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錦公子。今天正文開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由“最愛歷史”與“錦繡人文地理”團隊出品的首部圖文作品《中國古都四千年》,正式上市啦!
一部中國的古都史,也是一部濃縮的中國史。
《中國古都四千年》在講述中國古都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的“十字”走向背後奧秘的同時,選取了中國歷史上10座極具代表性的古都進行深入分析。
新書除了採用團隊擅長的新聞特稿式寫法外,還選配了274張高清圖片,圖文並茂,顏值超高,堪稱團隊年度鉅製,值得珍藏。
在此邀請您享受這場視覺與知識的盛宴,也感謝您一直以來的關注與陪伴。
錦繡人文地理新書《中國古都四千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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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正文開始,文章選自錦公子新書《中國古都四千年》。
在平定殷商遺民叛亂後,大概公元前1000年前後,掌握西周朝政大權的周公旦,決定在東方營建洛邑,以加強對殷商故地的控制。
進行占卜後,周公旦命人將傳國重寶九鼎遷到洛邑,對於為何選址洛邑,周公說:“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意思是說,位處今天洛陽境內的洛邑,處於迅速擴張的周國的中央,便於四方來朝。
當時,西周在今天的西安一帶,營建有國都鎬京,稱為宗周;而東方的洛邑則稱為成周,成周在當時,有點類似於陪都的概念。
等到公元前770年,當時的西夷犬戎攻破鎬京,殺死周幽王,隨後繼位的周平王為了躲避犬戎的侵擾,決定將國都東遷到洛邑。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的兩座都城之一,位處今天西安地區的鎬京,和位處今天洛陽地區的洛邑,也反映了中國古代王權選擇國都的重要理念,即尋求在國家範圍的地理中心,建立國都以制衡四方,對此,《呂氏春秋》說: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儘管周朝遷都洛邑,有出於防範侵擾、避免戰爭的考量,但考諸中國歷史上的首都建設,應該說,選擇地理中心立都,是中國先秦時期建都的重要考量因素。
中國歷史上,西安和洛陽是最為悠久聞名的古都,在此之外,安陽、南京、開封、杭州、北京、大同、成都、鄭州等城市也曾經作為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權的都城。
據統計,中國歷史上由統一王朝和地方政權興建的都城先後有200多個。其中,有的曇花一現,有的則興盛千年。但追究此中原因,我們要追問一個問題,那就是,古代王朝選擇建都這些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些都城的魅力又在哪裡?
對此,我們試著選擇西安、洛陽、安陽、南京、開封、杭州、北京、大同、成都、鄭州等十座城市,來闡釋此中的奧妙。
洛邑作為天下之中,既相對遠離西方的異族,又便於周朝控制東方,這種“擇天下之中而立國”的衡量,實際上,在夏、商時期就已開始出現了。
儘管今人對於鄭州是否稱得上中國十大古都之一仍有爭議,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表明,位處今天鄭州登封境內的王城崗古城,正是傳說中的夏朝早期國都“禹都陽城”。另外,傳說大禹之後,夏朝的國都也曾多次遷徙,例如今天洛陽偃師二里頭,也曾經作為夏朝中晚期的國都。
大概公元前16世紀,商人攻滅夏朝,此後商朝國都也和夏朝一樣,曾經出現多次遷徙,一直到公元前14世紀,商王盤庚主持遷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陽後,商朝國都才算穩定下來。
從夏朝“禹都陽城”鄭州,到殷商國都安陽,再到東周洛邑(洛陽),可以注意到的共同點是,夏商周時期的國都變遷,核心始終是在這三個王朝的中央地帶,即黃河中游建都。
對處於不斷拓展中的華夏先民來說,“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是王朝開拓者均衡四方、開疆拓土的早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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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變遷的“十字”現象
考察中國曆朝歷代國都的變遷,可以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十字架”現象,這個“十字架”走向呈現一個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的十字交叉趨勢:
