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九年(1636)初秋的一天,天氣沉悶,旱雷聒耳,突然一道閃電從天而降,重重地砸在土坡上。
雷暴過後,周邊的村民前往事發地察看,卻見土坡開裂,形成了一個漆黑的大洞。幾個大膽的村民還跑到洞裡窺探一番,他們堅信,這座土坡是帝王的陵墓,稱此地為“劉皇冢”。
2003年春天,當廣州大學城破土動工之際,這座位於廣州市番禺區小谷圍島上的土坡,再次迎來了一批窺探它的人群。
經過發掘,土坡的“身份”被確定——原來,“劉皇冢”正是五代十國的“無冕之王”、南漢烈宗劉隱的德陵。
與此同時,在德陵東南800米處的大香山上,另一座大型墓葬也緩緩露出真貌:根據墓中留存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碑石判斷,專家認定,這就是南漢開國皇帝劉龑的康陵。
隨著這兩座五代十國帝陵的發掘,一段埋藏在地底的歷史逐漸清晰起來。
史書稱劉隱、劉龑兄弟出身彭城劉氏,乃漢高祖劉邦之後,但據陳寅恪、藤田豐八等史學家考證,這兄弟倆很可能是沿海上絲綢之路來廣州覓食的阿拉伯商人後裔。
▲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圖源:網絡
這在兄弟倆的祖父劉安仁身上已有蛛絲馬跡可尋。據史料記載,劉安仁以經商為生,常到南海(今廣東廣州)一帶做生意,後舉家遷往嶺南。
自隋唐時代科舉興起,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層就愈發明顯。作為社會的末流,唐初的法律明令禁止商人子弟參加科舉。直到安史之亂爆發後,這一禁區才被徹底打破,經濟上入不敷出的唐朝政府被迫向商人低頭。至唐憲宗時,政府更是出臺新規,允許有錢人“納粟任官”。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下,劉安仁得以花錢捐了個六品“潮州長史”,改寫了家族命運。
劉安仁的兒子劉謙曾在嶺南節度使韋宙手下當差,頗得這位唐朝“使相”的歡心。出身京兆韋氏的韋宙見劉謙一表人才,顧不上門不當戶不對,愣是將侄女韋氏下嫁與他。
這宗婚事,堪稱是劉謙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正如清代學者梁廷枬所說:“古一姓之興,固其祖若宗數世所積累,抑內助之賢,母範之正,有以成之。南漢據偏隅,渺乎莫可比數;然考所自起,實籍外家援引之力。韋后之歸代祖(劉謙)也,排群議僅而後濟,天所以啟劉氏者,不可謂不厚。”
劉謙娶了韋氏女,倚仗夫人孃家的庇廕,官位猶如坐火箭般飛昇。沒幾年就獲任封州(今廣東封開)刺史兼賀江鎮遏使,成為具有實權的封疆大吏。
儘管嶺南之於帝都長安而言,不過是個鞭長莫及的蠻荒之地,但封州地處珠江干流西江與一級之流賀江的交匯處,系嶺南地區的水路交通要塞、兵家必爭之地。如果經營得當,倚靠本部兵馬控遏西江及賀江,劉謙還是有可能殺出重圍,稱霸一方。
因此,就任封州刺史以來,劉謙一直以“撫納流亡,愛嗇用度”作為地區發展方略,盡力聚攏民心,招募兵士,發展軍備。
由於黃巢早年曾劫掠廣州,嶺南的社會一度遭到破壞,故當時唐朝在嶺南的防禦力量相對較弱。為了恢復嶺南的秩序,朝廷出臺了“輕稅本鎮以自給”的政策,授權地方刺史、軍鎮招兵買馬,替中央政府維護區域局勢太平。這項臨時政策,實際上又給了劉謙擴張勢力的機會。
針對當時北方名士因戰亂南下的現象,劉謙開啟禮賢下士的劉氏門風,力邀各路名士進入自己的幕府,從而替兒子們鋪路,為以後家族稱霸嶺南打下基礎。
乾寧元年(894),劉謙病故。臨終前,他指定劉隱為接班人,並告誡諸子嗣:“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顯然,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依舊頗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雄心野望。
當時,劉隱不過二十出頭。對於劉氏父業子承的權力格局,軍中一些將校心生不滿,打算趁權力交接之際,發動兵變。劉隱不愧是日後的一方梟雄,他初露鋒芒,就把反對他的軍中舊將通通捕殺。
主政封州期間,劉隱又與弟弟劉巖(即後來的劉龑)分工合作。內政上,他繼續坐鎮封州,執行父親留下的招納名士、安撫百姓的政策,對外擴張則委託劉巖代為操持。
藩鎮割據和宦官當政是晚唐的兩顆“毒瘤”,甚至連長安城內的皇帝都朝不保夕。在此情形下,地方官員但凡手裡有點兵權,就敢對朝廷陽奉陰違,乃至效仿大型藩鎮改旗易幟,建立自己的班底,聽調不聽宣。相較之下,劉隱要低調得多。史載,他在自己的地盤內,始終“蕭規曹隨”,執行其父生前定下的全套規矩,網羅有識之士。名相李德裕之孫李殷衡、宰相劉崇望之子劉浚、知制誥趙光裔等一群世家子弟及飽學之士,由此成為嶺南劉氏的座上賓。
