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異想世界
通常是在晚上，主角出現了。他們身著戲服，極盡邪美，神色慵懶。隨後，鬼魅生物開始聚集，貓、鶴、蝴蝶、魚類。正是午夜，其背後月亮高懸、天際鎏金，身邊潮水暗湧、植被蔓延。
“如果一位藝術家能被同時稱為講故事的人和時空旅行者，那一定是馬塞爾·扎馬。”作家凱特·勞森（Kate Lawson）曾這樣寫道。
“Who Loves the Sun”展覽現場，卓納畫廊，紐約，2021年 ©馬塞爾·扎馬 圖片由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在扎馬的畫紙上，敘述漫遊在民間軼事、海洋、熱帶、天體間，童話、幻想與潛意識交織生長。他的內核源自古典，有但丁《神曲》裡中世紀奇詭險途的身影，也有約翰·彌爾頓《失樂園》中史詩般天神與撒旦故事的蹤跡；其作品是一幅超現實主義的模樣，像是傳說中會發生的異境狂歡。
2020年，扎馬正式將熱帶風景引入畫紙，摩洛哥與墨西哥的旅行為藝術家提供了養分。封鎖隨之而來，外界愈發單調，其作品卻愈為神秘遙遠、色彩鮮豔。
扎馬於卓納畫廊的展覽“午夜之子”（Child of Midnight）就呈現了這一階段起的創作。“這場展覽傾向於華麗的現實逃避。”作家多里安·林斯基（Dorian Lynskey）在《衛報》中如此評論。“逃避”只是表象，在其視覺盛會中的確可以獲得喘息，但在過分優美的風景中，你或許也能感受到某種不安。
水流湍急，動物們異化，月亮在咧嘴笑。“（這些作品）以氣候變化的末世啟示為主題。我們的‘末日之鐘’正在倒計時。”扎馬解釋道。而關聯其更早期的作品，藝術家的繪畫從不缺少對社會議題的探討，一些審視、一些深意，被挾藏於幽默與荒誕的皮囊下——就如百年前的達達主義一般。
馬塞爾·扎馬《The carnaval blues》，水彩、水粉和石墨在紙上，46×66.4×2.5cm，2014年 ©馬塞爾·扎馬 圖片由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馬塞爾·扎馬的魅力早已得到廣泛認同——這是卓納畫廊代理藝術家的第25年。自上世紀90年代晚期受到關注後，藝術家的作品已被諸多名人收藏，如演員尼古拉斯·凱奇、布拉德·皮特與金·凱瑞；其作品也被多家博物館納入永久收藏，不乏MoMA、古根海姆、泰特美術館等頂級機構。
馬塞爾·扎馬《Untitled》，紙面拼貼、彩色鉛筆，30.2×22.9cm，2008年 ©馬塞爾·扎馬 圖片由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02
浴火重生
1974年，馬塞爾·扎馬出生於加拿大溫尼伯。“漫長的冬天和與世隔絕使我成為了一個更熟練的藝術家。因為我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了藝術上。”在曼尼託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讀書期間，其成立了the Royal Art Lodge藝術團體，在這座遠離藝術中心的高校與城市，扎馬與成員有聲有色地醞釀著小型實踐。而一場大火讓他從漫長的冬夜裡醒來：畢業前，其家中發生火災，幾乎所有的作品都被燒燬了。
“像是鳳凰一樣，這讓一個過去的人能夠被更新。”扎馬與家人被安置在臨時酒店。創作歸零，他開始重新制作畢業作品集。如今，我們也只能看到這場災難後藝術家的創作，但有跡可循的是故鄉如幽靈般的繁華歷史，在火中喪生的寵物兔子與某種冰冷的氛圍。“雪域草原對我早期沒有背景的作品產生了一定影響，雪景的地平線是空白。”
藝術家的個人風格在此時開始成型，某種程度上，火災的確為扎馬帶來浴火重生的“運氣”。畢業後，他的新作品引起策展人的注意；23歲時，扎馬迎來了第一次展覽；轉年，他在展覽上被大衛·卓納（David Zwirner）發現，成為了畫廊一員。
馬塞爾·扎馬《The 1919 Revolution》，紙面鉛筆、墨水，2009年 ©馬塞爾·扎馬 圖片由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在校期間，另一件“小事”也推動了扎馬的創作：其在圖書館偶然取下的一本書中看到了杜尚（Marcel Duchamp）的最後一件作品《Etant donnés》，開始對這位藝術大師痴迷。幾年後，在費城親眼看到原作更被他稱為“一次改變人生的經歷”。正如他所說：“杜尚的作品讓我在知識層面上思考得更多，讓我想到了畢卡比亞。他不斷變化的風格激勵我遠離舒適區。”