從西向東上,可以看到,從西安-洛陽-開封,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沿著黃河流域擺動的走勢;
從北向南上,可以發現,從北魏的大同、遼金元明清的北京-東晉南北朝的南京-南宋的杭州,也有一個很明顯的南北走向。
這種中國古都“十字架”式的分佈走向,也意味著在經過夏商周時期“擇天下之中而立國”的早期思想後,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了一個劇烈變化時期。
隨著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歷史開始進入春秋戰國時期。
面對諸國攻戰的日益激烈,為了穩固根本、謀略東方,公元前5世紀,秦國先是將都城從雍城(今陝西鳳翔境內)遷到涇陽(今陝西涇陽境內),隨後又於公元前383年將都城遷到位處今天西安境內的櫟陽,此後,公元前350年,秦國又遷都到今天西安境內的咸陽。
在戰國七雄之中,與當時的東方六國相比,位處西方的秦國選擇遷都位處關中平原的咸陽(西安),本質是著眼於戰爭和軍事地理需要。
作為西周、秦朝、西漢、隋朝、唐朝等王朝國都,西安坐落於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之上,它北面是黃土高原、南邊是秦嶺、西有隴山、東有黃河,可謂山河環繞、易守難攻,而從關中平原向東越過崤山,就可以指向關東、揮兵中原,這種冷兵器時代無可比擬的軍事地理優勢,使得秦國從戰國時代開始,就擁有了其他諸國難以比擬的天然軍事地理優勢。
另外,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由渭河沖積而成,沃野千里,加上渭河、涇河等河流灌溉便利,這使得在農業時代,秦國更是佔據了農業生產的天然優勢,軍事地理疊加農業優勢,這使得秦人最終依據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形勝之區、四塞之國”的地理和農業優勢,最終逐漸攻滅東方六國,在公元前221年一統天下,建立了中國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
但西安的政治早熟,也造成了它的生態早衰。
在經濟地理學中,有一個名詞,叫做“消聚性衰退”,說的是一個地區發展到一定程度,由於環境和資源的破壞,就會開始衰落,而長安,正是這種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在隋唐以前,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佈的生態環境優美之地,但是從秦漢時期開始,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從城市營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規模的農業開墾,已經使得關中平原周邊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毀滅性破壞。
隨著森林資源的日趨枯竭,失去了森林的涵養,曾經“八水繞長安”的西安城內外,渭、涇、灃、澇、潏、滈、滻、灞等八條河流的水流量越來越小,到唐代末年,涇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日益減少,龍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繼乾涸;北宋時,“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過河的地步。
據統計,從唐宋開始,關中地區有關水清、涸竭、斷流的記載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的45年間,作為滋潤長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記載的斷流,更是達六次之多。
隨著森林的砍伐,關中地區的水土流失也越發嚴重,這就使得關中地區的自然災害頻率增大:有雨則洪水氾濫,無雨則乾旱成災。
據統計,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裡,長安周邊的京畿地區,共發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災害:其中有10次旱災,7次水災,以及3次蝗災。
陝西省氣象局根據史料記載進行統計發現,從公元前2世紀的秦朝開始,關中地區的水災和旱災,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紀,竟然發生了37次旱災,平均每2.7年就發生一次。
一方面是森林和水資源日趨銳減,另一方面,隋唐時期的長安城,人口卻越來越龐大。
