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桂梅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在今天，我們都感受到了某種人文的危機。技術本是幫助人來改造世界和自然，但我們當下好像被技術控制著，人表現出了更多的消極性、非能動性。就連在大學校園裡，內卷、抑鬱的現象也普遍存在著。“個人”與“社會”、“內在的人”與“社會體制”，產生了二元對立。
如何應對這種危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何桂梅，從人和社會兩個維度入手，和大家分享——技術化時代，如何重新打開人文想象力？
（以下內容為賀桂梅教授的分享摘錄）
何為人文想象力？
美國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在1959年出版了《社會學的想象力》，他把“想象力”視為一種“心智能力”，有能力從一種視角轉換到另一種視角，能夠關聯“具體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議題”，能夠將“個體困擾”轉化為“社會議題”。米爾斯提出的“社會學的想象力”，重心是“社會”，是向外的，“以個人為方法來認識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
賀桂梅教授認為，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之外，還應提出“人文學的想象力”，將重心放在“人”，是向內的、想象性的，進而由內而外地激活人的能動性。她用一首詩、一部小說、一部電影，揭示了打開“人文”想象力的三種路徑。
一首詩：萬物皆備於我
給我狹窄的心，
一個大的宇宙
——《十四行集》，馮至（1942）
這首詩雖短，卻有充沛的哲理性，提示了一種打開人文想象力的路徑：以“心”包容“萬物”。人心如何包容大宇宙？首先要享受寂寞，獨立地擔當自己，將自己視為萬物中之一“物”，融入萬物共和國。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去除“自我中心”的過程。然後需要體察和體驗萬物眾生，像馮至說的，“化身萬物，嚐遍眾生的苦惱”。這可以說是在啟動“心”的想象力。只有這樣，才能以“狹窄的心”，包容“大的宇宙”，做到“萬物皆備於我”。
一部小說：完整的人
歌德的《威廉·麥斯特》三部曲是“修養小說”的經典，包括1795-1796的《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1829的《威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和沒有寫出來的《威廉·麥斯特的為師時代》。
“修養小說”這類題材主要講述主人公一生的成長過程和不同階段，人物塑造最終的目標是“完整的人”。三部曲講述了麥斯特如何尋找契合自己天性的職業與生存方式，在經歷痛苦的初戀之後獲得美滿的婚姻，帶著兒子廣泛遊歷，並參與改造世界的實踐。
“完整的人”，即感性與理性、倫理與美感的融合。人的成長是“內在天性”和“外在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人是具有可塑性的無限潛能的。
一部電影：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王家衛導演2013年公映的電影《一代宗師》，可以說是一部武林宗師葉問的傳記片，影片中的人物說：“習武之人有三個階段，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見自己”對葉問而言就是習武，他從7歲開始拜師學藝，從此一生專注於詠春拳；“見天地”主要指武林閱歷和武藝提升，往往通過比武進行，所謂“一步一重山”；“見眾生”是為師收徒，傳承武術，電影中的說法是“憑一口氣，點一盞燈”，由此讓詠春拳傳遍世界。
這也可以說是普遍的人文修養的三種境界，與歌德所說的“三個時代”有內在相通之處。從普遍意義上說，“見自己”，是為了自己和認識自己，瞭解自己所長，尋找最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見天地”是看見世界天地，知道世界之大，所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見眾生”是看見他人，懂得慈悲和擔當，將自己放到人類歷史的傳承關係中理解人的有限和無限。
賀桂梅教授說，通過重新解讀文藝作品，我們可以去探索一種可能性，去激活每一個人的能動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一個更好的、屬於人的世界。
3
董晨宇：
平臺社會中，我們如何相遇？
董晨宇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
在過去的三年裡，董晨宇一直在做一件很不“大學老師”的事兒——他帶領團隊在5個女主播的直播間裡當了一年的場控，來關注她們是如何進行這個職業的。外賣員、滴滴司機，也是他正在進行的研究。他關注的話題，其實是——平臺社會中，人的相遇。
互聯網平臺搭建起來後，以前那些看似很遙遠的人突然就可以相遇了，好像實現了“天涯若比鄰”。但事情真的那麼簡單嗎？董晨宇從兩個故事講起，分享了不一樣的發現。
