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親密”這個詞，我們第一時間反應的，可能是一對關係緊密的戀人，是親子關係的依戀，是形影不離的女性摯友。卻很少出現聯想到男性，尤其是兩個青春期男性。
這樣的反應，是否也是某種社會規訓的結果？口碑之作、2022年戛納金棕櫚入圍電影，由盧卡斯·德霍特執導的《親密》，討論的就是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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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男女分化，潛移默化地開始了
《親密》開始時，兩位小男孩，雷奧（Léo）和雷米（Rémi）表現得無比親密，兩人在花叢中自由地奔跑，雷奧時常留宿雷米家，甚至成為了雷米媽媽的乾兒子，兩家家長對男孩們的親密並未覺得有任何的不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為他們的自由自在創造了安全的空間。但當他們開始進入學校之後，這種親密的關係就開始改變了。
無論是雷奧還是雷米，他們其實都很敏感，只不過可能關注的點有些差異：當雷奧進入學校，遭遇女生懷疑他和雷米是不是“一對”（partner）的時候，他便敏銳地意識到了在這個嶄新的場域中，他——一個男孩/男人——該扮演的角色，由此而需要展現出的相應的“男性氣質”和行為舉止。
雷奧需要學習的新課程，便包括該如何正確地與另一個同性相處和交往，尤其當這個同性是你最親密的朋友時，如何把握其間的距離和分寸。對一個剛剛進入學校這樣集體生活的男孩而言，這樣的分寸把握遠超過他的能力，因此最終他只能選擇迴避和疏遠雷米，最終造成後者的悲劇。
雷奧應該無論如何不會想到，自己對於好友雷米的疏遠，會帶來如此具有毀滅性的後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或許他也很難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對於兩個只有13歲的男孩而言，許多事情一方面看似無足輕重，但另一方面，卻又似乎已經成為他們未來會成為誰以及該如何生活在這個世上的重要入門必修課。
因為從入學開始，潛移默化的規範、分類和分化便開始了。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所說，現代權力運作模式的一個典型特徵便是其“毛細血管化”，像教堂、學校、工廠和監獄這些機構，往往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規訓的角色，也即阿爾都塞所謂的“意識形態機器”。
在電影《親密》的學校戲份中，當女孩們詢問雷奧和雷米的關係，男孩們對他倆關係充滿各種揶揄與暗示時，這個看似僅僅是發生在“無知”少年們間的規訓便已經開始運作了，恰恰是這看似不痛不癢的“十目所視”，會形成一種比傳統強制性的權力更加豐滿、複雜且深入人心的力量。因此，只要雷奧聽到各種閒言碎語、看到別人對他們的指指點點，就已經自覺地進入了這一規範系統，並且很快對其內化，最終導致他“自願”地破壞和雷米的關係。
在《親密》中，來自學校其他同學們的規訓力量首先作用於他們的關係，即需要對於這樣一段親密的同性關係進行界定和命名，所以發生在女孩們和雷奧之間的那段對話，洩露了現代性別制度、親密關係和身份認同的最大問題。
首先，女孩們根據雷奧和雷米的形影不離與親密判斷他們是“一對”，在她們看來，“親密的男性關係＝同性戀”；雷奧則對此表示反對，他說“那為什麼女孩之間也可以很親密，（卻不會被懷疑為同性戀）？”
這一對立背後，便是伊芙·塞吉維克在專著《男人之間》中指出的，現代社會里傳統男性同性社交（homosocial）中存在的連續體被打斷，從而導致原本流線一樣的關係，如今被分割成一段段邊界分明的類型——朋友、兄弟、情人等。而伴隨著恐同（homophobia）被插入其中，就導致現代男性關係始終處於一種非此即彼的極端狀態，從而抹除了其間可能存在的模糊性。
