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叫法，多是後人為區分一個王朝的兩個階段而起，生活在東周的孔子只會稱自己為周人，不會自稱“東周人”，生活在西漢的司馬遷只會稱自己是漢人，也不會自稱“西漢人”。所以，我們需要理解的是，為什麼東晉、南宋之後的人要這麼稱呼這兩個朝代。
永嘉元年（307）八王之亂後，原屬於東海王越一黨的司馬睿聽從王導建議，遷到建康（今江蘇南京）。南遷後，王導籠絡江東大族名士擁戴司馬睿。隨著衣冠南渡的北方世族及皇族日益增多，王導將這批人召集到一起，共同支持司馬睿，江南諸州陸續歸附。建興五年（317）西晉滅亡，司馬睿在建康重建晉廷，為晉元帝，史稱“東晉”。
南朝梁沈約編著的《宋書》（此宋是指宋齊梁陳的宋），首次提到了”東晉”。書中在論述自古以來的禮樂變遷時，引用宋建平王劉宏的話：“爰及東晉，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但此篇中正式稱呼司馬睿政權，是“江左”——“至江左初立宗廟”“魏晉訖江左江左初”“江左彌重”“明江左不迎”……
沈約編著的《宋書》
此篇除了以“東晉”“江左”來稱呼司馬睿政權，還以“後晉”來稱呼：“自後晉東遷，日不暇給，雖大典略備，遺闕尚多。”不過，“東晉”和“後晉”都是沈約引用別人的話，而“江左”卻多是沈約自己說的。
沈約在另一篇文章中提道：“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這裡的“西朝”是指西晉，而東晉則指司馬睿政權。
時人對司馬睿政權約定俗成的叫法，幾乎都是“江左”。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中，只要提到東晉，一般都稱“江左”。宋齊梁陳這四個南方政權也都繼承了東晉的衣缽，所以也自稱為“江左”。
小說《琅琊榜》中的主角梅長蘇人稱“江左梅郎”，也是因為書中所處的架空朝代“南梁”，取材於南朝政權之一。來源/電視劇《琅琊榜》劇照
唐宋時期，人們仍習慣以“江左”稱呼南朝。唐代學者李善在《文選注》中，對沈約文中的“西朝”“東晉”做出解釋：“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意思是，政權的前綴是西還是東，要看它定都在什麼方位。當時的人們還沒有“江南”的概念，一般都說“江東”。長江在中下游段呈現為西南-東北流向，處於長江東南的地方被統稱為“江東”。“江東”一詞最早出現在《戰國策·楚策》：“且王嘗用滑于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又例如，三國時期的吳國，後人一般都稱其為東吳，而不叫南吳。所以，“東晉”是繼承了“江東”這個概念。
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走向，南京位於長江東南岸。底圖/百度地圖
結合“東周”和“東漢”來看，以國都的相對方位來稱呼，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西周、東周最早是鎬京（今西安市長安區）和洛陽這兩個國都及其附近地區的代稱，後來在《戰國策》《史記》中，又專指周朝時期出現的兩個小諸侯國。第一次將西周、東周作為兩週代稱的，是西晉杜預注的《左傳》：“洛邑為東周，鎬京為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也就是說，東西的分界線主要在函谷關：東周定都在函谷關以東的洛陽地區，所以叫東周；而西周定都在長安，位於函谷關以西，所以叫西周。
“西漢”“東漢”的稱呼也是最早見於沈約所編的《宋書》。不過，東漢末年以來，人們還是習慣稱兩漢為“前漢”和“後漢”。例如二十四史中，《漢書》又叫《前漢書》，記述的西漢歷史；記述東漢歷史的則叫《後漢書》。之所以稱兩漢為“西漢”“東漢”，其理由也跟國都方位有關，西漢以長安為首都。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後，因長安屢遭戰亂破壞等原因，定都於洛陽。但為了彰顯自己西漢宗室後裔的身份，便重新將以西漢都城的名稱改回長安，以其為西京，而洛陽則是東京。就這樣，東漢有兩個都城。不過，東漢的政治中心一直在東京洛陽，所以後漢也就叫東漢了。
沈約在編著《宋書》時，沿用了杜預以國都方位給政權名稱加前綴的模式。西晉都城洛陽，雖然一直以為來被稱為“東京”“東都”，但司馬睿政權的首都建康卻位於洛陽以東。更何況，西晉在滅亡前的三年，曾定都長安。公元313年，晉懷帝在平陽被劉淵之子劉聰毒殺，晉愍帝在長安匆匆繼位，長安就此成為西晉國都。所以，沈約才會首次將司馬睿政權稱為“東晉”。但因長期以來，人們都習慣稱南方政權為“江左”，所以沈約在《宋書》中不由自主地繼續多次稱呼司馬睿政權為“江左”。
明人所繪的晉元帝司馬睿畫像
後來，“東晉”之所以代替“江左”成為主流說法，是因為“江左”不但被用來稱呼司馬睿政權，還用來稱呼了宋齊梁陳這幾個南朝政權，容易給後人造成混亂。所以，為了區分方便，後人逐漸用“東晉”來作為司馬睿政權的專稱。
其實，唐朝中間也曾有斷裂，那就是武則天建立的周。但為什麼後世沒有稱呼周之前的唐為西唐，周之後的唐朝為東唐？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唐朝首都在周之前是長安，武則天時期雖然將都城遷到洛陽，但李顯復位後，又把首都遷回長安。既然一直在長安，就沒有所謂國都方位變更的問題了，自然也就沒有把唐朝分為兩大階段的必要。
南宋為何不被稱為“東宋”
