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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健康是人類永恆的追求。人類歷史既是人類與疾病不斷抗爭的歷史，也是人類為尋求健康不斷奮鬥的歷史。健康與環境關係是地理學研究核心——“人地關係”的最基礎的部分，更是現代醫學地理學/健康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就已經認識到人的健康與地理環境的密切關係，形成了樸素的醫學地理學思想。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經典《黃帝內經》中就有不少蘊含著歷史醫學地理思想的記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些醫史學者、歷史學者、考古學者就開始關注中國歷史上的疾病與健康問題。20世紀9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開始研究歷史時期環境與健康的關係，開創了“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進入21世紀，中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成果不斷湧出，逐漸發展成為歷史地理學一大分支學科。最近10多年來，在現代健康地理學研究思潮影響下，在現代地理技術與方法推動下，傳統的歷史醫學地理學開始向以歷史時期環境、發展與健康關係為核心的歷史健康地理學轉變。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是20世紀90年代才提出的新興學科，故本文的研究僅以最近30年為限。
任何一個學科都是層累地積漸而成的。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肇始於20世紀90年代，之前主要是歷史學者對疾病史的研究。疾病史研究在國外始於20世紀70年代，國內始於80年代。疾病史研究早期主要關注疾病自然史問題，其後逐漸擴展至疾病社會史、疾病文化史、疾病生態史、疾病觀念史、疾病經濟史等領域。20世紀90年代後，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叉融合成為一股時代潮流，地理學研究的時域向未來、過去兩端延伸，歷史人的疾病、壽命分佈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也受到地理學者的重視，從而開啟了中國歷史醫學地理研究的新天地。
總結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研究成就，首先必須對這30年來的論文成果進行系統的文獻梳理。大致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互聯網在我國開始普及，大多數學術期刊都有了論文電子版，即使當時沒有的，後來也對紙質版進行了數字化，可以進行電子檢索。本文分析將以中國知網（CNKI）為檢索源，以學術期刊論文和碩博士論文為檢索對象，對1990—2018年間發表的有關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學術論文進行檢索。檢索時間：2019年3月17日。檢索步驟：首先按歷史醫學地理學分支學科進行“主題”歸類；然後挑選“關鍵詞”進行模糊檢索；再根據研究內容的“相關性”進行人工篩選，判斷“相關性”主要看是否以健康現象（疾病、長壽）、健康因子（藥物、療養）的空間分佈、時間過程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係為研究對象。檢索結果：剔除不相關和重複文獻，得到目標文獻375篇。
最近30年來，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的論文量總體呈上升趨勢（圖1）。其中，1990—1994年間年均發文1.6篇，1995—1999年間年均發文3.6篇，2000—2004年間年均發文8.4篇，2005—2009年間年均發文23.2篇；2010—2014年間年均發文24.4篇；2015—2018年間年均發文13.8篇。這說明：1990—2004年間，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處於起步階段，發文量較少；2005—2014年間，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發文量猛增；2015年以來，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發展似乎進入了調整階段，發文量較之前有比較明顯的減少，表現出一定的頹勢。不過，這是就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自身縱向比較而言的，如果與整個中國歷史地理學或現代健康地理學比較，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研究始終比較薄弱，29年間發文375篇，年均發文不到13篇，而其中正式發表的期刊論文只有250篇，年均發文不到9篇，可以說是十分可憐的。
圖1 1990—2018年中國歷史醫學地理研究發文量變化