（以下內容為董晨宇老師的分享摘錄）
第一個故事：出租人與打車人的相遇
以前我們打車，是站在路邊招手。但現在在北京，這樣是打不到車的，你必須使用打車軟件。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悖論：對於搭車人而言，平臺連接了自己和司機；但同時，用另外一種方式阻礙了彼此的連接。平臺“統治”了這場相遇。
對出租車司機而言，這種統治更為嚴苛。以前問出租車司機職業生涯規劃，一般是年紀越大、掙得越多。因為有經驗的司機知道什麼時間該去哪裡趴活，能比小年輕掙到更多的收入。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所有單子都是平臺派出的，作為出租車司機的技能沒那麼重要了。在這個去技能化的背景下，唯一要拼的，就是體力。
另一個故事：在直播間裡，遇到鄰家女孩
有一個平臺在發佈會上說，平臺的目標就是讓你在直播間裡遇到鄰家女孩。真好，我不用出門了，在家裡泡著腳，打開APP，鄰家女孩就在我的手機裡？
但是這種相遇不僅僅是拉近和鄰家女孩的距離。如果你在直播軟件上工作，需要考慮如何被大家遇見，如何獲得更多流量。為此，需要不斷努力獲得更多贊、轉發和評論，這樣平臺會認定你是有價值的內容生產者——但不能連續點贊，否則會被認為是惡意刷贊，會降低可見性和被遇見的幾率。
在平臺中進行勞動，主播、外賣員和網紅都在爭奪與需求者相遇的機會。平臺社會“縫合”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很少有人關注縫合的針法和過程。
三個角度的觀察
作為“巫術”的算法
算法是現代社會中的遙遠巫術。
說它是巫術，因為它是一種詭異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存在，沒有任何一個平臺會公佈自己的算法。我之前接觸過一個直播帶貨的主播，原本做的不好，突然有一天直播間裡湧進了好多人，因為他的一個視頻火了——他也不知道那條視頻為什麼火。他很激動，當時腦子裡根本想不到賣貨，“算法竟然垂青我了！”於是他站起來說的第一句話是“感謝官方正能量”。我們經常能在不同賬號的主頁看到這句話，人們在像討好上司一樣感謝平臺，這種算法的不可見性成了一種威脅。
說算法遙遠，是因為我們從來都找不到它。如果我是一個外賣小哥，算法懲罰了我，不服氣，我可能會去找外賣站點或第三方合同服務商，他們會說我也沒辦法，這是平臺給你的懲罰。我不服氣去打平臺電話，對接的人也只會告訴我他們也沒辦法，這是算法鬧的。
框架性的相遇環境
我們在平臺中與他人相遇的時候，並不是處於現實生活的地理環境中，而是在平臺的界面中。
例如和主播的親密度。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通過共事、袒露彼此的秘密來增加和別人的親密度。但當你進到一個主播的直播間，只有三個方法增加親密度：點亮燈牌、每天看若干時間的直播、刷禮物。親密度的設計浸透著明目張膽的商業意識形態：要麼貢獻日活，要麼貢獻停留時長，要麼直接給錢。這是一種不自然的、框架設定下的關係。
再例如美顏。明星不適合美顏，因為他們本來就很好看。美顏的意義並不在於讓人變得更好看，而是在於讓我們的顏值扁平化，能夠讓成百萬上千萬有網紅夢的人進入到行業中。這是一種批量化生產，可能會提高一點顏值，但一定會消耗掉人本身的某種特質。這也是一種框架。
作為物質的平臺
當我們說到“數字平臺”時，會和現實世界進行區隔。但數字平臺意義上的相遇，已經在很多的意義上走入了我們的現實生活。
例如外賣員的電動車。我們和外賣員的相遇是通過我們在平臺中的點單完成的。但即使我們不點單、不吃外賣，你會發現，在現實生活中電動車的橫衝直撞也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在享受30分鐘到家的食物時，損失的可能是交通方面的安全。
電動車的國標每小時最高可以開25公里，但這個速度絕對沒辦法支撐外賣員在30分鐘內把東西送到你家。幾乎所有的外賣員都會改裝自己的電動車，不限於提速，還包括更換續航能力更強的超標電池。平臺告訴你他們把送餐時間拉短，但不會告訴你這徹底改變了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交通狀況。
再例如網紅景觀。我去成都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注意到身邊會陸續走過一些人。一般配置是三個人：一個很漂亮的女孩穿著很漂亮的衣服，還有一個人拿了打光板，第三個人拿著相機。這就是網紅拍攝，很魔幻，一個個隊伍在前進。成都的三聖鄉更厲害，你可以假裝在摩洛哥、京都、洛杉磯、普吉島……這些地點之間可能距離不足20米。有網紅會在“摩洛哥”待一下午，等待光線到某一個角度，拍出最完美的照片。你會發現，網紅的文化完全不是數字的，它們作為一種城市景觀在我們的生活中蔓延。
平臺讓我們相遇，但這種相遇並不僅僅是把我們距離拉得更近。算法決定了我們能遇到誰，界面決定了我們如何相遇，平臺更是從線上到線下對城市景觀進行了改造。
技術帶給我們的問題，並不是技術本身有問題，而是它的某一種話語中是不允許我們進行反思的。當所有人都在歡呼的時候，反思就變成了異類，而這種異類可能恰恰是技術在社會中運行方式進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不要忽視對技術反思的價值。
4
周飛舟：
非“社牛”即“社恐”，人人都得做“社會人”嗎？
