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呀，都是水”
江為長江，河為黃河
上古時期，單說“江”或“河”，多專指“長江”“黃河”，這或是源於時人認識裡，將所有匯入長江的支流統攝入“江”字之中，也把所有匯入黃河的支流統歸於“河”字裡，即《尚書·禹貢》所見的“九江孔殷”與“九河既導”，“九”在古漢語裡常為虛指多數之意。至東漢時，許慎所作的《說文解字》已明確“江”系“出蜀湔氐徼外崏山”，即沿襲“江源於岷”“岷山導江”的成說，也印證著“江”即專指“長江”。同樣，“河”系“出敦煌塞外崑崙山”，專指黃河。
東漢史學家班固的《漢書·地理志》裡，首次明確地將“河”改稱為“黃河”。黃河之“黃”字，與其含沙量密切相關。唐代詩人劉禹錫曾有“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自堯舜禹時代起，黃河就一代比一代黃，故而有“聖人出，黃河清”的預言。實際上，黃河本源原本並不“黃”，《詩經·伐檀》就曾唱道：“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河水清且漣漪。”流經黃土高原裹挾大量泥沙的支流匯流所致，須知黃河裡90%的泥沙都來自水土流失嚴重的黃土高原。黃河在黃土高原上切出晉陝峽谷，造就壺口、龍門之奇景的同時，也帶走了大量泥沙，使“黃”字名副其實。據統計，每年有近4億噸泥沙淤積在長江下游河道之中，使河床逐年抬高，造成了“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局面。而黃河水也長期成為“一碗水，半碗沙”的黏稠樣態。
約至三國時期，“江”方有改稱“長江”之說法，《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記載：“可以拒操者，長江也。”長江確是我國第一長的江水，較之黃河主要流經今九省，全長5464公里，作為“黃金水道”的長江則流經今青海、西藏、四川、雲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上海等11個省級行政區，全長6397公里，是當之無愧的全國第一江河。而在距今2.2萬年左右的末次冰期階段，當時的海平面比今天低約120-160米，東海的大陸架多露出500-600公里，故而古長江的實際長度比現在還要長，僅南京至長江口的距離就比今天多出600餘公里。
此外，江、河專指現象的出現，也反映了長江、黃河在中華文明的體系脈絡中的意義絕不僅是生命之泉，也是滋養成長之流，更是助力未來之浪。若說二者各有“千秋”，那麼黃河流域為華夏文明之始，長江流域則在後來的歷史時期中則滋養著經濟重心。
據目前考古發現，我國最早的文明應誕生於黃河流域。從文字角度來看，甲骨文中有“河”字而無“江”字。而在遠古時代，人類生存極受自然氣候與地理環境的影響，這也成為黃河流域率先孕育中華文明的重要條件。早在30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黃河流域就有人類活動。距今八千年前，黃河流域的氣候條件改善，因地球氣溫上升而變得更為溫暖潮溼，利於植物生長，而且該流域土質結構疏鬆、土壤中腐殖質含量較高，這些因素使該流域不僅適宜大象、犀牛等動物的生存，也利於農業種植的生產方式，因此成為孕育中華文明的溫床。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一系列華夏早期文明接連生長於斯，爾後又誕生了三秦文化、中原文化、齊魯文化。黃河流域直接成為我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文化、政令、禮教等皆自是出，並向周圍四方逐漸傳播開來。由此，黃河更被尊為“百川之宗”，《後漢書·溝洫志》所謂“中國川源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
較之黃河，長江文明產生時間略晚一。遠古之時，長江流域荊莽叢生，中下游更是湖河眾多，土質板結、黏重，土壤酸性強，農業開發一度困難重重，但較適合漁業與水產養殖的發展，燦爛的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也相繼林立而生。此後，更以北方人大規模南遷為契機，這片土地的巨大潛力被真正喚醒。西晉末年，隨著中原地區戰亂頻仍，大量少數民族內遷，出現了大規模人口南移，史稱“衣冠南渡”。爾後，原本居於黃河流域的人民幾度南遷，不僅為長江流域帶來大量勞動力，還有更為成熟的農業生產技術與更為便捷的生產工具，大大促進了當地的農業開發。至南宋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完成，江南地區開始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長江流域已成為全國經濟密度最大的流域經濟帶，是我國現行經濟穩定發展的“壓艙石”。
天下之水，南江北河
《荀子·正名》有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命名之事大都是約定俗成，隨著時代變遷，“江”與“河”二字，除代指長江、黃河外，也開始成為命名河流的通用方式，即“某江”“某河”。自隋以後日漸定型，並一直被沿用至今。
“顏體”創始人顏真卿的曾祖、著名儒學家顏之推則稱：“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曰河。”唐代修纂《五經正義》與《隋書》的孔子第三十二代孫——孔穎達曾稱：“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北宋詞人“紅杏尚書”宋祁也稱：“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人謂水皆曰河。”