靖康二年（1127），金軍南下，攻陷汴梁（今河南開封），擄走宋代徽欽二帝，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宋徽宗的兒子康王趙構擁兵在外，逃過了被擄走的命運。同年五月初一，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朝，是為宋高宗，即年改元建炎。但金人步步緊逼的南侵讓趙構不斷南逃至臨安府才終於安定下來。此後，臨安也成了南宋的都城。
汴梁地處東經113°北緯34°，臨安地處東經118°北緯29°，無論是經度還是緯度，相差都是5°。因此，兩都的相對方位，既可以說是東西，也可以說是南北。後人之所以認為汴梁和臨安的相對方位是南北，而不是東西，跟中國古代空間以東西為分野轉向以南北為分野的歷史大變局有關。
商周時代的人們就認為自己位於天下中心。春秋戰國時期，古人形成了“南方為蠻、北方為狄、東方為夷、西方為戎”以及與之對應的“中國”的概念。到西漢，關於中央與四方的政治觀念日益完善：據有中央位置，象徵著正統地位，如《呂氏春秋·慎勢》雲：“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而在四夷中央的“中國”，則主要以函谷關為界，分為兩大地域，即“關西”和“關東”或“山東”和“山西”。西周時期，由於關西的渭水流域是周人興起之地，所以由周王室直接統治；關東的廣袤地域則交給各個諸侯國管理。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落，關西成為秦國的核心統治區；關東則是其他諸侯國的地盤。關西和關東，不僅自然地理條件不同，文化也不同。引用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姜鵬的一段話：“漢有諺語‘關西出將，關東出相’：關西地區民風勇健，有秦國遺風，盛產優秀的將領；關東地區文化發達，崇尚禮儀，以文治國的知識分子就比較多。”關西、關東的地域觀念，使得秦漢時代人們的思維，更習慣於東西的地理觀念，而對南北的地理觀念尚未建立起來。
東晉建立後，北方長期被鮮卑貴族統治。雖然鮮卑族在漢化上非常賣力，但跟南方政權（東晉、宋、齊、梁、陳）相比，其遊牧民族的文化風格依然鮮明。南北文化差異日益凸顯，關東關西的文化差異則被逐漸削弱。許紀霖教授就認為：“自魏晉南北朝之後，東西對峙深刻地鑲嵌到南北關係之中，北方文化之中既有漢化的胡文化，也有胡化的漢文化。胡漢文化經過魏晉南北朝、兩宋遼金和元清三次大融合，在北方中原文化之中已經難分彼此。”
到了宋朝，江東的概念逐漸被“江南”代替。江南”的稱呼早在《史記》《三國志》中就已出現，主要指長江中游的南部，即今湖南、江西一帶。而現在的蘇南、浙江一帶被時人習慣性稱為“江東”。唐貞觀元年（627）二月，唐太宗按照天下山川形勢，分為十個“道”，其中就有“江南道”。江南道範圍極廣，治所在蘇州，轄境包含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蘇、安徽、湖北、貴州長江以南之地。此後，江東、江左等詞彙也逐漸不再為人所用，取而代之的是“江南”。
《唐十道圖》來源/《歷代地理執掌圖》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中唐之後，北方歷經戰亂，中原殘破，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向南方轉移。北宋柳永雲：“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南宋陸游說：“朝廷在故都（開封）時，實仰東南財賦。”從南宋時期，“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已經流傳天下。
總結起來，秦漢以來，南方逐漸被納入漢人的統治區，不再是化外之地。隨著漢人生存空間的擴大，南北問題不再是“中國”之外的問題，而是“中國”之內的問題，東西的地理觀念被南北所超越。到了宋朝，“東南”“江南”的概念已經代替“江東”，深入人心，併成為繁華的代名詞。南宋定都臨安，代表宋朝不僅經濟重心在南方，政治重心也轉移到了南方。所以，後人將趙構建立的政權稱為“南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實，“南宋”這個名詞早已有之。遼就稱呼宋為“南宋”，這是因為遼在北，宋在南。遼之後，金和元也這麼稱呼宋為南宋。不過，遼金元稱呼的“南宋”也包括當時的北宋，不是專指偏安一隅的趙構政權。後人稱趙構政權為“南宋”，跟此無關。
表面上看，東晉不叫南晉，南宋不叫東宋，只是一個名稱問題，但它的背後是中國的千年歷史大變局。上千年的歲月中，黃河與長江滋養下的中華民族逐漸交流融合，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東西”地理分野逐漸轉為“南北”地理分野，南方也成為中華文明煦煦生輝之地，這裡誕生了南朝的四百八十寺、十里秦淮的槳聲燈影、蘇州的園林、王羲之的書法、顧愷之的仕女圖……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綿延至今的歷史記憶。
參考資料：
1、沈約《宋書》
2、陳壽《三國志》
3、邢義田《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4、羅志田《民族主義與中國近代思想》，（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