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的學科對象交叉性很強，參與中國歷史醫學地理研究的學科門類也甚多（表1，圖2）。根據發表論文的期刊性質和碩博論文標明的學科專業，所有375篇相關文獻中，屬於歷史學的論文佔53.86%，屬於地理學的論文佔19.20%，屬於醫藥學的論文佔17.34%，三者合佔90.40%；其餘所佔不到一成比例，分屬於災害學（2.93%）、社會學（2.93%）、政治學（1.60%）、環境學（1.34%）、經濟學（0.80%）等。這說明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發展主要還是由歷史學者、地理學者和醫藥學者來推動的。歷史地理學者是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有的偏於歷史學，有的偏於地理學，如果將其中明顯偏於地理學的論文歸入地理學，則屬於歷史學的論文佔比降為45.33%，屬於地理學的論文佔比升為27.74%。歷史學開展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是疾病史學者和社會醫療史學者，地理學開展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是歷史地理學者和健康地理學者，醫藥學開展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是中醫史學者。
表1 1990—2018年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論文的學科分佈
圖2 1990—2018 年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論文的學科比例
在所有375篇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研究論文中（表2），期刊論文250篇，佔66.67%，碩博論文125篇，佔33.34%。這說明，三分之一的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者為青年學子，尤其是2010年以來，期刊論文的佔比顯著降低，碩博論文的佔比顯著增加，基本可與期刊論文並駕齊驅了。這是一種值得可喜的現象，表明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研究隊伍正在壯大，後繼有人。但是另一個方面，也說明成熟研究者發表的較高質量的論文成果相對減少，這也是一種隱憂。粗略統計，250篇期刊論文發表於148種刊物，125篇碩博論文涉及57個單位。其中，發文量居前五位的學術期刊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8篇）、《中華醫史雜誌》（12篇）、《中國中藥雜誌》（7篇）、《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6篇）、《歷史地理》（今《歷史地理研究》，4篇）。發文量居前五位的學術單位為：華中師範大學（30篇）、西南大學（7篇）、吉林大學（6篇）、暨南大學（5篇）、福建中醫藥大學（4篇）、廣西師範大學（4篇）。不難看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是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者的主要載體，華中師範大學是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群體。
表2 1990—2018年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各分支學科發文量
圖3 1990—2018年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各分支學科論文佔比
就科學體系而言，歷史醫學地理學分為歷史疾病地理和歷史健康地理。前者主要研究歷史時期疾病分佈變遷規律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以及傳染病流行的社會應對和歷史影響可分為歷史傳染地理、歷史地方病地理和歷史疫災地理（應該說明的是，疫災由急性、烈性傳染病流行引起，本來可以歸入歷史傳染病地理，但因其具有疫病的集合性和災害的特殊性，故將其列為一個獨立分支）；後者主要研究歷史時期健康現象與健康因子的分佈變遷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又可分為歷史長壽地理、歷史療養地理和歷史藥物地理。上述375篇論文中，屬於中國歷史疾病地理的302篇，佔80.53%（表2，圖3），屬於中國歷史健康地理的73篇，佔19.47%。進一步細分，在6個次一級分支學科中，中國歷史疫災地理論文最多，佔49.87%；中國歷史傳染病地理其次，佔29.60%；中國歷史藥物地理又次，佔15.73%；中國歷史療養地理再次，佔3.20%；其餘為中國歷史地方病地理和中國歷史長壽地理研究，分別佔1.07%和0.53%。這些數據表明，過去30年來，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主要還是最基礎也是最傳統的歷史疾病地理研究。從趨勢上看，從2010年開始，歷史療養地理和歷史藥物地理的研究熱度較之前有明顯增高，反映了歷史健康地理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