歷史數據顯示,西漢時,長安城的人口只有25萬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時期,長安城在巔峰時期,人口高達百萬之巨。
與人口日益膨脹相對,關中地區的可耕地卻越來越少。
當時,由於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鹽鹼化、肥力減退等原因,關中地區的灌溉農田,從西漢時期的4.45萬頃,銳減到了唐朝唐代宗大曆年間(766年-779年)的0.62萬頃。
也就是說,相比西漢,人口膨脹高達400%的唐代長安城,周邊的土地灌溉面積,卻同比減少了3.83萬頃,衰減率高達86.1%。
由於生態環境日趨惡化、地少人多,這就使得早在隋唐時期,長安城就經常性地出現缺糧的窘境,到唐朝的最高峰時期,長安城糧食缺口達400萬石(約合1.68億公斤),後來雖然有所回落,但唐朝時長安城每年的糧食缺口,仍然高達100萬石(約合4200萬公斤)。
在此情況下,即使是在“年穀豐登”的豐收年份,唐代長安城也仍然糧食緊缺“人食尚寡”,一旦發生水旱蝗等自然災害,就不得不東遷到洛陽就食。
以唐高宗為例,他在位共34年(649年-683年),其中就有11年5個月是住在洛陽,其中史書有三次明確提到是因為長安缺糧遷到洛陽“就食”;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後,隨後掌權的武則天在683年-705年的22年間,更是有19年住在洛陽,其主要也是因為洛陽更加靠近江淮地區等糧食主產地,沒有漕運之苦。
在中華帝國早期,從秦朝到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核心首都,長期在長安-洛陽之間搖擺,例如西漢定都長安(西安),東漢定都洛陽,隨後西晉和北魏也定都洛陽,而完成大一統的隋代和唐朝,則將首都回遷到了長安。
作為中華帝國定都的兩大雙子星,長安與洛陽互為兄弟,但歷史在這種搖擺之中,已經出現了從西向東遷徙的趨勢。
前面說過,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作為中華民族最早開墾的農耕區域,到了唐朝時,已經出現了很明顯的生態惡化趨勢,在此情況下,西安逐漸失去了立都的環境優勢。安史之亂(755年-763年)以後,長安(西安)先後被吐蕃、亂兵、黃巢農民軍輪番攻佔、破壞嚴重,到了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軍閥朱溫強迫唐昭宗遷都洛陽,並拆毀長安城內宮殿和民舍,取其木材營建洛陽,“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長安隕落後,洛陽迎來了最後的短暫輝煌,此後,唐朝的最後三年,以及五代十國時期的後梁、後唐、後晉,都曾經建都洛陽,與距離黃河相對較遠、且有黃河三門峽天險阻隔、物資運輸艱難的西安相比,洛陽相對靠近黃河,並且在隋煬帝興建大運河後,易於接受來自南方的糧食和稅賦,因此,洛陽在隋唐時期以及五代十國初期,一直是帝國的重要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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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安全與經濟補給
對於一個王朝而言,選擇定都何處,軍事安全與經濟補給是兩個核心因素,從唐代開始,長安由於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在經濟補給上日益艱難,因此最終被放棄隕落。得益於大運河和黃河的便利,當時洛陽仍然保有建都的優勢,但是這種優勢,很快就隨著另一座城市——開封的崛起,而轉變。
唐朝安史之亂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遷,轉向長江、淮河一帶,當時,來自江淮地區的財賦,普遍需要依賴從隋朝開始鑿通的大運河進行運輸,因此,位處大運河與黃河交接處,連接江淮要地的汴州(開封)開始迅猛發展。
到了晚唐時期,開封已經成為“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的中心城市。
為了獲取經濟補給,五代十國的後晉、後漢、後周,都先後以開封為國都,這使得開封更加飛速發展。
但是,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難以彼此重疊,在擁有經濟補給便利同時,開封卻有著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明顯缺乏軍事屏障,無法滿足作為政治中心所應有的軍事安全因素。
公元960年,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奪取北周政權、建立北宋後,作為軍將出身的他,一直對開封的軍事缺陷憂心忡忡。
開封儘管擁有經濟和交通便利,但除了北臨黃河外,其他三面地處平原,根本無險可守,這導致北宋需要長期在首都開封周邊佈置數十萬兵力,造成冗兵,嚴重消耗了國力。