中國北方改稱“某水”為“某河”的時間較早。“某水”，在西周王朝已被納入廣泛使用的官方語言——“雅言”體系之內。隨著西周的覆滅、犬戎部落的襲擾與各諸侯勢力的崛起，作為俗言的“某河”之說法也開始在中原地區被大規模使用。當時，“某水”“某河”說法應已並存，雖然“某水”的說法仍佔據主導地位，但“某河”正逐漸取代“某水”叫法。至兩漢時期，除“黃河”外，還出現了“漳河”“清河”“五河”等以“某河”代“某水”的河流名稱，此後在北方地區日漸推用。
大抵上，在我國長江以北，水系多稱“某河”，如灞河、永定河、渭河等。華清池旁的灞河原為滋水，系因秦穆公西征折服數十西戎小國，史稱“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而秦人為紀念其功績，故而將該河改稱“霸水”，後稱“灞水”，最後定名為“灞河”。盧溝橋下的永定河，原本因河水渾濁近乎黑色，遼宋金元一度稱其為“盧溝河”，諢名“黑水河”，又因水患災害頻發，沿岸百姓幾乎年年受災，此河也被稱為“無定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由朝廷組織人手整治河患，並期盼該河能永遠安定，最終更名為“永定河”。黃河第一大支流的“涇渭分明”之渭河，相傳曾因紀念大禹治水而一度被稱為“禹河”，後或因該流域的支流密佈相嵌，如眾水入胃，而漸漸被改稱“渭河”。
中國南方改“水”稱“某江”的歷史較晚。南方眾多河流起初也多被稱為“某水”，唐朝以後開始被改為“某江”，直至清朝，大多數河流的名稱基本完成轉變。如語源來自白族那馬人“挪衝功”（“挪”為“龍”之義，詞義為“龍奔騰的江”）的瀾滄江，在西漢時稱“蘭倉水”，隋稱“瀾蒼水”，唐代始稱為“瀾滄江”。此外，“挪”“蘭”也與“浪”互為音轉，唐代聚居瀾滄江的“那馬人”又稱“浪人”，故而該江也有“浪人江”之名。灕江的名稱確定則推至明朝，它有別於我們常識認知裡的“大河向東流”，它的流向自南向北，因“從靈渠出五里後，水分兩派”，灕江與湘江相背離而流，故得名“灕江”。有傳說稱，嫦娥曾下凡見赤地千里，而偷出蟾宮桂樹種子種滿當地，故稱“桂林”，又向觀音借淨瓶為當地引水，但因誤了時辰而受到處罰，永謫月宮，當地百姓為此淚滿江河，從此該水取名“離江”，為離別之意，後改成“灕江”。而湘江、贛江等則是到清代才擺脫“某水”的叫法，始有“某江”之稱。“湘”之名最早出現於楚國，鄂君啟節裡已用“湘”代指湘江。又有傳說稱，舜南巡時崩殂於蒼梧，舜的兩位后妃——娥皇、女英為尋找其屍身而溺死於湘江，死後英靈不滅守護湘江，夫妻三人成為湘水之神，即“湘君”與“湘夫人”。贛江，據《山海經·海內經》稱，“南方有贛巨人，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晉人郭璞的注裡則稱“贛水以此人名水”，由此神異而得名“贛水”，清代改稱贛江。
實際上，南方地區更多是根據水系規模的大小來命名。大型河流習慣被稱為“某江”，除長江外，還有金沙江、黃浦江、珠江等，小型者則稱“某河”，如秦淮河、蘇州河等。金沙江發源於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脈，系以盛產金沙而得名，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裡稱“金多者出雲南金沙江”。黃浦江在戰國時曾屬楚國，為戰國四公子之春申君——黃歇的封地，因黃歇治理了黃浦江無常的水患，該江曾被稱為“黃歇浦”，又被稱為“黃浦江”。至於珠江，相傳為南越王趙佗死後將鎮國之寶——陽燧寶珠隨葬墓中，後被有仙緣的書生崔瑋得到而重現於世，後又被波斯商人購得卻在行船時不慎遺落江中，化為“海珠石”，珠江也因此而得名。
至於東北地區也出現了一些“南北差異”。遼河流域更靠近關內，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早，故而該區域水系常被冠以“某河”之稱。唐代已有“遼河”，大淩河、老哈河等也相繼以“河”命名。而遼寧以北的少數民族政權，主要是在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期間崛起，也在無意間影響了這些民族政權對當地水域的命名偏好。彼時，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政權對長期交戰的黃河流域的中原政權存有戰略輕視之意，故而，在一些少數民族內部，漸漸生有“江大河小”之感。最終，他們選擇將當地河流多稱為“江”，如黑龍江、圖們江、松花江等。曾為中國內河且系中國第三大河的黑龍江，因其水含腐殖質較多，水色偏黑，一度被稱為“黑水”，又因其水流蜿蜒如龍，最終定名“黑龍江”，蒙語則稱“哈拉穆河”。此外，也有當地民間傳說稱，該江原為白龍江，因白龍作祟，流域方圓百里常化為澤國，且白龍好吞噬人畜，且要求百姓供奉童男童女，致使民怨沸騰。後有李家農戶生了一個黑男孩，為黑龍轉世，打敗了白龍，並決意守護此江，由此得名“黑龍江”。黑龍江的最大支流是松花江，中原王朝在東晉時對其上游稱粟末水、下游稱難水，至金元時方稱“宋瓦江”，至明朝宣德年間正式定名為“松花江”，該叫法應當是隨女真人的稱呼。女真人先祖即稱松花江為“松嘎裡烏拉”，為“天河”之意，“松嘎”“宋瓦”與“松花”互為音轉。
當然，也有部分語言學家認為，“河”來自北方遊牧民族，同蒙古語的河流“rool”同源，屬於“東夷”之語；“江”則來自南亞語系——孟棉語族，源自“百越苗蠻”之語，由此形成“南江北河”的差異。但事實上，早期華夏民族較之周邊民族的文化發軔更早，文明發展程度也更高，因此，更有可能的是，周邊遊牧民族及東南亞民族受我們的語言發音影響，從而使蒙古語、東南亞語言的發音與漢語裡的“河”與“江”相近。
儘管江河的叫法不同，各有故事，它們都承擔起了重要的歷史使命，共同孕育出輝煌璀璨且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中華文明。數千年來，長江與黃河作為華夏兒女的母親河，成了中華文明的代名詞，亦是中華民族一體多元凝聚力與向心力的關鍵“著力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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