歷史傳染病地理主要研究歷史時期各種傳染病的時空分佈變遷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以及傳染病流行的社會應對和歷史影響。因此，時空分佈、環境機理、歷史影響為其核心研究內容。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國歷史傳染病地理的研究，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傳染病總體為研究對象進行的整體研究，注重它的災害特性，亦即後文所說的歷史疫災地理研究；一類是以傳染病個體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這類研究主要是對歷史上的急性、烈性、地方性明顯的單個具體的傳染病的研究，這是狹義的中國歷史傳染病地理研究，本文所指即此。目前研究成果較多的，主要是歷史鼠疫地理、歷史霍亂地理、歷史瘧疾地理等。
鼠疫（plague）是一種由鼠疫桿菌引起的傳染極快、死亡率極高的烈性傳染病，包括腺鼠疫、肺鼠疫、敗血型鼠疫三種，我國以腺鼠疫流行最常見。鼠疫早在宋元之際在我國就有過流行。歷史上，鼠疫在我國南方地區俗稱“癢子”“核疫”等，譯稱“百斯篤”“黑死病”等，民國時期還有稱之為“1號病”的，亦即所有傳染病中最厲害最可怕的。就鼠疫的時空分佈而言，研究時段多集中於清朝及以後，研究區域既有全國範圍的，也有局部區域甚至城市的。近代以來，我國鼠疫流行頻繁，重大鼠疫事件受到特別關注，如1894年香港的鼠疫大流行、1910—1911年東北的鼠疫大流行、1917—1918年山西的鼠疫大流行。就鼠疫的環境機理而言，鼠疫流行與地震災害，鼠疫流行與氣候變化，鼠疫流行區域變遷與自然環境變化，鼠疫傳播擴散與鐵路交通，鼠疫跨區域流行與經濟擴張，鼠疫傳播與商貿往來，鼠疫流行模式與人口死亡、社會結構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內容。就鼠疫的歷史影響而言，歷史學者多從社會變遷、醫療文化史角度探討鼠疫流行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影響。有人指出，明末崇禎年間的鼠疫流行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1894年香港的鼠疫流行促成了民眾公共衛生意識的轉變，1910—1911年東北的鼠疫流行推動了東北現代衛生體系的建立，開啟了國家防疫體制近代化的進程。
霍亂（cholera）俗稱“癟羅痧”“鬼偷肉”“子午痧”，譯稱“虎列拉”“虎烈拉”，簡稱“虎疫”。霍亂由霍亂弧菌引起，主要介水傳播，是清朝嘉道之際傳入我國的外來烈性傳染病。此處所言霍亂，是真性霍亂，並非《黃帝內經》所言的非細菌性的屬於一般腸胃病的“霍亂”。就霍亂的時空分佈而言，研究時段主要是清末民國時期，尤其是嘉道之際（1817—1821）的霍亂流行，研究區域主要是我國東南地區，尤其是江南水鄉和東南沿海。就霍亂的環境機理言，霍亂與旱澇災害、氣候異常、城市水汙染、飲食習慣、河海交通、商貿等的關係，都有學者進行探討。據研究，霍亂流行與高溫高溼環境、飲用水汙染、過境貿易等有著密切的關係。就霍亂的歷史影響而言，有人認為，霍亂流行雖然對政治、經濟、文化造成巨大損害，但也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還有人認為，霍亂流行反映了開埠通商前後中國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化，體現了近代中國融入世界進程的重要意義。
瘧疾（malaria）是中國人民認識最早的一種傳染病，殷商甲骨文中就已經有了“瘧”字，秦漢醫學經典《黃帝內經》還有了一套治療瘧疾的藥物與方法。瘧疾有間日瘧、三日瘧、惡性瘧三種。惡性瘧古稱“瘴”，環境史學者研究較多。在中國歷史上，瘧疾常在秋季與痢疾併發流行，所以常常“瘧痢”並稱。就瘧疾的時空分佈言，研究時段從先秦兩漢到明清民國都有探討，而以明清研究居多；研究區域既有全國範圍的研究，也有局部區域的研究，西南地區和嶺南地區的瘴病受到較多關注。據研究，在氣候變遷和人類活動影響下，過去兩千年來，我國惡性瘧疾分佈的北界不斷南遷，戰國西漢時期以秦嶺淮河為北界，隋唐五代時期以大巴山長江為北界，明清時期則以南嶺為北界。就瘧疾的環境機理而言，瘴瘧易發生於氣候溼熱環境，多夏秋季節流行，其分佈變遷與人口流動、土地開發、環境變化都有著密切關係。就瘧疾的歷史影響而言，有研究表明，瘧疾流行既是促使商王盤庚遷殷的直接原因，也是當時長江流域落後於黃河流域的重要原因；歷史時期惡性瘧疾流行，對其流行區域的人群質量、生活習俗、生產方式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均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瘧疾還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了漢族移民，影響了當地不同民族的分佈格局。
