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郭律師的聊天，是從“安徽母女三人溺亡”事件開啟的。這個話題在她所處的媒體圈和法律圈都引起熱議，她甚至在微信群裡和人吵了起來，“因為有人覺得帶孩子自殺的媽媽最可恨，比她婆婆、丈夫更過分。”她並不否認，剝奪任何人的生命，不管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都是殘忍的。但她也認為，要理解極端悲劇背後的問題，才能預防同類問題的發生。“我不是從記者或者律師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的，我是從作為一個人的立場出發的。”她如是說。
郭律師曾經報道過楊改蘭案
當地阿姑山頂的一顆老樹，人稱“神樹”
今年年初，郭律師結束了之前的記者生涯，開始成為一名34歲的實習律師。做記者，“該做的選題都已經做過了。”這個“轉身”在她看來並不突兀，因為她“之前做過大量的社會、法治、時政新聞，見識過三教九流的人，接觸過許多與法律有關的故事，也積累了一些法律知識。”但做記者和做律師還是有著明顯不同：完成一個報道經歷的週期相對較短，一個案件卻要耗費數月甚至數年；記者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律師的職業守則要求她以案件當事人利益至上。當被問及“現在會遇到當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衝突”這個問題時，她坦誠回應，“目前還沒有，我的確還沒有遇到過為一個‘大壞蛋’當事人做無罪辯護的情境。”她服務的絕大多數當事人，留給她的共通印象是，“有具體的困境、在某些時刻缺乏知識”，用學者歐麗娟的話來說，“人的本質不是自私，而是有限”。一個案件當事人可能不會把秘密透露給採訪記者，卻會告訴給辯護律師，這是一份信任，也是挑戰。
因為服務週期長、接觸程度深，郭律師自認為“從記者轉行做刑辯律師後，我對人對事的認識都更深了。”做記者時，她每天要了解大量的政策、行業動態及變遷、極端事件中的人，而成為刑辯律師後，她更多意識到頂層動作設計對企業家和普通人的影響。和記者寫報道相比，寫文書要掌握的信息更深入。她會翻閱涉案地近幾年的政府文件，瞭解當地經濟發展的背景知識。學生階段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專業訓練，還讓她有著讀地方誌、逛博物館的日常習慣。“我想了解一個城市的氣質，感受當事人的個人成長背景。這些內容可能不會寫到文書裡，但會加深我對一個案件更全面的理解和認知。”
郭律師之前在大理採訪時拍的照片
那時候跑看守所還不是生活的日常
“寫報道和寫法律文書有什麼共性？”郭律師把把“準確”和“好看”視為二者的基本原則。“準確”指的是符合事實，而“好看”卻有不同的標準。一個報道的“好看”在於細節的生動、豐滿，引人入勝。而一份法律文書的“好看”則在於簡明扼要、說理清楚、文風凝練、能打動法官。和之前相比，她覺得自己的工作時間更長了，枯燥的案頭工作也更多了，“但能增進對社會的深度認知，我覺得還是很值得。”
目前郭律師正在業餘時間做一個關於刑辯女律師的系列訪談。她做這件事的動機是，“刑事領域的男女律師性別比是很懸殊的，有種刻板印象認為這是個對抗性更強的領域，所以男性更適合。事實上，女性能做好任何事，對吧？”她對女性主義議題的興趣起源於學生時代，畢業後，參與過2012—2014年一些地鐵、街頭的行為藝術。這些年來，她能明顯意識到社會公眾在觀念上的進步，比如對家庭暴力、性騷擾的廣泛關注。“十年前，對性騷擾受害者的苛責聲音是很多的，現在就少了些。當然，我們看到許多對抗情緒，但也未必全是壞事。之前沒有對抗，是因為女性被忽視、被消聲了。”
郭律師日常插花作品
在職業選擇上，她似乎一直沒有把經濟收入視為考量的主要因素。剛畢業時做過兩年獨立紀錄片，幾乎沒啥收入；後來做了很久記者，才意識到原來自己在同齡人中的收入是偏低的，“其實也還好，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因此，34歲轉行，從零開始，經濟壓力是有，但是畢竟認真思考過，“基本的衣食保障還是有的。”對於轉行，她把“空杯心態”視為關鍵，“或許對人性的理解、共情能力、對中國社會運轉的理解是可以從記者遷移到律師身上的，但不斷更新的法律知識是需要做好準備、重新開始的。”
而對於想要選擇踏入媒體行業的年輕人，她作為一位過來人表示，“我依舊覺得記者是了不起的工作，雖然會經歷沮喪和挫折，但一定會有走下去的路。不過，如果你只是想打好一份工，過上主流的優渥生活，就沒必要來了，會失望。畢竟，在哪掙不到一份工資？但是如果能當好一個記者，這種職業成就感還是無可替代的。”