在和女孩們的爭執中，雷奧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即他該如何界定自己與雷米的親密關係？是“最好的朋友”？但他們太過親密，所以女孩們說，是“友情之上”；雷奧說，“像親兄弟那樣”……正是在這不斷被細化、被分類的過程中，男性關係被切割，並且稜角分明，容不下半點灰色。
而這也是現代性別制度的產物，個體的性（sex）與性別（gender）可以被不斷地分類和界定（這也是19世紀誕生的性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這基礎上所形成的關係也必須一一對應，由此才能被現代強調分類的目光識別，而一旦處於曖昧和模糊之中，便會落入邊緣和賤斥的位置。
弗洛伊德曾在《性學三論》中討論現代社會“男女的分化”，其主要背景以及導致這一分化產生的原因主要來自於社會正統文化與意識形態。並且不僅僅在現代社會，幾乎所有文明和文化中對男女分化都有著相應的論述與規範，從而形成了不同的、且具有歷史性的兩性氣質。
在喬納森·奈徳·卡茨（Jonathan Ned Katz）的專著 The Invention of Heterosexuality（異性戀的發明）中，他指出現代西方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啟了一場建構“異性戀”的巨大工程，其中的首要任務是“男女的分化”。
於是便出現了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別麻煩》中提出的一個現象，即無論是被看作屬於生物性的性（sex），還是社會的性別（gender），它們其實都屬於文化的建構，而其中最核心的一個特徵便是兩者合力所塑造的兩性性別氣質，一種看似由生物的和生理的特質所決定的男女性別表現形式，並且——就如女性主義學者們普遍指出的——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制。
《親密》中的雷奧和雷米在進入學校這一意識形態機器後，就必然要面對性別制度的規訓，從“男性”身份（電影中男孩子們的聚集都圍繞著各種球類運動，如足球和冰球）、“男性應該如何表現”（當雷米枕著雷奧的肚子休息時，雷奧兩次躲開）、性取向（雷奧極力否認自己是“基佬”），以及在與異性/同性關係中的恰當距離（雷奧遠離了雷米，進入另一個同性的、直男的圈子裡）等，這些都是“分化”的主要內容。
這一“分化”過程是以一種分類和差異的方式運作的，且這種差異往往具有強烈的等級色彩，由此導致的過程其實應該反過來看，即首先被確定和標記的往往是一系列“變態”和“錯誤”，然後根據這些行為建構出關於“正常”的邊界，按照克里斯蒂娃的觀點，賤斥物（the abject）既是“他者”，也是邊界，從而回溯性地構建出“分化”的核心內容。
無論是19世紀的性科學，還是“異性戀”的發明，大都是運用相似的邏輯進行關於“正常”的建構。而在雷奧和雷米的關係中，首先被標記的便是“同性戀”這一標籤與行為。
02.
男性友誼的消失
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現代性別觀念都會根據他們的親密關係來斷定他們的性取向。這是現代“異性戀/同性戀”二元結構的必然產物，並且隨著這一現代結構逐漸佔據霸權位置，而導致傳統諸多其他話語和模式漸漸弱化。
福柯晚年曾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正是西方傳統友誼（friendship）的消失，導致同性戀（homosexual）的誕生。