血吸蟲病是中國古老的一種傳染病，古稱“蠱”。我國現存最早的自然地理著作《山海經》中就有了記載，江陵鳳凰山和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古屍都分離出了血吸蟲卵。血吸蟲的中間宿主釘螺的生境具有地方性，血吸蟲病屬於自然疫源性疾病，因此也有人將其歸入地方病，實質上它是由寄生蟲引起的環境生物性疾病。血吸蟲病有急性、慢性之分。長江流域是我國曆史上血吸蟲病的主要流行區。有人認為赤壁之戰中曹軍所患疾病是急性血吸蟲病，不過，急性血吸蟲病不可能在冬季流行，這種觀點不足為信。有人對太平天國戰爭後浙江開化縣的血吸蟲病的分佈進行了闡述，指出池淮溪流域、馬金溪流域、龍山溪流域、馬尪溪流域為主要血吸蟲疫區，戰爭和移民對血吸蟲病疫區的擴大有重要影響。民國時期，長江中游地區血吸蟲病肆虐，對民眾生活質量和鄉村經濟穩定都產生了嚴重危害。
中國歷史疫災地理是近十年來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發展較為突出的研究領域。疫災是急性、烈性傳染病大規模流行所引起的災害。傳染病古代統稱為“疫”，因傳播迅速而稱“疾疫”，因危害巨大而稱“癘疫”，因視為重大災害而稱“災疫”。疫災直接導致大批人口死亡和生命健康損失，是人類始終面臨的頂級災害。
疫災時間變化是歷史疫災地理研究的基本內容。中國歷史時期各朝代的疫災都有研究，成果最多的為明、清、民國時期。據研究，先秦兩漢時期有兩大疫災稀少期和三大疫災頻繁期；處於氣候寒冷期的魏晉南北朝和明清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疫災高峰期。明代存在100年和50年兩種尺度的波動週期，1580—1589年、1639—1648年、1813—1822年和1857—1866年為明清時期的疫災高峰期。歷史疫災研究表明，疫災主要流行於夏、秋季節，但又具有階段性差異。歷史疫災的空間分佈也是歷史疫災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除全國性研究外，區域性研究如江南、嶺南、湖北的疫災也受到關注。從疫災時空分佈變遷來看，過去三千年來，中國疫災分佈範圍從黃河中下游向外逐漸擴展，重心區域有由北向南、由東向西遷移的趨勢。都城所在的京畿區域為疫災多發區，都城區位的變遷影響著疫災重心的變遷。受人口分佈和經濟分佈的影響，我國沿海地區疫災多於內陸地區。
疫災環境機理主要闡述影響疫災時空分異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因素。研究內容主要有四：一是自然環境要素對疫災流行的影響。氣溫降水、地形地貌、河流水文均對疫災流行產生影響。歷史上，江南地區疫災多發，與其水網密佈、氣候溫溼的獨特環境有關。嶺南在唐宋乃至明清時期都被視為瘴癘之地，其疫情也與其獨特的地理條件相關。有的地方具有自然疫源地，容易誘發疫災，以致自然疫源地地區成為疫災高發區，比如新疆地區。二是氣候變化對疫災流行的影響。中國歷史重大疫災的發生頻次與氣候變化有著密切關係。寒冷期疫災相對頻繁，如魏晉南北朝冷期、明清小冰期；溫暖期疫災相對稀少，如唐代盛世暖期和13世紀下半葉暖期。歷史上湖北地區的疫災頻度呈上升趨勢，與歷史時期中國氣候趨幹趨冷的趨勢一致。3—6世紀北方地區疫災頻繁的主導因素是氣溫與溼度的異常變化。太陽黑子、極光、隕石、日食、月食和彗星異常天象的出現都與疫災流行呈正相關。三是社會環境因素對疫災流行的影響。“大兵之後，必有大疫”，戰爭與瘟疫，如影隨形，形成雪上加霜的“兵疫災害”。宋元時期的研究表明，戰爭和流民遷徙對疫災流行有很大影響。四是自然災害對疫災流行的影響。疫災既可以是病原體異常繁殖引起的原生災害，也可以是其他自然災害誘發的次生災害。因此，疫災常常疊加在其他災害之上，形成災害鏈，比如“旱疫”“水疫”“蝗疫”“飢疫”“兵疫”“旱蝗飢疫”。中國歷史上存在旱—疫、澇—疫、飢—疫等10多種災害鏈。研究表明，疫災發生的頻率與旱澇、地震、戰爭等都有一定程度的正相關關係。當然，疫災的發生，往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疫災有著不同的影響因素。
疫災作為人類的頂級災害，其對社會深層次的影響首先是人口影響開始的。在疫災流行過程中，大批人口死亡，不僅對人口增長起著週期性的抑制作用，而且因為勞動力損失導致生產力損失，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破壞。疫災流行還對社會公眾造成巨大心理恐慌，進而對社會結構穩定和社會文化發展造成不利影響。疫災還通過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進而影響人類文明進程，比如，東漢末年的疫災加速了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時江淮流域疫災的頻發影響了北魏向南拓展的歷史進程。其實，疫災也加劇了明王朝的滅亡和幾乎所有農民戰爭的失敗。災害具有破壞性的一面，也有激發性的一面，災害反饋機制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機制之一。疫災作為人類的頂級災害，其巨大的破壞性人所共知，但是，從人類文明進程看，疫災也有“積極性”的一面。首先，疫災能促進預防醫學的發展，比如，徽州宗族對瘟疫治療措施的重視，促進了新安醫學的興起；其次，疫災能促進公共衛生意識的進步，現代防疫制度的形成也是人類不斷總結疫災應對經驗的產物。總之，疫災累積的歷史影響是全方位的，人口、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甚至外交，都會或多或少受到疫災流行的影響；疫災累積的歷史影響又是多層次的，從人的生理到人的心理，從個人到家庭再到國家，從個人健康到整個社會的深層次系統，都會留下疫災影響的痕跡，而且各個層次之間還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
