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縱容下的軍國主義，如何讓德國走上擴張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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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3月18日，因議會選舉失利，反社會主義法註定失敗，俾斯麥向新皇威廉二世遞交了辭呈。已經75歲的倔老頭還耍了一個小花招：他聲稱自己身體不好，無法親自前往皇宮遞交信件，但等信差剛走，他就讓手下人備馬，然後騎著它晃晃悠悠地穿過街道和附近的公園，似乎是想用以此表達自己對威廉二世的抗議。如同預兆一般，幾乎沒有路人認出老首相，他就像被光輝時代遺棄的幽靈，孤零零地走在柏林大街上。3月29日，下臺的俾斯麥離開柏林，首都群眾沿街送行，帝國政要出席歡送儀式——但皇帝沒有出席。火車開動時，儀仗隊開始演奏一首慢速的進行曲，俾斯麥靠在車廂裡，略帶傷感地評論：“一場充滿榮譽的國家葬禮。”

1890年3月29日，辭去首相職務的俾斯麥離開柏林，首都群眾沿街送行，帝國政要出席歡送儀式——但皇帝沒有出席

當然，對精力旺盛、感情強烈的俾斯麥來說，要他安分守己度過退休生涯是不可能的。退職之後，他整天唸叨“Le roi reverra”（國王會再召見我），但很快就發現不僅是皇帝，就連民眾和政客都對他無動於衷。這種漠視反而激起了他怒火和鬥志，他開始以在野身份不斷對政府政策方針發表各種評論，特別對新政府毀掉他曾花了大力氣加以維護的德俄關係大肆抨擊。不過讓人感到不習慣的是，下野之後的俾斯麥宛如換了一個人，聲稱“我絕對不是一個專制主義者，當然也不會在老年變成一個專制主義者”，還在公開演說中提醒民眾“專制主義是不好的，官僚主義更加糟糕”，極力敦促民眾要更加尖銳地批評政府。在各地的演說中，他還表示：“我希望在議會中出現一個穩定的多數派……我對於我們民族機構的未來感到擔憂，除非帝國國會能夠有效地批評、審核、警告以及在某種條件下指導政府。”

人們很難明白，俾斯麥在下野後的言論到底有多大程度因對威廉二世抱有敵意而故意唱反調，又有多少是出於政治家的深謀遠慮。畢竟兩者都是事實。退休的俾斯麥對威廉二世極度反感，甚至掏硬幣時都要讓鷹徽的一面向上，免得看到威廉二世那張“虛偽的臉龐”；但他的確也對帝國的前途深感憂慮，私下曾表示“也許上帝將會使德國進入第二個衰敗期，然後進入一個新的榮耀期——那當然將建立在共和的基礎之上”。或許，對俾斯麥來說兩者本身就是一回事：他非常清楚，德意志第二帝國只是一個雛形，還需要在時間之河航行很長一段時間，經歷暗礁和風暴的考驗，才能讓全體船員獲得足夠經驗穩固地航行下去，如果船長和船員缺乏長遠眼光，不能有效配合，又或是胡亂導航，很可能就讓這艘名為德意志帝國的船遭遇滅頂之災。

俾斯麥的擔憂在日後成為現實，他所締造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僅在時間中航行了47年就徹底崩潰。然而悲劇並未完結，隨之而來的第三帝國在地緣政治、擴張合法性等問題上，處處抬出他的理念做背書，給世界和德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1901年，在德國什未林市（位於今德國梅克倫堡 – 前波美拉尼亞州）俾斯麥雕像落成典禮上，俾斯麥正站在當地的男子合唱團前聆聽演唱

突破界限的“世界政策”

當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時，無數德意志人所夢想“從馬斯到默默爾，從埃施到貝爾特”的祖國，儼然從幻想詩歌變成現實。在歐洲的中心，一個嶄新的民族帝國冉冉升起。她擁有著54萬餘平方公里土地和5200萬人口，境內耕地、河流、森林、煤礦等自然資源應有盡有。統一之後，這些豐富自然和人力資源獲得充分開發，使得德國工業化進程就如按下了加速鍵：到1889年，德國工業產值才首次追平農業，開始向工業國邁進，但僅僅又過去了10年，她的電氣工業總產值就實現了28倍增長。到1900年，德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已經佔全球16%，排名全球前三，僅次於美國的31%和英國的18%，化工產品出口佔全世界總額的28%，商船船隊擁有量僅次於英國居世界第二，成為歐洲和世界舉足輕重的一極。