周飛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近年來，在人際交往時大家特別喜歡提到兩個詞：一個叫做社恐，一個叫做社牛。這背後反映著什麼樣的現象，我們又該如何跟別人坦然相處？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飛舟，和我們分享：非“社牛”即“社恐”，人人都得做“社會人”嗎？
（以下內容為周飛舟教授的分享摘錄）
人與社會的對立
社牛、社恐，本質上都是將自己與“社會”隔開的做法。
社恐與社會隔離是很容易理解的，社牛與社會好像很很融入，但是實際上並不是真的融入，只是一個社交牛人而已。社牛的社交，認識很多人，與很多人打交道，因為打交道的人很多，所以大多都是泛泛之交或者是交換之交，就是認識一個人是為了和他做交換。如果這類交往的人很多，他本來應該用心交往的人就少了。很多社牛的人這麼做，和社恐的人不這麼做，本質上都差不多。
社恐是害怕社會，以自己的清淨安靜為追求的狀態；社牛是利用社會，以滿足自己的慾望作為社交的目的，有些人天生就是愛社交，他和人來往就覺得愉快，也未必一定非要利用別人。
但極端的社恐和社牛，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一個叫社會化不足，一個叫社會化過度，過猶不及，都不是我們和社會相處的正道。你和一些人天天相對而坐、言談甚歡，但實際上如隔山川，所謂酒肉兄弟、塑料姐妹，就是指的這些。
和社會相處，並不是簡單地“投入”社會，很多號召“投入”社會的人，本質上是在“利用”社會。我們常會聽到有人這樣教育我們，說你進入社會，先弄清規則，然後做規則的第一名，最後再修改和制定規則。
這種心態，好像天生和社會有仇、要報復一樣，是以社會為工具，以他人為競爭者的一種“社會”觀。“社會”就好比一個角鬥場，你通過在其中做一個優秀的人而拿到最多的資源，把他人踩在腳下。這種觀念本質上是將人和社會對立起來，是我們以內卷為基本話語的時代焦慮的根源。
這種由隔開到對立，其中充滿了一種“張力”，這種張力就是個人慾望的擴張，這種擴張遇到“社會”時，社會對我的慾望擴張構成了什麼樣的阻礙，我如何突破這種阻礙，或者如何幹脆把社會變成我慾望擴張的工具。被社會阻礙的人，被看成loser，或者乾脆脫離開社會；成功利用了社會、將社會變成工具的人，被視為社會的成功者，被看做優秀的人。這已經形成了很多人心目中個人與社會標準關係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內卷或躺平就成為一個要求人人二選一的選擇題。
哪一種都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哪一種都不能讓我們真正滿意——內卷不用說了，躺平者也不是舒服地躺平，而是躺在那裡很不滿。這些不滿和焦慮讓我們覺得是社會出了問題，為什麼只給我們這兩個選項？
我們之所以這樣看社會，是因為我們用我們的慾望之眼看待社會，只是將社會看做是我們慾望的實現場所而已。我們的焦慮是那種面對一個不得不進入的角鬥場的焦慮，是上場前的焦慮和上場後的進展。我們是來比賽來了嗎？這背後隱含了雙重的誤解——社會是角鬥場，這是我們對社會的誤解；我們的生活是滿足自己的慾望，則是我們對自己的誤解。
我們追求的是一種不被慾望支配和奴役的自由狀態，而社會是實現自由的唯一場所。
與社會“和解”，真正地進入社會
什麼是“社會”？社會是一種“交往”而非“互動”，用英文說，是social而非interaction。這兩者的區別是什麼？交往以心而互動以利。
我們可以將社會分成兩個層次，我們的生活也可以分成兩個層次。
最普通的是互動的場域，從你去商場買一個東西，到你在一群人的會議上發言，都是互動。這些互動大部分都是利益的交換。但是在所有互動的場域中，都有交往的可能性而存在。就是在各種場合，你都有可能找到或者遇到和你性情相投、和你“投緣”的人。這就是我們從實質意義上說的親人和朋友，是真正的親人和朋友。
實質意義上的親人朋友，就是你和他們來往的時候不只有利益往來，還有用心的交往。這中間的差別就在於：我們在通常的互動中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考慮；而在交往中，我們會加上一層，就是用心，用心的特點就是我們還會為這些人的利益考慮，把為他們的考慮當做自己的價值，當做一件美好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再以自己的慾望為中心，不再以他人為我們實現自己慾望的障礙或工具。這個過程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不是和互動的人，而是和交往的人。這是有侷限的。正是依靠這種侷限，我們把自己和社會的邊界在這裡給融合了。
交往用心，其關鍵在於“和而不同”。所謂不同，就是仍然有人有己，不是要人同於己，也不是捨己從人。有了“和”，則有了人己之間的感通和真正的交流，交流幫助我們控制自己慾望的膨脹。這是人和社會的良性互動。
真正的“社會人”——體察人情而不世故
當代社會的人情，是建立在普遍互動、自由選擇和親密交往基礎上的。互動和交往是社會的主旋律，而這中間的核心是要用心體察人情，就是他人的用心。實際上，懂了別人的心，建立其一種能夠感受到別人用心的能力，就是真正的社會人，能夠體察深層次的人情。
體察人情而不世故，是養成挺拔人格、邁向真正自由的重要一步，也是社牛和社恐、內卷和躺平之外的第三條道路。
願人人不再有那麼多時代焦慮。
5
汪民安：
面對AI，人類能否葆有
“不去做”的潛能?