地方病是與地球化學、生物、物理環境因素有關，且分佈範圍相對穩定的空間侷限性的疾病。環境物理性地方病主要與海拔、氣候因素有關，如高原病、中暑、凍傷等；環境生物性地方病主要與病原體及其宿主、媒介有關，如血吸蟲病、瘧疾、鼠疫等；環境化學性地方病主要與地球化學元素異常有關，如缺碘導致的地方性甲狀腺腫大（地甲病）、高氟導致的地方性氟中毒（地氟病）、缺硒引起的急性亞急性心臟病變的克山病等。由於環境生物性地方病歸入了傳染病，因此在醫學地理學界，地方病一般僅指環境化學性地方病和環境物理性地方病。但是，在歷史學界，環境史學者對地方病的定義比較寬泛，並以“風土病”稱之，將其描述為空間流行和地理分佈相對穩固的具有地方性的疾病。這個意義上的“風土病”，實際包括了所有的環境性疾病，如“瘴病”（主要是惡性瘧疾）作為環境生物性的傳染病，也被視為南方地區的“風土病”。我國漢、宋之間南方地區的“風土病”受到醫學史、社會史和環境史學界的關注。研究表明，“風土病”與當地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生活習俗、醫藥衛生之間都有密切聯繫，對地區政治、社會經濟、人口智力、社會風俗都有影響。
中國流行範圍較廣的環境化學性地方病主要是地甲病、地氟病和克山病，但受歷史文獻限制，目前研究較多的是中國歷史上的地甲病。地甲病古稱“癭”，《淮南子·地形訓》中就有“險阻氣多癭”的記載。地甲病與水土環境中的碘元素缺乏有關，主要流行於山區。據研究，過去2000年來，秦巴山區、豫西山區、中條山區、太行山區、三峽地區、鄂西北山區、岷山山區、迭山山區、六盤山區、沂蒙山區等都是地甲病流行區。有人認為，唐宋時期巴渝地區地甲病猖獗的原因，是當地尚鬼信巫的社會風俗所致。其實不然，恰恰相反，是因為地甲病在當地長期的流行，對當地居民的生理影響進而擴展到對他們心理、精神的影響，久而久之，便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文化風俗。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認識高原病的國家。有人認為，《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所載“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就是對高原病的描述。漢成帝時，大將軍杜欽建議不要派使者去往今克什米爾和阿富汗等地，因為此去路程中必須經過大、小頭痛之山，會出現劇烈頭痛、頭暈、嘔吐的高原病症狀。公元399年，釋法顯與同行去往天竺取經，在翻越青藏高原山口時出現了口吐白沫進而死亡的情況。據研究，大頭痛山為喀喇崑崙山的基裡克山口（海拔4827米），小頭痛山為汗拉·那巴提山口（海拔4200米）。唐代金城公主入藏時帶去的漢醫同藏醫一起編譯的《月王珍要》一書對高原心臟病進行了描述。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福康安進藏時，當地居民告知唐古拉山一帶“陰寒凝結，即成瘴癘”。次年班師時，軍隊“染瘴氣死者二三千人”，這裡的“瘴”即高原病。儘管歷史文獻對高原病多所記載，但迄今未見專門探討的論文發表。
歷史長壽地理主要研究歷史時期長壽地的地理分佈規律及其環境背景。長壽是中國古人孜孜以求的目標，《詩經》中就有許多祈禱、祝福、讚美長壽的詩篇，在《尚書·洪範》中，“壽”被視為人生“五福”之首。目前，中國歷史長壽地理的研究主要有：歷史壽命地域分異理論的研究和歷史長壽區地理分佈的研究。
歷史壽命地域分異理論在這裡是指中國古代人們關於長壽地理分佈規律及其空間分異成因的理論。人是自然的產物，人的健康、壽命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中國古人很早就觀察到地理環境區域分異與人類壽命區域分異的關係，提出了東南—西北壽命分異、南方—北方壽命分異、東南西北中五方壽命分異的理論（圖4），並從地勢高下、氣溫高低、食物結構、人體適應、環境疾病等方面對這些壽命分異現象進行了科學解釋。基於五行學說的五方壽命分異觀（圖4a）是一種水平地域分異觀，認為氣溫壽命地域分異的決定因子。基於陰陽學說的西北—東南壽命分異觀（圖4b）是一種垂直地域分異觀，認為地勢是壽命地域分異的決定因子。南方—北方壽命分異觀（圖4c）是五方壽命分異觀和西北—東南壽命分異觀的綜合與發展，其理論基礎是緯度高低不同而導致的年均氣溫、生理特徵、飲食結構等的空間分異，總體來說也是一種水平地域分異觀。
歷史長壽區地理分佈的研究主要闡述歷史上的長壽點、長壽區、長壽之鄉的空間分佈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對中國歷史上的長壽點、長壽區的空間分佈研究表明，總體上，我國東南地區人的壽命不如西北地區，南方地區人的壽命不如北方地區，但相對短壽的地區也有長壽點，相對長壽的地區也不是人人都長壽；長壽現象與氣候因子、水土因子、山地景觀等自然因素都有密切關係。對川渝地區百歲老人地理分佈及其演變的研究表明，川西北高原和成都平原是我國曆史上長壽老人集中的區域。高寒氣候、環境閉塞和食物簡單是川西北高原長壽區形成的重要原因，經濟相對發達、生活水平較高以及崇尚儒學的文化風俗則是成都平原長壽區形成的主要原因。就大尺度的“長壽區”而言，主要分佈於高原（如青藏高原）、盆地（如新疆盆地、四川盆地）和海島（如海南島）；就小尺度的“長壽點”而言，主要散佈於丘陵、平原地區，見於記載的有廣西博白縣、河南內鄉菊潭村、四川青城山、山東蓬萊南丘村、湖南華容玄石山，等等。中國古代這種“西北長壽區，南方短壽區，短壽區中散佈長壽點”的壽命分異格局主要是有益於健康長壽的自然環境因素使然。