毫無疑問，正是俾斯麥的統一行動才奠定了德國再次偉大的基礎。而德國國力急劇增長，也不可避免地讓歐洲的地緣政治發生了改變：對追求均衡的英國來說，統一強大的德國讓歐洲大陸出現失衡；對傳統的歐洲大國來說，德國崛起無疑觸動了自己的蛋糕。特別是法國，只要阿爾薩斯—洛林還在德國人手中，德法就永無和平可能。除了這些因素不談，德國還有一個特別的不利因素——她位於歐洲正中，戰略上天然有著兩面受敵的不利因素。

這也正是俾斯麥擔憂之事。他看得很明白，德國之所以能夠在歐洲中心實現統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大傳統列強沙俄和英國容忍的結果，不管德國到底有多強大，她也不可能在兩面夾攻的形勢下倖存。為了避免充滿敵意被圍攻，德國必須自我設限，向列強釋放出“滿足”、不再擴張的信號。抱著該理念俾斯麥在對外政策上極為審慎。19世紀80年代，受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狂潮的刺激，德國不少人也蠢蠢欲動。曾有冒險家跑來找俾斯麥建議他追隨英法的腳步，提出德國對非洲的訴求，俾斯麥則回答道：“你展示的非洲地區很誘人，但在我的非洲地圖上，德國西有法國，東有俄國，身處兩面夾擊之中。”

威廉二世（騎馬者）向俾斯麥表示祝賀，馬車中的小男孩為皇太子威廉，攝於 1895 年

對於自己審慎的外交政策，俾斯麥常常引用歌德的名言為自己辯護：“在界限內方顯天才（In der Beschränkung zeigt sich erst der Meister）。”但威廉二世和他的首相們顯然不肯接受他劃定的界限。俾斯麥去職之後，威廉二世雖然公開宣傳“路線照舊”，但實際開始積極推行“世界政策”，也就是向海外拓展殖民地，化“大陸政策”為“世界政策”。1897年，馮·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就任海軍大臣，制定了龐大的海軍建設方案，拉開了海軍軍備競賽的序幕。1900年，政府甚至提出要在17年內將艦隊數量翻一番。同時，首相布洛也公開提出：“讓別的民族去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人只滿足於藍色天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也要為自己要求陽光下的地盤。”

從事後的角度來看，德意志第二帝國對外政策由審慎轉為擴張自有其內在邏輯。隨著德國工業崛起，列強之間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矛盾愈發突出。後起的工業化強國德國自然無法一直容忍老牌資本主義工業國佔有最大份額的世界市場和殖民地，自己只能享受一些殘羹冷炙，遲早都會產生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需求，即便是俾斯麥本人也難扭轉這一根本態勢。事實上，自從威廉二世輕易地拋棄了德俄《再保險條約》之後，俾斯麥為德國量身定製的孤立法國戰略就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壞。1893年，俄法軍事協定正式達成，德國已經處於受到兩翼結盟國家夾攻的不利地位，特別依賴於同英國保持良好關係。但威廉二世同他的內閣卻狂妄自大地加速推行“世界政策”，讓德國在兩翼受到威脅的同時與英國展開全球競爭。如此一來，德國爭奪制海權、爭霸世界的活動愈是積極，英法俄對她的敵意就愈濃，聯盟針對德國的動作就越多，於是德國遭受威脅也愈為現實。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導致帝國解體的戰爭。

在回顧德意志帝國這段不歸之途時，後人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想，如果不是威廉二世而是俾斯麥執掌德國的話，或許局面不會如此糟糕。的確，俾斯麥戰略手段勝過威廉二世百倍，他極有可能讓帝國在夾縫中巧妙地延續而非在戰爭土崩瓦解。然而悖論正在於此：一個強大的帝國除了俾斯麥誰都玩不轉，該事實本身就表明德意志第二帝國還遠談不上成熟，內部隱患重重，需要人們用耐心、智慧和遠見將前人埋下的雷一一排去。實際上，其中大多數正是俾斯麥本人有意無意埋下的。

