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明代皇帝中誰最“好戰”，明成祖朱棣一定是個有力競爭人選。且不說他的帝位本身就是用武力從侄子手裡奪來，單是登基之後，朱棣在位22年，竟有12次“萬壽聖節”是在出巡和征伐中度過的，稱得上是位不折不扣的“馬上天子”……
《明成祖朱棣像軸》，楊令茀摹。來源/故宮博物院
“五出漠北，三犁虜庭”
永樂一朝的武功，大抵一南一北。在南者，朱棣遣兵將攻滅胡朝，置安南為郡縣；在北者，便是御駕親征，“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從永樂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間，朱棣5次率軍北征。其中4次以韃靼與兀良哈為作戰對象，1次以瓦剌為作戰對象。5次親征又以前3次的規模為大，其作戰地區分別在斡難河（今蒙古鄂嫩河）、忽蘭忽失溫（在今蒙古烏蘭巴托南）、闊灤海（今內蒙古呼倫湖）和屈裂兒河（今內蒙古洮河支流歸流河），後兩次親征，均因阿魯臺聞訊遠遁，未戰而還。永樂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在第五次親征漠北途中，病死於榆木川（今內蒙古多倫西北），漠北之戰也隨之結束。
明成祖五次北征示意圖。來源/地圖帝
對於這五次遠征，史家稱讚者不少。比如明人高岱說：“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甚至還有更誇張的頌辭，說什麼“文皇帝躬擐甲冑，張皇師徒，窮追遐討，深入漠北，以靖胡虜，妖氛殘孽，蕩焉廓清，幾無孑遺，乘輿所至，蓋漢武唐宗所不到者”。
當然也有唱反調的，比如朱棣的老相識朝鮮李朝太宗就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勞民而往徵於窮荒之地”。至於當時負責後勤的戶部尚書夏原吉，也毫不客氣地指出了遠征造成的嚴重後果：“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
影視劇中的夏原吉。來源/電視劇《山河月明》截圖
拋開戰果究竟如何不論，難道朱棣就沒有一點小心思嗎？當然是有的。篡位之後，為了贏得執政的合法性，朱棣處處打著恢復“洪武舊制”的旗號，為了表示自己才繼承了朱元璋的衣缽，甚至毫無道理地取消了建文帝減輕蘇、松一帶重賦的政策。但在北伐這件事上，他不是恰恰驗證了朱元璋“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了麼？
雖然朱棣可以抹去“建文”這個年號（建文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五年），並誅殺了方孝孺、齊泰和黃子澄等人，將反對派殘酷鎮壓下去，但“纂位”的惡名就像一個可怕的幽靈，時時纏繞在朱棣心頭。為了擺脫尷尬的處境，朱棣一方面先後兩次修改《明太祖實錄》，用纂改洪武時期的歷史來說明自己得位之正；另一方面利用洪武時期積累起來的雄厚國力進行南征北討、建功立業，竭力樹立自己的威望，這既可轉移臣民的視線，又可以憑藉超過父親朱元璋的功業讓那些心存不滿的人閉嘴。
平心而論，永樂時期的“功業”確有可圈可點之處，譬如鄭和下西洋、修《永樂大典》，但這些事，朱棣都交給了臣下去辦，唯獨對北征漠北一事，他選擇了親自出馬，不憚風霜寒苦。揣測他的心態，自然是將“一掃胡塵，永清沙漠”看作是當時所能創立的最大功績。畢竟，自從秦漢以來，歷代中原王朝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北方遊牧民族，凡是能使其臣服的君主如漢武帝、唐太宗等就被視為英武之主，朱棣對此當然是心嚮往之。父朱元璋雖然“驅逐胡虜”，建立明朝，又派大將藍玉遠征捕魚兒海（今貝爾湖），重創了殘元勢力（1388），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蒙古封建主仍然控制著漠北廣大地區，如果能夠通過征伐徹底制服蒙古勢力，自己的功業不就能夠超過父親了麼？第五次北征因無功而回，走到清水泉時，道旁石崖數十丈高，朱棣竟命刻石紀行：“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此舉將其北伐動機暴露無遺。