強哥今年32歲，在某互聯網大廠工作六年後，他開啟了職業教育行業的創業。一句話來講，他從大廠出來轉型創業，創業內容是以付費課程的形式幫助其他人轉行、求職。截止目前，他的公司已開發課程產品約40個，幫很多人實現了“轉行”夢。在強哥發起的“大廠轉行人1V1幫扶計劃”和“教培轉行人1V1幫扶計劃”中，有從大廠投資經理轉行做知識付費公司教研的，有從課程銷售轉行做了短視頻運營的，有從K12教研轉行做跨境電商的……
“轉行也有基本法？”
在一個天朗氣清的上午，強哥以個人及身邊的案例向我分享了關於成功轉行的幾個共通法則。這幾條法則，都是他自己親身驗證過的。
其實，八年前入職大廠時，強哥完全沒想過“轉行”這回事兒。作為一個河北人，他對北京的嚮往是“深入骨髓”的。2015年，在武漢讀完大學，強哥來北京做了幾份實習，確認想進軍互聯網這個“風口”。在他剛剛踏入互聯網大廠的時候，是期待著將來能從這裡退休的。宣講會、筆試、面試，十天內他拿到了offer，對大廠工作效率之高有了切膚體驗。食堂、超市、健身房，大廠彷彿是另一所大學，而且設備、資源更豐富。
在工作第四年的關頭，公司邀請來一位職場作家做了一次關於“中年危機”的分享。那時候，強哥的工作黑白倒班，全年幾乎無休，作息混亂，社交生活也被切斷了。他明顯意識到職場打工的商業模式是有“天花板”的，出賣勞動時間的價格或高或低，但獲取複利的可能性寥寥無幾。更何況，打工人的身份限制了自己的信息渠道和人脈質量，而要做出優質的人生決策需要優質的信息環境。這次分享讓他感同身受。分享老師的特長是做新職業教育相關內容，強哥則擅長找流量、抓熱點，於是兩人一拍即合開始一同做職場創業。
人生關鍵的轉折點
只有幾步路
那是在2021年。我忍不住好奇地問，“當時的疫情環境沒有影響到你選擇創業這條路麼？”強哥想了想說，“疫情對我的影響是讓我傾向於線上分享這種形式，但沒有影響到我出來創業的大方向。”究其根本，是因為他對“不斷自我重複”的終局充滿恐懼，“短視頻已經成為時代大勢，我不能再死抱著原來的飯碗了。”最終，線上課的低成本模式還給他的創業減少了不少風險。
在強哥看來，“渴望”是成功轉行的最核心動力，甚至比改善自身信息環境、融入新圈子更重要。他認識不少號稱想轉行的同齡人，這些人或者抱怨工作忙沒時間準備，或者因為幾次面試失敗、家人朋友的否定就陷入無止境的情緒內耗中。35歲的奶爸A是一個正面案例，他因業務調整被裁員後，投遞了100多家公司的300多個職位。在看到新能源汽車對PMP證書以及汽車行業經歷的要求後，他放棄了這個方向；碳中和要求有工廠管理經驗，也不合適。後來他學習了華為官網的不少免費課程，還把物聯網行業細分為工業自動化、物流包裝、三方認證諮詢和媒體幾個領域，最終在物流包裝上拿到了第一個offer。
改變，談何容易？特別是對於思維趨於固化的中青年職場人來說。強哥提到，許多大廠人被裁之後的第一反應是重新找另一個大廠，做和之前類似的工作，這屬於典型的“路徑依賴”。其實，近幾年的大廠裁員潮一大部分屬於“結構性裁員”。比如他曾遇到過一位非常優秀、敬業的大廠設計師，但他們整個設計組被裁，轉為外包、AI製圖。他告誡這位設計師說，“你原本的商業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了，不要再找老本行了。不如換個領域，比如進那種以設計師為主導的品牌營銷公司，專注培養設計師IP，沒準兒大有可為。”
儘管大廠35歲裁員潮盛行，但強哥認為，轉行本身和35歲沒有關係，任何年齡都可以轉行。如今產業週期更新迭代很快，上一個十年是互聯網的十年，而下一個十年是AI的時代。甚至小的行業週期，三到五年就來一次。“對於現代人來說，可能你35歲轉行了，45歲、55歲還要轉行。擁抱變化是最重要的事兒。”
強哥日常喜歡騎行
強哥還特別提到，“很多人難以完全打開自己，比如需要轉行，卻不願意讓更多人知道，嚴重影響信息流動。你就是在朋友圈發個求助信息，也能得到不少善意幫助嘛。好比你想找對象，卻不和任何人透露你是單身，難度會有多大？”
今年36歲的秋子姐曾經是一個教培創業者，有一家自己的作文學校。“雙減”政策和疫情是雙重的打擊，為求生，她的校區曾經輾轉過三個地方，還是難以力挽狂瀾，只剩她一位老師。她自稱不是一個“果敢”的人，在同行果斷退掉30萬輔導費的時候，她在猶猶豫豫中又折騰了幾個月，最終以慘敗收場。她2023年年初，她轉行成為一個自媒體人，目前的主要陣地是小紅書和公眾號。一開始，她沒有答應我們的採訪邀約，理由是“還未做成大號，恐怕現在時機還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