此外,劉隱也沒有像其他同僚那樣在朝廷面前“擺架子”,反倒是終其一生都在扮演一個忠於中原王朝、忠於帝室的臣子角色。史料記載,劉氏主政封州、嶺南以來,一共向唐、後梁等中原王朝進貢過11次,其中5次是在劉隱主政期間完成。從後梁開平元年(907)朱溫建立梁朝起,劉隱對後梁的朝貢基本保持一年一次。
這種深入骨髓的朝貢習慣,自然給了劉隱莫大的回報——他先後出任靜海、清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大彭郡王、南平王、南海王,據有田林(今廣西田林)、郴縣(今湖南郴縣)至瀕南海的大片區域,成為事實上的嶺南王。
▲劉隱主政時期的嶺南疆域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但就在劉隱即將大展宏圖之際,他的身體垮掉了。獲封南海王那一年,911年,劉隱英年早逝,年僅38歲。嶺南地區的軍政大權交到了他的弟弟劉巖手上。
後梁貞明元年(915),劉巖上書朝廷,希望梁末帝朱友貞加封其為南越國王,卻遭到否決。惱怒的劉巖遂聲稱嶺南不再“遠事偽庭”,終止了對中原的朝貢。同時,自立為南越王,並加緊籌備登基事宜。
兩年後,917年,劉巖宣佈立國“大越”,改廣州為“興王府”,定為國都。翌年,又將國號改為“漢”,史稱南漢。
一般來說,皇帝登基之後就得抓緊時間給自己選址修陵,劉巖也不例外。
劉巖是個迷信的皇帝,熱衷於占卜算卦。當皇帝后,他就以“皇矣漢祖,龔行天罰”之意,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劉龔。但有個高僧告訴他“滅劉氏者龔也”,他又馬上改名為劉龑,取“飛龍在天”之意。
劉龑嫌舊廣州城逼仄,便啟動了古代廣州發展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建設,將原先聳立於城南的番山和禺山鑿低,利用多餘的土方斬岸堙溪,將四周的地勢填高。隨後,他又令人在禺山之西開挖了一個人工大湖,名曰“仙湖”,使南漢國的興王府形成背山面水的風水格局,寓意南漢國運昌隆。

▲南漢宮城建築構件陶垂獸,現藏於南漢二陵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大搞建設後的興王府煥然一新。開挖的仙湖連通珠江,對日後廣州城內的河道水網建設,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而挖出來的土方,則被軍士們填埋至番山以東、禺山以南,使沿江灘塗地及江心洲面積進一步擴大,為廣州未來的發展預留了空間。在這個過程中,位於江心的小箍圍成了當時廣州城外的一處風水寶地,由此被善觀天地的劉龑相中。
小箍圍,也就是今天廣州市番禺區珠江河段北邊的小谷圍島。
自南北朝時代起,那裡就建有規模宏大的資福寺和青泉禪院,佛教氣息濃厚。當地百姓盛傳,唐朝天祐年間(904-907),青泉禪院裡一口重達千斤的大鐘和九個小鐘,曾深夜“飛”入資福寺內,頗具神話色彩。在劉龑康陵中發現的《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稱劉龑“凝情釋老”,意思是說他迷信佛家、道家學說多於儒學。因此有理由相信,小箍圍濃厚的出世風氣,促使他最後放棄追隨父、祖歸葬賀州,將哥哥的德陵和自己的康陵修建於此。
為使劉隱的德陵以及自己的康陵永享太平,劉龑不僅將整個小谷圍島規劃成皇家陵園區,而且針對小谷圍島“縹緲如仙境”的自然風貌,將此島定為南漢國的皇家後花園,在那裡修築昌華宮,供劉氏子弟享樂。
據清人梁廷枬記載,昌華宮規模宏大,奢靡至極,“建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悉聚珍寶實之”。其建築之精美豪華,藏品之豐富珍貴,在當時可見一斑。

為了加強離宮及陵區附近的治安力量,劉龑還在昌華宮南北兩側各設一“亭”,打造軍事防禦體系,使南漢陵區及昌華宮即便在最緊急的狀況下,依舊有機會向興王府搬救兵,守住劉氏皇族的萬年根脈。
然而,劉龑不會想到,他設立於此的南、北二亭,除了日後發展為兩條自然村外,對小谷圍島上的昌華宮及帝陵並無保護作用。隨著南漢國的轟然倒塌,德陵、康陵徹底成了“孤院荒墳”,世間僅餘一段關於“劉皇冢”的傳說而已。
隨著考古人員對德陵、康陵發掘工作的開展,人們無不對這兩座在歷史上被盜發過多次的古墓深感惋惜。當地一些村民甚至認為,考古人員對古墓的發掘純屬白費力氣,因為裡面早已被盜一空。
就在考古專家也預感無功而返時,一次無意間的土層下刨,竟使此次發掘工作峰迴路轉。
原來,在德陵封門石下,考古專家無意發現了一批官窯青瓷罐和釉陶罐。這些瓷罐歷經千年,仍胎質堅硬,釉色青中閃灰,晶瑩透亮,屬五代青瓷中的上品。
據推測,這批瓷罐大約是在德陵落鎖,南漢皇室及文武百官祭拜後埋下的。
而更令人叫絕的是,在德陵發掘工作進入尾聲之際,考古人員又發現了大量的琉璃殘片及以琉璃為材質製成的琉璃器皿。