由於開封地理缺陷明顯,就在公元947年,契丹軍隊甚至曾經攻破開封、滅了後晉,有鑑於此,趙匡胤從建立北宋伊始,就希望能遷都洛陽,從而利用洛陽周邊有山河環繞的地理優勢,來減輕其軍事隱患。
北宋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趙匡胤再次巡幸洛陽,並提出計劃將首都從開封遷到洛陽,但群臣已經在開封經營多年,考慮到各自的利益算盤,以趙匡胤的弟弟晉王趙光義為首的文武百官普遍反對遷都,這使得趙匡胤不由仰天長嘆:
“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趙匡胤發出這一感慨的當年,公元976年,趙匡胤在斧聲燭影之中離奇暴斃,趙光義登基為帝,此後,北宋的遷都計劃徹底擱淺,一直到151年後(1127年),女真人南下輕鬆攻破開封,滅亡了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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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與農業民族交鋒地帶
前面說到,中國歷史上的國都遷徙,在北宋滅亡以前,儘管也有南北對峙時刻,但大勢仍然沿著西安-洛陽-開封的從西向東擺動走勢,但以北宋的滅亡和開封的淪陷為標誌,中國國都的長期遷徙趨勢,轉向了從北向南的擺動。
在先秦時代以前,夏商周時代的都城營建,主要著眼於華夏族在黃河流域的拓展,所以才會選擇當時的鄭州、安陽、洛陽,這些位處當時的天下之中的城市作為國都。即使在兩漢和隋唐時期,都城在長安(西安)和洛陽之間的長期搖擺,也仍然著眼於黃河流域的開發經營。
但這並未脫離農業民族視角的經營視野,在從西向東的都城選址擺盪之中,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即將開始劇烈地衝擊南方農業民族的建都視野。
公元398年,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從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境內)遷都平城(山西大同),此後,北魏以平城(大同)為基地,先後吞併了後燕、夏、北燕、北涼,逐步統一了北方。
到了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從平城(大同)遷都洛陽,以便進一步控制中原、爭奪南方。
大同與北京僅有三百多公里之遙,如果攤開中國地圖,會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北魏時期的平城(大同),以及後來的遼、金、元時期的遊牧民族所選擇的北京,都剛好在中國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線邊緣,這恰好也是一個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遊牧區與農業區的分界線。
也就是說,在中國十大古都的選擇過程中,平城(大同)與北京的崛起,從遊牧民族的視野和定位來看,也是遊牧民族南下參與爭奪中原的橋頭堡。
作為遊牧民族,在鮮卑人看來,平城(大同)是他們進入農業區後,所深入營建的大城市,這也是鮮卑人在選擇遷都位處中原腹地的洛陽之前,用來經略南方的前沿陣地。
而對於後來的契丹(遼國)、女真(金國)和蒙古人(元朝)來說,他們選擇在大同附近的北京營建王城和國都,核心原因之一也是因為這裡剛好處於遊牧區與農業區的交界。
對於他們來說,北京是他們南下中原所奪取的第一座大城市,並且是華北平原重鎮,這就有利於他們以此為跳板南下進攻華北平原、進而逐鹿中原、攻佔全國。
另外,北京還有個好處,就是相對於長安(西安)、洛陽、開封等中原腹地城市更加涼爽宜人,即使在最熱的月份,北京平均溫度也要比前述城市低2-5攝氏度,例如公元496年,當時北魏已經從平城(大同)南下遷都洛陽三年,結果皇太子拓跋恂竟然因為厭惡南方的天氣炎熱和生活習俗等原因,試圖逃回平城(大同)發動叛亂,這惹得孝文帝大怒,最終將太子拓跋恂賜死。
到了公元946年,契丹軍隊攻破開封、滅亡後晉,但幾個月後就匆匆撤回北方,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因為契丹人不習慣開封夏季溼熱的天氣,所以才無奈北返。
再從心理原因分析,無論是鮮卑、契丹、女真、蒙古還是滿族,當時其人口往往只有百萬甚至數十萬人,當這些人口稀少的遊牧民族、漁獵民族試圖南下君臨南方的農業帝國時,面對南方數千萬,明清時期甚至上億的“異族”人口時,這些少數民族難免存在一種潛在的心理恐懼,因此他們立都平城(大同)和北京,也有一個考慮就是,一旦在南方失敗,起碼平城(大同)和北京距離他們的老巢還比較近,可以隨時撤退。
公元1368年,明朝大將徐達率軍進攻元大都(北京),倉皇之下,元順帝決定撤離北京逃回北方草原,逃亡前他悻悻地說,“我豈能再學宋徽宗、宋欽宗(被俘虜)!”