在大衛·霍爾普林（David M. Halperin）的論文集 How to do 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如何書寫同性戀史）中，這位著名的研究同性戀史的美國學者指出，在西方傳統社會存在著諸多關於男性同性關係的前同性戀話語，而他主要把它分為四種，分別是：①陰柔（effeminacy）；②男人/男孩之愛（pederasty）或“主動的”肛交行為（“active”sodomy）；③友誼（friendship）或男性之愛（male love）；④被動性（passivity）或性倒錯（inversion）。而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友誼的話語。
在霍爾普林看來，古代西方的男性友誼經過一個根本的變化，即從傳統的不平等轉向一種平等的、相互依存和互惠的關係。前者的等級制內含著性感（hot），而其最直接的表現便是與色情的聯繫；但隨著蒙田式友誼的出現，兩個靈魂融為一體的愛戀開始與色慾對立，從而為特權男性創造了一個安全的表達自身情感和愛的話語空間。
隨著現代新範式同性戀（homosexual）的出現，傳統關於男性同性關係的諸多話語一方面被吸收融合，另一方面也遭到壓抑，雖然並未徹底消失，卻已經很難成為主流觀念。也正因此，雷奧才會遭遇對他和雷米關係命名的危機，電影名為“close”所展現的也恰恰是一種“蒙田式”的“古典友誼”——一種沒有性愛的精神性的情感模式。
而現代友誼——尤其是男性同性之間——中的親密、溫柔和情感表達已經漸漸被剝離到“同性愛”中，而如果否認自己是“基佬”卻又與其他男性關係親密，友誼的話語在當下已經難以為其提供合法性。
也恰恰是在這裡，我們會發現在“男女分化”中的一個差異，即雷奧反問女孩，為什麼女生之間的親密可以被接受且往往不會被懷疑成同性戀？導致這一結果的便是現代性別制度對於男女兩性氣質和形象不同且往往是對立的二元建構——女性是感性、柔弱與情緒化的；男性則是理性、堅強與理智的。
正是這類老生常談的性別氣質導致現代同性戀往往與“女性化”聯繫在一起，因此也成為威脅主流男性身份和性別氣質的“汙點”。而在男性群體內部——如康奈爾在《男性氣質》中所指出的，也同樣存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男性性別氣質秩序，而“女性化”和同性戀都處於邊緣且遭到打擊——
學校的男孩們似乎更加關注雷奧，而很少揶揄雷米，在某種程度上，雷米的陰柔似乎已經被預設為同性戀。所以，雷奧為了證明自己的男性身份和男子氣概，一方面要隔斷與雷米的親密關係（因為會被懷疑是同性戀），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地加入“男孩俱樂部”，通過諸如踢足球、打冰球這樣的“男性”運動，來證明和補充自己遭到質疑的男性氣質（否則就會被認為是“娘娘腔”）。
03.
憂鬱的男性與男性氣質
而這樣的割裂所造成的危害，在電影中一方面通過雷米的自殺行為來表現，另一方面就是通過雷奧在其後對好朋友的漫長哀悼進行展現。雷米或許同樣意識到了同學們對他和雷奧關係的閒言碎語與指指點點，但對他似乎並未產生很大的影響，反而是雷奧對疏遠使其難以忍受。
在某種程度上，雷米就是雷奧的另一個自己，是構成他完整的重要“他者”，當雷奧在性別制度的規範下開始疏遠雷米，他所做的或許就是自我閹割，即剝離他的身體和存在中被認為是“女性化”的部分。雷米在電影中被表現為一個害羞、內斂、流淚且情緒會崩潰的男孩，也便在主流的性別氣質中被置於“女性化”的位置。
他的自殺，或許也就暗示著雷奧的徹底“男性化”，但這一過程卻依舊無法一帆風順，並且對於雷奧而言，“殺掉”自己的“女性化”－親密朋友，最終帶來的只能是無限的哀悼，最終導致他的自我認同（identity）始終處於一種憂鬱狀態（melancholia）。
這也便是電影后半段的故事，展現著在強制性的“男女分化”中——尤其當男孩進行自我閹割後，他將永遠陷入一種因無法哀悼那失去之物/人而陷入無盡的憂鬱之中。在弗洛伊德的《哀悼與憂鬱》一文中，他通過比較這兩者的特徵指出了憂鬱的特質——從“對象喪失”轉變成了“自我喪失”。
在雷米死後，雷奧的哀悼——通過一種正式的、儀式化的形式——其實始終未能完成，即使他參加了雷米的葬禮，但卻依舊未能使哀悼完成，原因便在於他“知道他失去了誰，但不知道他在他那裡究竟失去了什麼”。