自撤藩籬
實際上，永樂年間的蒙古，雖然還能偶爾取得對明軍的勝利（1409年，本雅失裡便以誘敵之計，全殲邱福統帥的十萬明軍），但相比元時乃至14世紀晚期，其勢力已經大為削弱。迨至14世紀末15世紀初，北元內部的分裂已成不可更之勢。蒙古各部從農耕區退回草原，重新開始了粗放的畜牧經營，諸部之間的經濟聯繫大大削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政治上，各部領主的分離傾向越來越強，結成了大大小小的“兀魯思（ulus，“人眾”“領地”）”。就實質而言，所謂 “大汗”本人，也無非是一個“兀魯思”的領主而已。
按說，在這種情況下，明朝的北邊防禦可以大鬆一口氣，但永樂年間的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為抵禦蒙古鐵騎南下，從明初開始，沿長城一線，先後建立了九個邊防重鎮，包括遼東（今遼寧遼陽）、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延綏（今陝西綏德，後移至榆林）以及稍後建立的寧夏（在銀川）、甘肅（在張掖）、薊州（今天津薊縣）、太原、固原等，即所謂“九邊”。在長城以北又建立大寧衛（今遼寧寧城）、開平衛（在今內蒙多倫境）和東勝衛（在今內蒙呼和浩特東南）等三個外圍據點，這就組成以三個衛為第一線和九邊為第二線的防禦體系，它們聲勢相連，互為犄角，使南下之敵難以逾越。
明代長城圖
但在叔侄爭位的“靖難之役”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燕王朱棣為加強自己的力量以奪取皇位，揮軍攻破大寧，挾持寧王朱權回北平，“悉以三衛配北軍，大寧城為之一空”，自此大寧衛廢棄。這等於在遼東和開平這條防線上打開了一個大大的缺口，蒙古軍可以在這裡自由出入。永樂元年（1403）三月，朱棣正式將大寧都司遷往保定，“並調營州五屯衛東勝左右衛，悉遷之內地”。東勝衛是朱元璋設在黃河河套地區東北角的重要衛所，在整個明代北部邊防中，它也是唯一可以控制河套地區的衛。隨著大寧和東勝兩個重要據點的廢棄，宣府、大同等就由第二線變為第一線，直接面臨蒙古騎兵可能的進攻。
此舉本身已是極大的戰略失策，使洪武時期深入長城以北數百里的第一道防線出現了無法彌補的缺陷。明朝的北邊防線出現了兩個大缺口，一是在遼東與開平之間，一是在大同與寧夏、甘肅之間，由此而使開平衛勢孤援絕，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更加雪上加霜的，則是在大寧和東勝兩地內撤的同時，永樂皇帝的又一重大舉措——將明朝都城由南京遷到北京。由於北京密邇邊境，遂使明廷都城時時處於蒙古鐵騎的威脅之下，造成了“天子守邊”的局面。
今天的故宮太和殿，初建成時名為“奉天殿”。攝影/DPX2016，來源/圖蟲創意
以永樂時期的明朝國力，完全有能力在北伐之餘，挾戰勝之威，重新建立大寧及東勝衛，以鞏固加強洪武時期建立的北邊防禦體系，然而，朱棣計不出此，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勞師遠征。對此，後世的顧祖禹（1631-1692）在《讀史方輿紀要》裡回顧漢唐時期的歷史後指出：“朔方不守，河西不固，關中亦未可都也。”明朝既然建都於北京，本應當效法漢唐的成功先例，如同漢唐在河西、朔方置郡守一樣，把開平、大寧、東勝、遼陽這些外圍屏衛收復、固守起來。可是明朝的實際做法卻是主動將其放棄，不但西北的東勝不要，甚至把遼東一帶也看作遠地棄守，簡直和自剪羽翼、自砍四肢一樣，與當初為抵禦北敵而建都於燕的本意背道而馳。
失去這些外圍屏障之後，北京的地利被大大削弱：“居庸（關）當陵寢之旁，古北在肘腋之下，渝關（山海關）一線為遼海之噤喉，紫荊片壘（紫荊關）系燕雲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間，遠不過三二百里之外。”所謂“藩籬疏薄，肩背單寒”，北京的地理位置反而成為明朝廷的負擔。“以燕都僻處一隅，關塞之防，日不暇給，卒旅奔命，挽輸懸遠”。如果北敵侵京，再生“內亂”，面對這兩下夾攻，朝廷難免顧此失彼。