由此可見,北方遊牧民族選擇平城(大同)和北京立都,在心理層面是將其作為毗鄰故鄉的後路打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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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王氣為何難以持久?
隨著遊牧民族的不斷衝擊南下,在南方,南京開始在亂世之中崛起。
歷史進入漢末三國時代後,公元229年,孫權正式稱帝,並於當年遷都建業(南京),此後,建都洛陽的西晉於280年攻滅孫吳,建都51年的建業(南京)一度衰落,但隨著西晉的迅速滅亡,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建康(南京)稱帝建立東晉。此後,南京又先後作為劉宋、蕭齊、蕭梁和陳朝的國都,一直到公元589年被隋朝攻滅。
至此,算上三國孫吳時期,加上東晉南朝,南京在這一中國的分裂時期,一度建都300多年。
但這僅僅是南京立都的開始。
以經濟角度看,南京的建都,也代表著長江流域經濟的崛起。在漢末以前,中華帝國的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這就決定了南京為什麼在漢末以前一直默默無名。
隨著漢末三國以後政治動盪,北方人口掀起了一波波的人口遷徙浪潮。從西晉永嘉之亂、到唐朝時期的安史之亂、到北宋靖康之變,這三次重大歷史事件,導致了中國人口的三次大規模南遷,而西晉永嘉之亂以後的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其結果就是加速了淮河和長江流域的經濟開發,從而使得南京作為南朝的國都,得以堅持近300年。
不得不說,南京的崛起與建都,是以江淮流域的人口遷入和經濟發展為基礎的。
▲魏晉衣冠南渡路線,這次人口遷移也標誌著中國經濟重心首次向南移。
唐朝安史之亂(755-763年)以後,隨著江淮流域的加速開發,中國的經濟重心不斷南移,當時,黃河中游地區的長安(西安)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亂以後,仍然維持唐朝的國都地位,其根本原因在於利用隋煬帝打通的大運河,抽調江淮流域的糧食和稅賦,因此才得以延續了100多年的國都地位。
因此,從江淮流域發展的視角,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1127年靖康之變以後,南宋會選擇在杭州建都。
從區域的角度來說,南京和杭州作為江淮流域的重要城市,其具有經濟基礎進行建都;但從軍事角度而言,無論是南京還是杭州,他們雖然適合作為南方政權或地方割據政權(例如五代十國的南唐)的國都,但由於地處東南邊緣,不利於北上爭奪作為中國政治核心的華北平原。
這就導致了南京和杭州在中國歷史上,始終只是作為南北分裂時期,或是地方割據政權的國都,而無法升格成為統一王朝的長久國都,這雖然有明朝建都南京北伐成功的案例,但很快明朝就由於朱棣兵變,改而遷都北京,從另一層面而言,這也說明了南京和杭州雖然作為經濟要地,卻難以建立持久的軍事優勢和政治優勢。
▲杭州西泠橋雪景,遠處為保俶塔。
對此有評論說,南京絕大部分時候,都只是分裂時期的國都,一旦中華帝國一統,南京就容易出現“金陵王氣黯然收”的政治局面。
從這個意義而言,曾經作為三國蜀漢國都的成都,儘管也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建立偏居一隅的成漢政權,五代十國時期建立過前蜀和後蜀政權,但本質上,它也和南京、杭州一樣,只是作為中華帝國分裂時期的地方政權首都而已,由於地處邊緣,人口、經濟、軍事等各個因素限制,而難以成為中華帝國的核心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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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帝國的恢弘原點
儘管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南京立都起家,但明朝(1368年-1644年)建立僅僅31年後,隨著老父親朱元璋的去世,鎮守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就發動叛變,最終歷經四年,於1402年攻佔應天(南京)篡奪帝位。
朱棣奪位後,出於迴歸自己起家的“龍興之地”考慮,於是開始謀劃遷都北京。朱棣篡位後19年,公元1421年,朱棣宣佈正式遷都北京,此後,北京作為中國國都的地位,除了在民國時期(1912年-1949年)有所反覆外,其他時間基本均系中國首都。