雷奧知道雷米的自殺和自己的行為有關，但他卻不明白自己的這些行為意味著什麼，因此在電影的整個後半段，即使當雷奧處於眾人的熱鬧喧譁之中，但表現他心理的配樂卻始終是悲傷而憂鬱的。他幾乎再沒有開心過，而“分化”後的男性氣質也反覆地阻止他表達和釋放這些情感。
美國紀錄片《面具之後》關注的是學校裡的男孩子們從小被要求和接受的性別化規訓，而其中重要一條就是“男人不流淚”，這在很大程度上阻斷了他們的情感和情緒表達。
在雷米死後，同學們舉辦的追思會上，有個小男孩說自己很少因為傷心而流淚，大都因為憤怒才流淚。雷奧通過在冰球場上反覆撞牆和跌倒來傷害自己，在摔斷手後，醫生問他是否疼的時候他突然放聲大哭，情節一方面和電影前面雷奧問母親，雷米自殺時是否很疼有關；另一方面則是雷奧藉著疼這一假面來釋放內心壓抑的情感，對於一個13歲的男孩來說，性別制度的要求是嚴酷的，但卻也總會有裂縫，例如他晚上跑到哥哥床上，說自己想雷米了；或是他跑到雷米家，見雷米的媽媽。
巴特勒在《性別的麻煩》中提出“憂鬱的異性戀”概念，即看似自然、主流的異性戀其實始終處於一種“自我喪失”的憂鬱結構中，而“同性戀”便是那個喪失的“對象－自我”。
在某種程度上，男性身份和男性氣質同樣繼承著這樣的憂鬱結構，因為那些遭到切割的“女性氣質”無法被哀悼，最終成為男性氣質的“鬼影”，對其糾纏不休；而男性氣質自身的殘缺也導致它永遠無法完善，而只能處於一種遺失的悲慘困境中。而這恰恰是電影后半段中雷奧的主要處境和心理狀態。
尾聲.
雷米的自殺將成為雷奧一生的記憶。13歲的他向雷米的媽媽坦誠，“責任在我，是我的錯，是我把他趕走的”。導致雷奧趕走好朋友的那個無形卻又十分強勢的原因或許看不見摸不著，但對於都進過學校的我們來說，卻又可以切身地感知到——
男孩女孩們意識到彼此的不同而開始形成各種小團體，通過排斥、嘲笑和閒言碎語對所有不符合正統規範的男孩女孩進行規訓；而對於每一個可能偏離了規範的男孩女孩而言，學校是個殘酷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十幾歲的少男少女們往往有著毀滅性的破壞力，他們接受與內化了規範且無力對其進行反思與批判，最終一如既往，從而使得危機四伏。
無論是2022年的《親密》還是2018年的《女孩》，盧卡斯·德霍特的故事始終圍繞著現代社會中的邊緣個體以及他們的處境，由此展現出這個看似文明、自詡開放的現代社會背後更加嚴酷和複雜的權力運作以及對個體造成的束縛與傷害。
作為“祛魅”的現代社會，建基在科學方法和邏輯上的清晰性要求，讓模糊、灰色地帶和中間狀態變得日漸難以維繫。在電影前半段，描摹的雷奧和雷米之間的親密（close）本身就是一種彌散且黏連的狀態，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性的關係。恰恰是這一現象引起了性別制度，直白地表現為學校中他人或委婉含蓄、或直接的質疑——的警惕與規範。
成為性存在（sexuality）的個體更是受困其中（雷奧的身份和本質被其與雷米的“親密”——這一在現代被情慾/性化的關係狀態——所界定），生命和生活經驗也被條縷清晰地劃分與切割放進不同的範疇和標籤中，但每一次規範都意味著盈餘和賤斥物的出現，於是進行新一輪的分化與命名，循環往復，無窮無盡……
那些遊離的、還未被命名或是不知該如何認識的“鬼影”，在不斷的鎮壓中，成為無法被哀悼的存在。
雷米的自殺或許會讓雷奧在其後的生活中產生對規範權力的意識與批判，其實當他在電影的最後向雷米的媽媽坦白時，反思或許已經開始了，但對於更多的人來說，這些不易察覺的、被內化的意識形態最終會成為個體存在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是一個“染毒”的過程，《親密》的故事對於我們而言，或許就是一劑“解毒”的良藥。
撰文：重木
編輯：林藍、蘇小七
監製：貓爺
配圖：《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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