玩兒砸的平衡術
話說回來，永樂時期的五次遠征漠北，倒也不算純粹的無謀之舉。朱棣的算盤其實打得很精，既然蒙古各部“散則易制，得併為一，則勢專難圖”，扶弱抑強、分而治之就成了明廷尋求的目標。說起來，這與近代英國奉行的歐洲大陸“均勢”政策有幾分相似：拿破崙橫行歐陸，英國就扶植普魯士與俄法對抗，最後把拿破崙放逐去了大西洋小島吹海風。沙俄不可一世，英國又與世仇法國聯兵在克里米亞幫助奧斯曼帝國對抗俄軍，逼得走投無路的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殺。到了普魯士統一德意志顯出獨霸歐陸的勢頭，英國又與沙俄結盟……相比之下，朱棣的平衡術，就玩得不怎麼樣了。
朱棣的第一次遠征對象，是蒙古（韃靼）大汗本雅失裡，明軍之勢如泰山壓頂，遠非韃靼可以抗拒。五月，朱棣兵抵斡難河，一戰而破韃靼，這也是“五出漠北”中戰績較為出色的一次。本雅失裡敗北之後，僅以七騎西遁，最終死在瓦剌（西蒙古）出身的權臣馬哈木手裡。
馬哈木弒君之後，元的傳國玉璽也落入其掌控之中。他擁立據說是阿里不哥的後裔答裡巴為汗，自己則當上了握有實權的“太師”。“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伎倆，並非什麼絕學。盤踞韃靼東部的權臣阿魯臺為對抗馬哈木“擅立”的大汗，也有樣學樣地將血統可疑的阿臺扶上汗位。一時間，蒙古高原出現了彼此敵視的東西兩個“汗庭”。其實，大汗不過臺上的木偶，他們甚至無權與明朝交往，所以在漢文史籍中難以找到他們的蹤跡。真正在做殊死較量的則是雙方的兩位“太師”——馬哈木和阿魯臺。更可悲的是，即便是他們，也無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命運。誰贏誰輸，其實全看明成祖會支持哪一方。
韃靼和瓦剌位置示意圖。來源/譚其驤版《中國歷史地圖集》
第一次北伐大獲全勝之後，阿魯臺嚮明廷表示“願輸誠內附”，反而馬哈木自恃強大，變得不服調度。於是，1414年，明成祖二度北伐的目標變成了馬哈木。1414年，在忽蘭忽失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東），明軍與馬哈木交戰。此戰，明軍擊敗瓦剌軍三萬人，"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餘虜宵遁”，但明軍勝得很艱苦，傷亡亦很大，都指揮滿都戰死疆場。不過，瓦剌的承受力顯然無法與地大物博的明朝同日而語，其勢力因此大衰。休養生息多年的阿魯臺再度佔據優勢，在明廷眼裡，又變得頗有些桀驁不馴了。於是，明成祖隨後又接連三次北征阿魯臺。儘管阿魯臺迴避與明軍正面交鋒，未打什麼硬仗，損失仍舊無法估量。他“挾其屬北遁，及冬大雪文餘，孳畜多死，部典離散”，其勢力又一次由盛轉衰，日漸窮途末路。
只不過，按起葫蘆起了瓢。趁著阿魯臺與明廷關係惡化的機會，瓦剌首領脫歡（馬哈木的兒子，後來更有名的也先的父親）於飲馬河（今克魯倫河）大破其眾，俘其馬駝牛羊和部眾無數。這使脫歡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大大加強，進而統一了瓦剌各部。
對於明朝來說，在東西蒙古（實際就是韃靼與瓦剌）之間搞平衡也無法一直進行下去。永樂時期的北征，規模極為驚人。譬如永樂十九年（1421）的第三次北伐，前後動用驢34萬頭、車117573輛，挽車民夫235143人，運糧計37萬石……洪武年間積累起來的財富消耗一空。所謂“師出連年，輜重馬牛耗散鉅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民間多視遠征蒙古為畏途，厭戰情緒極為強烈，甚至“京師愚民有厭多男子，生輒棄之不育者”。
鑑於國庫空虛、民生凋敝的事實，永樂之後，明廷對漠北的態度也從進取轉為守成，不再對草原強部進行預防性打擊。用史書上的話講，就是“不欲勞中國之力，以事遠夷”。其後果是，恰在瓦剌坐大的關鍵時期，洪熙、宣德年間（1425-1435）的大明卻選擇置身事外，“毋令擾邊而已”——而這又成了“土木之變（1449）”的一個遠因。
參考文獻：《明史》《明實錄》《明會典》《續文獻通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