以當時的大背景來看,朱棣選擇遷都北京,也有出於民族鬥爭的角度考慮,元朝雖然在1368年退出大都(北京),但殘餘的北元仍然勢力雄厚,此後北元一直到1388年才取消國號,其各部落雖然此後陸續分裂,但仍然保持著雄厚的軍事實力。
朱元璋在世時,就曾經多次派兵北伐追擊北元殘餘,朱棣奪位後,也曾經多次從北京出兵北伐蒙古,其本人更是在1424年死於北伐蒙古回師途中。
從經濟地理角度而言,元明清時期的北京之所以能維繫國都地位,主要有賴於京杭大運河等交通運輸要道,通過大運河,來自南方的財糧稅賦得以源源不斷地供應北方,從而支撐了資源相對匱乏的北京的發展。
從軍事地理角度而言,由於位處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交界地帶,朱棣遷都北京,就使得此後明朝的國都一直處於軍事戰爭的前線,可謂“天子守國門、國都作邊塞”。
不過,北京東邊與南邊都是華北平原,一馬平川無險可守,這就使得明朝時,蒙古人和後來的滿人屢屢突破長城、兵臨北京城下,1449年在土木堡之變中,胡亂北伐的明英宗更是被蒙古人俘虜,成為後世笑話,而1644年清兵在突破山海關後,幾乎沒花什麼大力氣,就輕易攻佔了北京,成為滿人此後入主中原的開始。
對於北京作為首都,在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對峙時期所內含的嚴重軍事缺陷,史學界也有觀點認為,中華帝國從秦朝到宋代,一直都是以農業民族的視角去觀察世界,而所謂北京是邊境城市的觀點,其落點就是從傳統的農業民族格局去看待世界的。
今天的世界史學界流行一個觀點,就是很多史學家都認為,真正的全球化大歷史,其實是從蒙古帝國開始的。
當初,從成吉思汗開始,蒙古人東征西討,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超級帝國,所以,以元朝為核心的蒙古帝國,本質上是一個跨越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視野,真正將歐亞大陸的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整合在一起的世界級帝國。
這對青年和中年時代都在北京居住的朱棣,無疑有著深刻影響。
因此,作為就藩元大都北平(北京)的燕王,蒙古人的世界性視野,深刻影響了燕王朱棣。也因此,朱棣之所以選擇從南京遷都北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的視野和規劃,是超越以黃河、長江為中心的傳統“中國”地區,而放眼於整個歐亞大陸。
在朱棣的心底,他夢想的是做一個像唐太宗那樣的“天可汗”,以及忽必烈式的超級帝王,建立一個真正統治歐亞大陸、超越“華夷”的共同體,一個“四方來朝”的強盛帝國。
可以說,正是因為朱棣的遷都北京,使得後來的清朝有機會征服了蒙古和新疆以及今天的中亞地區,從而建立起了一個跨越民族和文化的超級帝國共同體。
1644年,清軍入關後,正是依據北京身處遊牧與農業交界地帶的便利,從而建立起了一個橫跨遊牧和農業地區的遼闊帝國,而北京,本質上就是滿清這個二元帝國的核心點,向南,北京是農業帝國的國都,向北與向西,它又是大汗之地。
就這個層面看,以北京為中心的明朝和清朝,其疆域國土雖然曾經被掠奪削弱,但其建立的二元世界的主體部分仍然遺留至今,從而成為後來的中華民國和新中國的立國根本。
所以,朱棣遷都北京,也有其宏偉意義。按照英國廣播公司在其2017年製作的紀錄片《紫禁城的秘密》中的說法是,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現在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
從這個意義而言,我們觀照中國歷史上的十大古都,探討它們賴以立都的政治地理、軍事考量、生態環境、經濟基礎、交通物流和人口流動、歷史變遷,本質上,也是在追尋一部恢弘的中國史的內生源泉,這也是一種由實到虛、由內到外的發散與思索。
國都既是具象又深含奧義,本質上,它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史。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順手點個在看讓我知道您在看~
圖源:攝圖網、圖蟲創意、錦繡人文地理、最愛歷史、攝影師盧奕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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