汪民安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當我們緊緊凝視自己所處的時代，能看到什麼？氣候變暖、人工智能、經濟動盪……一切都蘊藏著人類毀滅的可能。無法繼續在地球上生活、成為被奴役的對象、隨時可能陷入新一輪的漩渦，我們親自參與危機的釀成。但又似乎不得不做。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民安，和我們分享了對於另一種可能的思考——人類能否葆有“不去做”的潛能?
（以下內容為汪民安教授的分享摘錄）
人類面臨著兩個迫在眉睫的危機
首先是地球本身的危機：它最具體最切近的表現是氣候變暖。如果再不進行有效干預的話，地球可能在一個世紀後就不適合人類居住了。
再就是人類本身的危機：它的表現是人工智能會超過人的智能，從而對人形成壓倒性的控制。人工智能會導致對人的真正奴役。
正是這兩個危機導致了新的充滿悲觀色彩的末世論。
關於第一個地球危機問題，海德格爾在上個世紀中期就開始反思了。
他把這歸結為人類中心主義的盛行。這是從英國哲學家培根開始就出現的觀念。即人類是地球上的中心，可以對大自然進行征服和利用。這樣的觀念被康德的主體哲學放大了，工業革命加劇了對地球的開墾和索取。總的來說，是人的過度活動導致了地球的危機，海德格爾開始反思這種人類中心主義，提出天地人神的和諧共舞。
關於人工智能的問題，一百年前的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哲學隱含地提出了它的可能性。他強調，有一種生命衝力導致了新的更高級的生命的不斷出現。從最原始的無機物到有機物到植物到動物，一直到人，都是一種生命衝力的結果，這種生命衝力總是衝破既定的障礙而產生新的生命。更重要的是，這種生命衝力是沒有盡頭沒有目的的，這就是生命永恆的綿延。在他的哲學中，這潛在地包含著一種更高級的生命會衝破人的智能這一障礙。或許新的人工智能就是衝破這一個人的智能的新的生命衝力。如果是這樣的話，人工智能一定會征服人的智能。
這兩個危機實際上都可以歸之於技術的過度施展問題。人和動物的差異在於人是充滿潛能的動物，更具體的說，人有技術的潛能。人可以不斷創造新的技術。正是拼命地發揮這種技術的潛能，才導致了地球的危機和人本身的危機。
兩個意義上的潛能
我們如何來面對這樣的危機？我們可以返回到亞里士多德的潛能的概念。
有兩個意義上的潛能，一個是去實現的潛能，一個是有潛能但不去實施的潛能，即不做，不實施的潛能，讓潛能保持著潛能的狀態。
什麼是潛能？如果你把潛能實施，它恰恰就沒了。一個鋼琴家，在音樂方面有天賦，實現了鋼琴夢，在某種意義上他這方面的潛能就沒了。所以亞里士多德講，我有能力去彈奏、歌唱，但不去做，這才是真正的潛能。如果實施了，就不叫做潛能了。
但是，今天的人已經遺忘了這後一種潛能。人們在競爭的觀念下紛紛發揮去做的潛能。正是潛能的加速度催發，導致了地球被過度開墾、人工智能被過度運用，從而導致了人類的危機。
亞里士多德還提到，潛能是有顏色的：能去做的潛能是白色的，不能去做的潛能是黑色的。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認為，黑色的、不去做的潛能，比白色的潛能更為根本。在今天我們面臨如此巨大的問題，恰恰應該回到更本源的不去做的潛能上。
我覺得這種觀點和中國老子的思想是接近的——無為。無為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不去做的潛能。一直保持不做，以後才能自由地去實施所想所求。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躺平”或許也算是一種黑色的、不去做的潛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