化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中國與東南亞及南亞之間空間關係的表述都十分模糊和混亂。事實上，中國西南地區自秦漢以來一直處於中原王朝的治理之下，華夏文明從未在這一區域式微或間斷過。用鑿空虛構的概念來框範這一區域，雖說“精心”，卻是驢唇不對馬嘴。 早在先秦時期，西南區域（巴蜀）就已屬“九州”之列，戰國時期“莊蹻入滇”增進了內地與西南邊地的文化交流。秦開“五尺道”並“置吏”，將西南部分地區納入中央王朝版圖。西漢在“西南夷”設置郡縣，標誌著中國的西南疆域已涵蓋整個雲貴高原。最近，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大量漢代封泥、簡牘，並發現大型建築、道路的基址。其中的行政、司法簡牘內容與封泥相互印證，表明西漢已對雲南邊疆行使治權。 魏晉時期，以雲貴高原為主體的中國西南疆域進一步拓展，其南部邊界與交趾、撣國等藩屬國相連。唐宋時期西南疆域的範圍更廣，包括南詔、大理控制的區域，其外緣已延伸到當時的驃國、浡泥、占城、安南等藩屬國。明清時期，朝廷不斷推進改土歸流，中原移民數量激增，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與中原地區的融合大大加深。 縱觀中國歷史，西南地區一直是中國疆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不同時期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的治理力度有所不同，但西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發展趨勢，始終是主題主線，並隨著歷史發展不斷鞏固和加深。因此，所謂“贊米亞”純粹是鑿空虛構。斯科特的相關觀點和論斷，無視西南地區歷史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重要部分，割裂了中國西南地區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歷史聯繫。 《逃避統治的藝術》一書充斥著強烈的二元對立色彩，使“贊米亞”的概念建立在國家與高山地區對立的基礎上。在斯科特看來，逃避統治是山地人群“精心設計”的行為。書中隨處可見中央與邊緣、谷地與山地、定耕與遊耕、壓迫與自由、文明與野蠻、統合與逃避等一系列結構化的二元對立表述，似乎山地環境下的一切都與國家形成鮮明對比。作者聲稱，“在很大程度上，這些人群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組織都是為了逃避被統合到國家結構中而做出的策略性適應”，即所謂“逃避統治的藝術”。實際上，作者對中國西南邊疆社會及區域族群生態作了簡單化處理，完全沒有充分的歷史事實分析。 斯科特忽視了中央王朝的治理對西南地區山地人群流動造成的深刻影響。在特定歷史時期，西南山區土著族群可能會因為生態或政治原因逃離王朝統治區域，但是西南地區並不存在絕緣於國家的“逃避區”。恰恰相反，隨著中央王朝勢力的深入，先前關係疏離的各個區域逐漸被串連成一個集合體，並生成一個個區域政治中心，成為山地、壩區各類人群頻繁交流和聯繫的重要平臺。區域內部的文化交往也隨之加強。這種轉變不僅沒有造成山地人群的大規模逃離，反而使其從邊緣群體變為王朝的編戶齊民。與此同時，中原移民的進入使西南地區得到較大程度開發。在社會動盪時期，流動、遷徙是山地人群的一種生存策略，但流動方向並不是單純向外逃離，更多的是向內流動，形成從邊緣到中心的向心式發展趨勢，也就是文獻中所說的“向化”。 此外，西南地區的不同族群之間始終存在不可分割的關聯。斯科特將“低地社會”（國家）與“山地社會”（“無國家”空間）截然兩分、彼此對立，視二者之間為“刺激—反應”關係。然而，“山地”與“低地”族群之間的互補、共生關係卻被斯科特忽視了。西南邊疆族群的歷史發展進程表明，“高地”與“低地”絕非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二者存在著廣泛且複雜的經濟文化互動，包括貿易、賦稅、通婚、宗教等。 