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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或者小說裡常有這樣的情節，官員在查清案件，確認嫌疑犯為死罪後，便正氣凜然地喊：來人啊，拖出去斬了（或下一個情節就是刑場）。包大人效率更高，直接鍘刀上大堂。這就給了我們一個印象：在古代，判了死罪，差不多就可以立馬斬了，大快人心。事實上真的是這樣的嗎？且慢！且慢！大人們，你有好幾道程序要走完才能斬呀。
首先我們討論的時間是在秦漢之後，而且指的是一般情況，特殊情況不在討論範圍。秦統一六國，中國正式成為統一的封建國家，天下遂變家為國。國家雖然設置了一系列國家機構，但皇帝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是眾所周知的。也就是說，國家的任何事情，最高決定權在皇帝手上，其中就包括最高司法權，就是生殺大權。因此，在封建社會，按國家機關職能論，斬殺犯人有一套相應的操作程序；按最高決定權論，斬殺犯人首先得問過皇帝答不答應。
具體來說，判了死刑的人，地方官員無權執行死刑，須逐級上報，最後送到皇帝手上。皇帝閱後，要求重新核實該案件，釐清緣由，確認證據無誤，以防冤假錯案，這就是我國獨創的死刑複核制度。此制度起源於漢，不過最初只是年薪二千石（太守）以上官員的死刑案件才報皇帝複核。通俗理解，大官才有資格被複核。到了北魏此制度正式確定下來，《魏書·刑罰志》記載“當死者，部案奏聞”，這下連普通人的死刑也一律要上報朝廷複核了。
隋唐時期此制度基本完善，死刑案件一律由刑部負責複核，然後再上報皇帝。及至明朝又有了朝審制度，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聯合辦公，還有一大幫專業且級別很高的官員給意見，所以又稱“九卿圓審”。
清朝大致沿襲之前制度，中央司法機關複審，提出意見，上達天意，由皇帝勾決（這情節影視可見）。熟悉清末四大疑案之一——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的人就會相當清楚這個過程。楊乃武與小白菜二人本已被定死罪，但由於楊家人的堅持，歷時四年，幾經波折，最後慈禧太后（當時已掌權）下旨重新核查才洗清冤情。綜上可見，殺一個犯人並不是某一個官員的意願，它牽涉機關、人員眾多，過程複雜，再加上當中可能存在的各方勢力角逐因素，並不是說斬就斬如此簡單。
那複核之後，可以斬了吧？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要等秋天和冬天。這裡面有一套理論。漢董仲舒強調“天人感應”，認為“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秋冬之際，天地一片殺氣，正是“順天行誅”的正確時間——直接來說，就是以上天的旨意來殺你，叫你心服口服。還有一種說法，之所以選擇秋冬二季實行，是統治者考慮不誤農時。春夏農忙，就不去打擾人民群眾做正經事。秋冬農閒，這時舉行法制大會既不耽誤工作，又起到警示作用，一箭雙鵰。自漢實行秋冬行刑制度起，後世大致沿襲此制度，如唐朝規定“立春後不決死刑”，清代規定，應處決的犯人，也需在秋季處決。
好不容易秋天到了，這下總可以斬了吧？！還是不行！因為還有程序要走！上面提到，由於最後的決定權在皇帝手上。那皇帝也是人（當時人肯定不敢講），對案件的判斷會受到個人經驗、當時情緒、個人好惡等因素的影響，為避免錯殺濫殺，精準斷案，顯示對子民的愛惜寬厚（儒家仁政），對已經完成複核，仍然維持原判的犯人，在準備行刑前，皇帝說了：你們要再次提醒我。這就是我國又一獨創——死刑復奏制度（看清楚字眼）。此制度建立於北魏時期，《魏書·刑罰志》“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也就是斬人前，要上報皇帝！
隋朝也有“死罪者，三奏而後訣”的規定，但隋煬帝偷懶忽略了這一步。到了唐朝此制度又恢復了。這裡面有一個故事，或者說是一個事故。唐太宗時期（貞觀五年），大理丞張蘊古辦案過程中，鬼使神差的自己跑到牢房，把還沒有公佈的聖意提前告訴犯人（就是“你沒事啦”），這事被御史知道後煽風點火，太宗一怒之下（皇帝也是人啊），直接把張蘊古拉出去斬了。可是那邊刀下去，這邊平靜下來的太宗就後悔了（既而悔之）。細思量，張蘊古罪不至死，頂天就幾年牢，硬生生讓自己給砍了。太宗皇帝又拉不下面子道歉，於是埋怨時任宰相房玄齡等一干大臣，你們當時怎麼不拉著點我啊？！（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鍋甩得麻溜麻溜的。不過在這之後，就以制度形式定下了復奏（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貞觀政要》）。
這是一個相當完善的制度。行刑前，“在京……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也就是人性化管理，京城路近要跑五次，地方路遠的體諒跑三次即可。而且為防止流於形式，不能連著來奏，要隔天來。還有不管遇上什麼特殊情況，都不能停止——聽不聽是皇帝的事情，上奏是你們的事情（職責明確）。最後還有相應的懲罰措施，《唐律疏議·斷獄》：“諸死罪囚,不待覆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你看，哪個官員敢亂執法就流放、坐牢，當然還賠上前程。宋明清大致沿用此制度。
經過這些程序，最後才能將犯人伏法。這也可見封建社會制度並不是如影視描述的那麼簡單，也不是一句落後專制就可以概括。封建制度有其適應時代的合理性，後人讀歷史，不能以現代眼光評價。
當然，無論是複核制度還是復奏制度，本質上依然是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加強以及皇權的威嚴。朝堂如江湖，雖沒有刀光劍影，但皇帝殺人於喜怒之間（歷史經驗表明皇帝殺人不太挑日子），法制不過是皇帝手中維護其統治的工具。只是在這些制度實施的過程中，客觀上體現的“慎刑”思想，對我國現在建設法制國家仍有值得借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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