軍國主義的始作俑者

在提到德國軍國主義傳統時，人們往往會追溯到普魯士，即著名的“普魯士是一支軍隊擁有國家，而不是一個國家擁有軍隊”。普魯士軍隊地位特殊的傳統雖然由來已久，但並非一成不變。在拿破崙戰爭中，建立在容克地主與農奴的封建制度之上的普魯士軍隊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使得整個軍隊和軍官團威名大挫，國內與時俱進地出現要求取消其特殊地位的呼聲。1848年和1862年，普魯士自由派兩次嘗試讓國會控制軍隊，後一次要不因為俾斯麥恐怕就成功了。

俾斯麥堅持保持普魯士軍隊的特殊地位不僅僅是因為他是容克出身，更重要的是當時他已經確立要用“鐵與血”實現德國統一的國策，因而勢必要讓軍隊和軍官團獲得相當的地位。在接下來的三場統一戰爭中，普魯士軍隊大獲全勝，立下汗馬功勞，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德意志帝國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俾斯麥構建的德意志帝國中，軍隊不僅不向國會負責，還擁有直通皇帝的渠道和自治權，甚至擁有在緊急情況下頒佈戒嚴令、中止公民權的權力。到了1874年，俾斯麥政府又通過了“七年期限法”，規定常備軍兵員和軍費7年不變，事實剝奪了國會審批軍事預算的權力，讓軍隊成了帝國政治體系中的國中之國。

俾斯麥賦予軍隊超然政治地位不僅貫穿了整個帝國時代，更深遠地左右到了後來的德國政治。這項傳統被魏瑪共和國所繼承，又影響到納粹德國。在魏瑪共和國時代，軍隊規模雖然受到控制，但此時總統和多位總理都出身軍隊，甚至就連最後顛覆共和國的元首昔日也是一名“波西米亞的下士”。而希特勒建立獨裁統治的過程從頭到尾都獲得了軍隊的默許縱容，直到納粹德國末期他才徹底制服了國防軍。二戰前，軍隊在德國政治生活中地位之特殊也可見一斑。

威廉二世（左）同海軍大臣馮·提爾皮茨（中）、參謀總長小毛奇（右）會談

俾斯麥賦予軍隊超然的政治地位，而軍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也自然水漲船高。按照普魯士習慣做法，軍隊士官退役之後享有直接進入警察、郵遞、鐵路等要害政府系統的待遇。帝國建立之後，政府又將普魯士的做法推廣到全國——巴伐利亞軍團的退伍下士希特勒就是按此慣例進入了慕尼黑警務部門，整天替政府在啤酒館打探政治消息，因而遇見某個小政黨的。政府基層公務員大都是退役士官，其政治底色可想而知。有歷史學家就注意到，魏瑪共和國的警察系統表現出了極強的軍事化氣息，他們內部的規章制度近乎軍隊規範，強調同一般民眾保持距離，在對抗諸如集會、遊行示威等社會運動時，他們天然地將自己當成了鎮壓平亂軍隊，將群眾視為敵人。在這種氛圍下，德國極右勢力上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軍隊和軍官團能直接干預政治生活，退役人員又在社會中有極大影響，使得濃厚的軍國主義氛圍滲透進德國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工業化後資產階級的擴張慾望，為德國爭霸世界提供了不可抑制的動力，而被軍國主義滲透的皇帝和總參謀部，看到的則是俾斯麥在統一過程中無視議會法理，用武力實現目標的成功案例，自然而然地將武力視為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合法手段。每當國家出現動盪危機之時，威廉二世和他的高級軍官總是不假思索地想動用武力，用軍事勝利的歡呼來掩飾國內的不滿。

1910年，柏林元旦閱兵式上，德軍士兵正在接受德皇檢閱

俾斯麥播下的軍國主義種子，在威廉二世時代收穫了普魯士容克軍國主義、爭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也就成為德意志帝國的不二國策，最終將整個德意志民族拖下了水。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卡爾·李卜克內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俾斯麥締造帝國中的痼疾：“如果你想了解德國，就必須抓住這樣一個事實：德國，特別是普魯士，是一個倒立著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裡的塔尖是普魯士士兵頭盔上的尖鐵，一切都是由它託著的……如果你能弄懂這金字塔是怎麼倒下來，你就開始對德國有一點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