不同族群的經濟文化類型及其空間分佈差異，成為彼此交往互動的基礎。基於“生態區位”形成的山區（“高地”）與其周邊壩區（“低地”）既聯繫又分隔的地域結構——“山壩結構”，成為西南地區族際交往互動的主要模式。該區域多個族群的互動關係不能簡單歸結為“逃避”，而是在經濟互補情境下，規避生計風險的策略。所謂“逃避國家”，只不過是一種“短暫的遷徙動力和歷史現象”。 由此可見，中國西南邊疆地區“低地社會”與“山地社會”之間，並不是統治與被統治、控制與被控制的單向度關係，而是相互爭奪、利用、交換、合作的關係。中央王朝的治理活動與區域多元文化共存，使西南地區政治與社會深入接觸和交融，形成多元族群聚合的社會結構。 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一書，無論是在方法論方面，還是在史料的運用和基本史實的論述上，都存在很大問題。該書運用多學科尤其是人類學的理念方法，試圖通過構建“贊米亞”的概念，解釋“高地族群”“逃避”國家統治策略的合理性。然而，該書基於西方中心論的理論預設，構建國家與高山地區二元對立的論證結構，缺乏充分的經驗材料支撐，受到學界廣泛批評和質疑。另外，該書雖然採用演繹推理的論證方式，但存在將先入為主的觀念帶入研究，以部分替代甚至遮蔽整體的問題，出現主題先行、結論先於證據的現象，消解了演繹推理的有效性。 該書涉及中國西南邊疆歷史的內容，在史料和史實方面存在較多問題。雖然作者重視運用包括漢文文獻在內的多種文獻材料，但不少是經過加工處理的二手史料，大大影響了闡釋的準確性；同時，在論證過程中出現大量有意或無意剪裁、忽略或選擇性使用史料的問題。 書中提到的“南詔泰族王國說”，早已在學理上被證偽。然而斯科特為了論證“山地社會”是一種“國家效應”的論點，竟然罔顧歷史事實，將“南詔泰族王國說”作為“傣泰族群面對中原王朝的擴張不斷向西南或南方遷徙”的論據。關於缺乏文字歷史記載的阿卡、苗、瑤等族群，斯科特不加分辨地將其口傳的歷史，即從原先的谷地逃到後來的山地，當作歷史事實，用其論證山地人群大部分是為“逃避低地河谷地區國家建設計劃而遷來”的論點。斯科特的論述，明顯忽略了西南山地族群漫長且複雜的發展演化過程，並且把他們過分“同質化”，以滿足其人口移動的“單向性”論斷。 斯科特不僅在研究過程中存在資料選擇的問題，在論述過程中還存在類推式想象多於史料實證的問題。作者在書中過度發揮他所謂的“國家效應”，強調國家的壓迫是“贊米亞”形成的重要條件，將“高地族群”的歷史進程描繪為一系列無政府主義的圖景。問題在於，斯科特忽視了“高地社會”本身的發展進程，特別是中國西南邊疆不同族群之間，以及邊疆與內地之間從未間斷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東南亞大陸》一書的編者丹吉爾斯評價斯科特的這本書時說道，“可惜史料運用方法上問題頗多，未脫假設的範疇”。還有批評者指出，該書將中國古代西南邊疆族群塑造成“逃避國家統治”的“自由”之民，將古代中國的民族融合和西南邊疆治理，視為一種“征服”和“壓迫”，嚴重缺乏可靠的歷史依據。 從長時段看，中國西南邊疆的歷史應該是國家與地方、國家與社會互動共生的歷史。不斷的互動消融了區域之間的差異性，使得西南邊疆與內地聯結成一個牢不可分的整體。我們應當認真審視《逃避統治的藝術》的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對該書作出必要的批判和反駁。 作者單位：雲南民族大學科技處 雲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 可點擊下方“閱讀原文”，關注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官方微店，訂閱《歷史評論》《歷史研究》和《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
文章導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