現代療養地理學主要研究生命現象或過程的空間模式及其與環境、自然療養因子等因素的關係。歷史療養地理主要研究歷史時期自然療養資源的地理分佈及其開發利用，與現代療養地理學相對應，未來也應將歷史時期療養設施的建設、分佈、形制等納入研究範疇。
礦泉具有保健、治療作用，是中國歷史上最早開發利用的重要療養資源。礦泉古稱“醴泉”，《山海經》中就記載有“飲之不死”的丹水，有“飲之而不心痛”的帝臺之漿。據研究，在宋代以前，主要是東南半壁的礦泉資源得到了開發利用，說明礦泉資源的開發是伴隨著土地資源開發的，中國歷史上的礦泉尤其是溫泉資源的開發，主要是用於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旅遊休閒和療養康復。歷史時期山西地區、北京地區、西南地區的礦泉（主要是溫泉）資源的開發利用受到學者關注。據研究，溫泉用作休閒兼療養設施是中國歷史上溫泉開發的重要形式，中國歷史溫泉資源的區域開發具有“由中原向四周擴展、分佈重心東移南遷、東南多於西北”的特點，除地質構造條件等自然因素外，社會需求與區域發展過程也是影響溫泉資源時空演化的重要因素。
中國古人很早就發現山地環境有益於健康，把長生不老的人稱之為“仙”（“仙”又作“屳”，亦即入山長壽為仙人），把長壽老人集中的地方稱為“仙人山圖所居之地”。中國古人不僅發現山區是長壽老人集中的地方，而且對山地環境有益長壽健康的環境機理進行了闡釋。《淮南子》所謂“暑氣多夭，寒氣多壽”；《黃帝內經·素問》所謂“高者氣寒，下者氣熱”，“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勢之使然也”，都是從氣溫對人生理影響的角度來解釋山地環境如何有益健康長壽的。不過，儘管中國古人已有這樣科學的療養地理的思想，但中國歷史地理學者對歷史療養資源的研究價值還沒有起足夠的重視。
歷史藥物地理主要研究歷史時期重要天然藥物資源的地理分佈變遷規律，藥物資源形成、分佈變遷與環境的關係，以及藥物開發利用的環境效應等。天然藥物資源包括植物藥、動物藥和礦物藥三大類，品種最多、使用最廣的是植物藥。與微量元素有關的、具有地方特異性的、品質優良的植物藥，被稱為“道地藥材”，亦稱“地道藥材”。因為其生境具有特異性，分佈具有地方性，是歷史藥物地理研究的主要對象。
藥物資源簡稱藥材，中醫學使用的藥材以植物藥為主，因此中藥又稱“本草”，我國第一部藥物學著作就稱為《神農本草經》。目前，學界研究較多的道地藥材，植物類主要有人參、白朮、黃芩、地黃、黃連、天麻，茯苓、厚朴、金銀花、懷藥、山藥、貝母、當歸、丹參、芎、防己、石斛、千年艾、黃精、荊三稜、菖蒲等；動物藥主要有鹿茸、麝香、犀角、羚羊角、綠毛龜、白花蛇、紫膠蟲等；礦物藥主要有丹砂、雄黃、硫磺、樸消、石鐘乳等。中國幅員遼闊，自然生態環境各異，藥材分佈差異甚大。近年來，歷史藥物地理開始受到關注，漢代全國、唐代西南地區、唐宋武陵山區、明清漢江流域、明清廣東地區、明清福建地區、清代中原地區、歷史甘肅地區的藥材分佈、生產、貿易等得到研究。
藥物資源的分佈格局既受自然環境的制約，也受社會環境的影響。道地藥材的形成是當地自然環境、氣候條件、人文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除藥物本身的生理、生態特點外，歷史時期的氣候、地形、土壤、水熱條件等自然環境要素，以及經濟水平、技術因素、醫藥風俗、交通商貿等社會環境因素對藥物資源的分佈格局都有一定影響。
有些藥物資源對生境要求不高，可以進行人工栽培，隨著藥材資源的開發利用，分佈區域還可能得以擴大，比如吳茱萸，由於種植技術的進步和消費需求的不斷增加，其產區範圍在歷史時期不斷擴大。有些藥物資源對生境的要求十分嚴格，在人類活動的劇烈干預下，自然生境遭到破壞，分佈範圍不斷萎縮，有的甚至已經滅絕或者瀕臨滅絕。許多珍貴的地道藥材屬於此類，植物藥如人參、冬蟲夏草，動物藥如麝香等。據研究，近二千年來，我國野生人參產區不斷萎縮，野生人參資源瀕臨枯竭，其原因除了人類不加節制的採挖外，主要就是人口壓力下的土地開發破壞了人參生長的自然生境。土地開發也使得許多野生動物喪失了它們的棲息地，歷史上的許多藥材動物現在都成了珍稀保護動物，比如明清時期的廣東地區，老虎、鹿茸、熊膽等動物藥材的儲量和貿易都急劇減少。藥物資源開發不僅對動植物藥物資源本身造成破壞，而且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比如，甘草主要生長於乾旱、半乾旱地區，甘草的採掘可以導致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清朝至民國時期的甘草資源開發加速了我國西北、華北地區的土地沙漠化。
歷史醫學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和醫學地理學交叉融合的產物，經過近30年的發展，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雖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就，但總體而言，還是一個相當薄弱和十分稚嫩的學科。
歷史疾病地理脫胎於疾病史研究，是歷史醫學地理學的傳統領域，過去30年來，其論文成果佔總數的80.53%，超過八成；歷史健康地理植根於現代健康地理學，是歷史醫學地理學的新興方向，過去30年來，其論文成果佔總數的19.47%，不到兩成。在歷史疾病地理方面，研究領域又以歷史疫災地理（重點是疫災時空分佈）和歷史傳染病地理（重點是鼠疫、霍亂、瘧疾、血吸蟲病）為主，歷史地方病地理研究甚少；在歷史健康地理方面，研究領域則以歷史藥物地理（重點是道地藥材）和歷史療養地理（重點是溫泉療養）為主，歷史長壽地理研究薄弱。