▲南漢康陵出土的玻璃瓶,現藏於南漢二陵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琉璃,也就是有色玻璃。這批有色玻璃據考證,全部產自中亞的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等地,是經由海上絲綢之路抵達廣州的。
事實上,發展海絲貿易,正是劉龑在位期間為數不多的政績之一。
劉龑在位期間,正值西亞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走向滅亡。國中的動盪,使得原本就依託海上自由貿易為生的商人更頻繁地聚集於印度洋及番禺的各個主要港口,以謀取暴利。在此背景下,據廣州以稱王的南漢政權進入了歷史的高光時刻。
史料記載,南漢繼承了唐朝的市舶制度,在興王府設立市舶使、押蕃使,負責接待往來的客商,以及統計、接收國際貿易帶來的各項關稅利潤。南漢後主劉鋹迎奉禪宗雲門宗創始人文偃真身入王宮供奉之時,“許群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內廷,各得觀瞻”——由此可見外國商人在南漢的待遇跟官僚士人並無二致。
藉助海外貿易的發展,史書稱,南漢初年“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而國富,給南漢帶來的變化亦肉眼可見。
經濟史學家梁方仲先生指出:“唐宋間廣東戶口布局,由原先人戶密度居前的粵北韶、連二州,與沿海的廣、潮、循、雷、恩諸州明顯差異,入宋以後已大為縮小。”很顯然,宋代廣東沿海地區的人口增長,無疑是南漢時期海上自由貿易帶來的移民紅利。
有了錢,劉龑便能改革或創造制度。他先仿照唐朝官職架構,制定了一套完備的政治體系。隨後在謀士楊洞潛、趙光裔等人的提議下,率先在十國中提出“武人不任刺史”概念。
武人不任刺史,這是一項創舉。一來,可以降低藩鎮割據引發的亡國風險;二來,可以防止粗鄙的武夫憑藉個人喜好對百姓生活指手畫腳。在那個武人至尊的時代,有功將領欺壓地方百姓之事並不少見。
與“武人不任刺史”的口號相配套,劉龑在南漢境內“興學校,倡教育,置選部,行貢舉”,全面恢復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嶺南地區有史以來第二位狀元簡文會由此脫穎而出,緊隨其後,又湧現出梁嵩、陳偓等南漢名臣。
可惜這一切,只是曇花一現。在位後期,劉龑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對待越來越多從北方慕名而來的名士,他失去了從前禮賢下士的態度。他在骨子裡還是恥辱於偏安嶺南的現狀,每次介紹自己時必抬出“世居鹹秦”的說辭,企圖打消外界對他的輕視。為了顯現自己的無上權威,他效仿唐玄宗,過分地展現一位盛世之君的無所不能。他開始疏離士子、寵信宦官,併為治下的官員和百姓發明了割舌、支解、炮炙、烹蒸等種種酷刑,動輒虐殺臣屬,以示君威。
劉龑的“突變”,的確恫嚇住了一群南來避禍的士人。他們紛紛辭官,或隱於山林,或出走他處,由此導致南漢的政治環境日趨惡化。
在瘋狂展示自己奢暴面目的同時,劉龑還沉迷於“造人”——為了江山傳承,生了一堆兒子。但這些兒子沒有一個成才,氣得劉龑臨終前破口大罵:“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
大有十五年(942),南漢高祖劉龑駕崩。屍骨未寒,他的第三子劉玢就召集梨園人士進宮大唱堂會,慶賀自己登基。短短一年時間,劉玢被其弟劉弘熙殺死。劉弘熙改名劉晟做了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們全殺光。在血腥與殺戮間,曾經富強的南漢走向了末路。
▲廣州都城隍廟供奉的南漢開國皇帝劉龑,傳說劉龑死後成為城隍爺,守護一方。圖源:圖蟲創意
公元971年,宋軍兵臨興王府。興王府連同小箍圍島上的昌華宮,在一場無名的大火中盡化為灰燼,唯獨在島上另一側的“二陵”,僥倖躲過一劫。但在此後的歷史中,南漢二陵屢遭盜發,直到2003年才由考古專家進行搶救發掘。
如今,南漢二陵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建起了專門的博物館。假如你來到廣州,去小谷圍島看南漢二陵,穿過一片密林,或許有某個時刻會恍惚歷史時空的交疊,突然就想到了這麼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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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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