杜尚及這件作品也順理成章地進入了扎馬的電影。在《小丑之舞》（Une danse des bouffons）中，扎馬重構了杜尚與瑪麗亞·馬丁斯（Maria Martins）的戀情，影片更是多種風格的彙總：黑白色彩、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以及豐富的藝術史資料。比如，《Etant donnés》的場景再現，跳舞的牛頭怪形象源於弗朗西斯·畢卡比亞 （Francis Picabia）的畫作《Adoration of the Calf》，倒置的椅子又可追溯到約瑟夫·博伊斯通過氈毯、木手杖與動物標本製作的雕塑……
的確，繪畫只是馬塞爾·扎馬藝術的一部分。他活躍在更廣闊的藝術舞臺中。
馬塞爾·扎馬《小丑之舞》，黑白有聲視頻，35分22秒，2013年
03
不止於畫
2014年，展覽“木偶、典當和先知”（Puppets, Pawns, and Prophets）在卓納畫廊倫敦空間舉辦，包含三個以國際象棋（受杜尚影響）為靈感的視頻作品，以及一系列基於角色創作的拼貼畫、立體模型與雕塑。堅硬的面具雕塑、描繪恐怖分子與在畫廊中安置的監視器，令對戰爭暴力的隱喻貫穿展覽。
馬塞爾·扎馬《Turning into puppets (Volviendose marionetas)》，鋼、木、鋁和馬達，165.1×198.1cm，2011年 ©馬塞爾·扎馬 圖片由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在雕塑與影像作品外，戲劇也是扎馬的工作重點之一。2016年，藝術家還為紐約市芭蕾舞團（the New York City Ballet）的作品《最不可思議的事》（The Most Incredible Thing）製作了全系列服裝與佈景。“有些服裝我不得不直接畫到舞者身上，幾乎是在畫舞者。”扎馬回憶道。
因此，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走出畫紙，與安徒生的童話巧妙結合，再加上他對包豪斯風格的引用，舞臺劇呈現出一種夢境般的晦暗與不安氛圍。
馬塞爾·扎馬《The flowers have horns and devil has thorns》，水墨、水粉、石墨和紙上拼貼畫，2014年 ©馬塞爾·扎馬 圖片由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細數其“合作名列”，扎馬的身影遍佈藝術界——為美國樂隊Beck設計專輯封面、與導演斯派克·瓊斯（Spike Jonze）製作電影、邀請音樂人金·戈登（Kim Gordon）出演作品，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作家莫里斯·森達克（Maurice Sendak）、藝術家雷蒙德·帕提伯恩（Raymond Pettibon）都是其合作對象。
尤其是同樣由畫廊代理的帕提伯恩，其畫作廣泛擷取文化元素，常將圖像與文字融合。二人曾多次共同進行繪製，作品往往巧妙結合著兩種風格。“我們都不擅長社交，所以經常會一起在餐巾上畫畫。”而畫廊展覽“讓我們比較神話”（Let us compare mythologies）、“忘記手”（Forgetting the Hand）與“擴展遊戲”（Extended Play）便是對藝術家們合作圖畫的呈現。對扎馬而言，帕提伯恩為他“打開了接納繪畫為主要藝術形式的大門”。
展覽“忘記手”現場，卓納畫廊，紐約，2016年 ©馬塞爾·扎馬與©馬塞爾·扎馬與雷蒙德·帕提伯恩 圖片由藝術家與卓納畫廊提供
幾年前，他的兒子Willem出生了。初為人父，為其生活與創作帶來顯著變化。“自他出生後，我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以前的我更消極、陰鬱、憤世嫉俗。”一些“小確幸”通過兒子的雙眼進入藝術，“他發現了我沒有注意到的事物：比如一隻流浪貓，以及漂亮的馬賽克窗戶。”尤其是在摩洛哥的旅行，或許那些明豔的色彩與形象能夠佔據畫紙，正是因為Willem的存在而誕生。
不難理解為何自大學起，馬塞爾·扎馬便朝著藝術界高歌猛進。歸功於其藝術獨特的魅力與包容度——無論是生活、旅行、社會事件、藝術史料都被其容納在作品中。而在那裡，邪惡與美麗共同生長，天秤沒有偏袒任意一方。如此看來，超現實或達達也只是其外表了。實際上，它傳達著一種屬於現實的、真切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有源源不斷的能量供給扎馬，直到再一次傾瀉在詭譎的畫紙上。
精彩回顧：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