一個成熟的學科必有自己獨特的學科體系和理論體系，目前有關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理論闡述只有龔勝生《歷史醫學地理學芻議》一文，對於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學科體系、理論體系、方法體系的理論研究亟須大力加強。現有分支學科除歷史疫災地理基本形成了時空分佈、環境機理、歷史影響三大內容外，其餘研究大多是案例性的和相關性的，很少是系統性的和專業性的，並沒有形成科學、合理、穩定的研究範式，研究內容隨意性較大，既不利於人才培養，也影響研究的深入。
歷史醫學地理學為歷史學、地理學、醫藥學等多學科的交叉學科，研究者來自各個不同的學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目前許多研究者都只是旁及的研究，並非以歷史醫學地理研究作為主攻的專業方向。比如，從事歷史疾病地理的研究者，按照多寡排序，依次是歷史學者、地理學者、中醫學者，而從事歷史健康地理的研究者，依次是中醫學者、地理學者、歷史學者。因此，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研究隊伍在學科獨立性和學術專業性方面亟須提高，要造就一支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隊伍。
歷史學者，包括疾病史、環境史和中醫史學者，大多習慣於以文字描述方法對疾病與健康現象進行歷史脈絡鉤沉和歷史事件敘述，不太注重地理學區域分析和空間分析方法的應用；一些歷史地理學者雖然比較注重地理分佈的論述，但在表達方式上也不擅於地圖的直觀表達；現代醫學地理學者雖然對現代地理學研究方法有較好的把握，但在歷史文獻蒐集、整理和運用方面又存在短板。因為上述的緣故，在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領域，從現有研究成果看，在研究方法上還有待融合、集成和創新。
鑑於上述存在的主要問題，我們認為，未來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發展，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促進、完善與提升。
針對理論基礎薄弱、學科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今後要不斷完善歷史醫學地理學學科體系，努力與現代健康地理學接軌，在鞏固歷史疾病地理研究的同時，繼續加強對歷史健康地理的研究。在歷史傳染病地理方面，要加強對天花、白喉、傷寒、猩紅熱、黑熱病、腦膜炎、肺癆等重大歷史疫病的研究；在歷史疫災地理方面，要加強對20 世紀疫災流行時空規律及其社會影響的研究；在歷史地方病地理方面，要加強對克山病、地氟病、高原病的研究。在歷史長壽地理方面，要加強不同歷史階段區域長壽現象的研究，目前，我們正在開展“中國歷史人平均壽命時空分佈變遷”的重大選題的研究，需要大家的共同參與和努力；在歷史療養地理方面，歷史海濱療養、歷史山地療養以及歷史療養設施的研究都還是空白，需要大力加強；在歷史藥物地理方面，要加強具有生境指示意義的道地藥材的研究，發掘地方誌中的藥物史料，進行藥物資源分區研究，併為貧困地區的精準脫貧和可持續發展服務。
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需要儘快形成自己總體的和各分支學科的理論體系，建立自己的研究範式。首先，要進一步明確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強化核心研究內容。研究對象決定學科性質，歷史醫學地理學植根於地理學、醫藥學和歷史學，但絕非地理學、醫藥學和歷史學的拼盤，它應該以健康與環境關係為核心，將時間和空間有機結合，揭示疾病/健康現象的時間演化過程和空間分異規律，探明歷史疾病/健康現象形成的影響因子（包括自然地理環境因素、社會經濟文化條件、人類生活方式與行為等），弄清地理環境演化的健康效應、人類健康變化的環境效應，以及歷史時期環境、發展、健康的時空關係及其演化規律。其次，要廓清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突出自身的研究特點。歷史醫學地理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是一個尚待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比如，歷史醫學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和現代健康地理學的關係，歷史疾病地理與疾病史和環境史的關係，歷史疫災地理與災害史和社會醫療史的關係，歷史藥物地理與藥物生產史和貿易史的關係，等等，都有待理論上的闡明。如果不能遵循地理學的研究範式，體現地理學的學科特性，很可能把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做成了醫學史、藥物史或地理學史的研究。再次，要加強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思想的發掘。我國地理學和中醫學都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地理著作和醫學著作中都保存了豐富的歷史醫學地理學史料，也留下了許多關於環境與健康關係的精闢論述與認識。比如，“天人合一”的人地和諧思想是中醫“健康”概念的重要內涵，上古時期醫家就被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曉人事”，上自《黃帝內經》，下迄《本草綱目》，都有著關於疾病、壽命、藥物的地域分異，關於發展、環境與健康關係的豐富的思想認識。但是，迄今為止，除我國先秦兩漢時期以及《黃帝內經》的醫學地理學思想有所發掘外，其餘各歷史階段和其他古籍的醫學地理學思想尚無人問津。還有，要探索建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研究範式和術語體系。人地關係是地理學的研究核心，地理學研究多遵循地理經驗科學、地理實證科學、地理系統科學、地理大數據的研究範式。歷史醫學地理學作為地理學分支，除了遵循地理學的一般範式外（如“分佈—關係—配置”研究範式、“格局—過程—機制”研究範式等），還應建立自己獨特的術語體系和研究範式。目前僅中國歷史疫災地理研究初步建立起“時間變化—空間分異—環境機理—歷史影響”的研究範式和“疫災頻度—疫災廣度—疫災密度—疫災厚度”的術語體系，其餘各分支學科還需進行大量案例研究和理論總結。
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人才隊伍建設有喜有憂，喜的是有一批年青學子參與到相關研究中來，憂的是研究歷史醫學地理的學者大多是偶然旁及式的研究，研究者也主要是歷史學者，歷史地理學者和健康地理學者參與的都不多，尚未形成比較穩固的歷史醫學地理學研究隊伍。一個學科的發展壯大，離不開本學科專業人員研究素養和專業技能的提升。因此，亟須加強歷史醫學地理學專業人才的培養，加強歷史醫學地理學的學術交流，增強歷史醫學地理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度和專業認同感。招收歷史醫學地理學方向甚至專業的研究生，召開歷史醫學地理學學術研討會，編撰《歷史醫學地理學》教材，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和《歷史地理研究》等相關學術期刊開闢“歷史醫學地理”欄目，都是值得馬上去做的工作。
“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歷史醫學地理作為歷史地理學的新興分支，必須築牢地理學的“本位意識”，借鑑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毋庸諱言，歷史地理學在研究方法上與現代地理學目前還存在比較嚴重的脫節現象，個別歷史地理學者甚至自我封閉、自築藩籬、自說自話，對將先進的現代地理學研究方法引入歷史地理學研究持牴觸、排斥甚至否定的態度，在刊物論文評審和基金項目評審時摻雜非學術因素，等等。這些現象，不僅不利於整個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當然也不利於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發展。歷史醫學地理學和歷史學、地理學、流行病學、災害學、生態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都有密切的關係，研究方法本來就應該豐富多樣，但目前有關成果採用的研究方法相當單一，大多采用的是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方法，地理學的空間分析和計量分析方法都很少使用，以致相關研究論文中高質量成果並不多，難於在地理學的權威刊物上發表。因此，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亟須集成歷史地理學和現代健康地理學的先進研究方法，加強與現代健康地理學和國際歷史地理學的接軌，提升研究成果的學術質量和國際化水平。
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必須要為當今和未來的疫病防控、健康促進和總體國家安全服務。現代社會，健康促進已經成為個人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目標——生命健康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前提與保障；健康安全是生命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基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健康中國”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因此，未來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的發展，一定要對接好“健康中國”建設的戰略需求，一定要服務好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嚮往的需要，只有這樣，中國歷史醫學地理學才會激發出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不斷發展壯大並屹立於地理學科之林！
作者龔勝生，系華中師範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