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英國倫敦的考陶爾德美術館（Courtauld Gallery）對藏家和觀眾都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泰晤士河畔一座質樸簡單的小樓始終吸引著源源不斷的捐贈和四面八方的觀眾與學者，進而建立起全英國最高質量的印象派收藏和全球頂尖的藝術史及文物修復學府。
01
“考陶爾德黑手黨”
在考陶爾德人中流傳著一個比喻：“The Courtauld Mafia”，指考陶爾德人如黑手黨般遍及全球的每個角落。
考陶爾德之所以如此，因為它不僅是一座美術館，同時也是一所藝術學院。1932年，三位志同道合的藝術愛好者在倫敦市中心的薩默特宮（Somerset House）成立考陶爾德藝術學院，並在之後將各自的私人收藏捐贈於此。在這座不大的宮殿中，有著英國最高質量的印象派及後印象派收藏，包括馬奈的《女神遊樂廳的吧檯》、梵·高的《割耳自畫像》、塞尚的《玩紙牌的人》等。同時，考陶爾德藝術學院是全球頂尖藝術學府，其藝術史、策展和文物修復專業在行業中首屈一指。
保羅·塞尚（Paul Cezanne）《玩紙牌的人》（The Card Players），布面油畫，60×73cm，約1892-1896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
2018年起，考陶爾德開始了長達三年的翻修，直到2021年11月重新對公眾開放。在翻新開放之初，《時尚芭莎》記者專訪了美術館館長及學院負責人恩斯特·維格林（Ernst Vegelin）。在對話中，這座看起來低調無華的美術館“展現”了不凡的生命力與遠大宏圖。
考陶爾德美術館的名字源於其創始人塞繆爾·考陶爾德（Samuel Courtauld），一位在上世紀以紡織業發家的英國實業家。紡織業為其積累了財富，而他將這些財富都投入藝術中。1917年，一次泰特美術館之旅開啟了塞繆爾對藝術的興趣，他開始購藏藝術作品，將作品掛在家中每日為伴，併為它們撰寫詩集。
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Unmoored from her reflection》，亞麻油畫，149×539cm，2021年 ©Cecily Brown.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Thomas Dane Gallery. Photo ©Hufton Crow
塞繆爾在現代人看來是一位成功的藝術藏家，但在其生活的年代卻值得懷疑。以保羅·塞尚為例，在1913年的軍械庫展覽上，塞尚收到的評價是“完全沒有才華”和“真誠的業餘愛好者”。而塞繆爾具有前瞻性的品位突破了評論家保守的眼界，他與來自俄國、美國等地的富有藏家競爭，通過法國藝術代理購藏這些商品。現在的鎮館之寶之一《女神遊樂廳的吧檯》，便是其在1926年花費了2.26萬英鎊購入，至少相當於今天的5000萬元人民幣。他甚至收藏過一張畢加索的作品《孩子與鴿子》（Child with a Dove）。國家美術館與泰特美術館的眾多印象派及後印象派館藏，都是由塞繆爾捐款購得或代理購藏。
正是塞繆爾的收藏，奠定了考陶爾德的基礎。現在，美術館擁有約7000幅素描、550幅油畫、500件雕塑和3萬幅版畫。藏品雖以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為主，但覆蓋從文藝復興到現代藝術的脈絡，呈現出時間上的連續性和收藏的系統性。與此同時，考陶爾德的收藏運作並非計劃性地收購，而是主要來源於藏家捐贈，這種不可控的藏品來源呈現出的收藏系統性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對於藏家而言，考陶爾德有一種獨特的吸引力。很明顯，其藏品具有國際頂尖品質——英國最偉大的印象派藏品和最偉大的早期大師藏品，這為考陶爾德的吸引力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其規模又是收斂的，當藏品來到這裡，每一件都被賦予強烈的存在感，而不是隱沒於茫茫作品中。同樣出於這種考慮，來到這裡的藏家也會有意識地將與館方現有收藏互補的作品送到這裡。
例如在美術館重新開放時，館方宣佈了藝術家琳達·卡珊（Linda Karshan）捐贈的25件現代繪畫禮物，從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到菲利普·加斯頓（Philip Guston）。“這批作品對我們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的繪畫收藏在這個領域並不強大。”而琳達也正是因此選擇捐贈了這些作品。除展示外，這些畫作還會作為考陶爾德藝術學院的一部分被用於教學和研究項目。在館方與藏家心照不宣的默契之下，考陶爾德收到的捐贈不斷，收藏體系也日益完整。
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紅、黑、藍構成》（Red, Black & Blue; Composition），紙面水粉，55.88×74.93cm，1958年，來自琳達·卡珊收藏 ©Sam Francis Foundation, California / DACS 2021 Photo credit: ©The Courtauld
02
在考陶爾德“買牛奶”
美術館建築與內在的關係是一個常被討論的話題，諸如畢爾巴鄂古根海姆美術館等，張牙舞爪的建築振興了城市、復甦了經濟，建築的聲譽往往高於其內在的藝術藏品。而考陶爾德選擇的是相反路線。
考陶爾德美術館布拉瓦特尼克房間 ©Hufton+Crow
經歷三年翻修的美術館仍然保持著低調的外形與格局，在裝修風格上未做顯著改動。螺旋形樓梯盤旋而上，一層是中世紀和早期文藝復興作品，二層是巴洛克，三層是LVMH房間，展示了來自塞繆爾收藏的經典印象派和後印象派傑作，地下一層則是紀念品商店。這樣的設計讓人聯想到挪威蒙克博物館館長曾舉過的例子：“在挪威，我們會把牛奶放在商店的最裡面，這樣消費者會為了牛奶走過整個商店。”當觀者一層層上行參觀，懷揣的想必也是“買牛奶”的心情。
館長對於這次“微妙”的翻新表示：“目標是創建建築與藏品的和諧，沒有二者對吸引力的爭搶和喧賓奪主，建築的弱化豐富了觀者對藝術的體驗。”翻新的主要工作在於去除掉這座建築中經年累月的累贅，例如原本懸掛於二層的18世紀吊燈使得房間壓抑且黑暗，被替換為現代輕量級照明系統。在開放、明亮的建築環境中，藏品和觀者都可以更加舒適、優雅地呼吸。
建築翻新的三年中，考陶爾德也抓住機會進行拓展——藏品進行了國際旅行——再次展現出其作為一家頂尖藝術學院所獨有的藝術史思路。藏品所到之處不僅包括國家美術館或英國各大城市的美術館，也有溯源之旅：2019年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會舉辦了一場大型展覽，超過50萬遊客前來參觀，法國作品回到法國，當地人對此反響熱烈；之後，一部分作品來到挪威，因為其中一些作品正是塞繆爾當年從挪威人的收藏中獲得的；更重要的是與塞繆爾生前相關的城市以及城鎮建立聯繫，考文垂、普勒斯頓、貝尓法斯特曾是考陶爾德紡織業的重要工廠所在地。
考陶爾德美術館中世紀和早期文藝復興畫廊 ©David Levene
桑德羅·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The Holy Trinity with Saints Mary Magdalen and John the Baptist》，木板坦培拉，215×192cm，約1491-1494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 ©The Courtauld. Photo ©David Levene
當時，工廠在當地社群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館長對此深有體會：“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在那裡工作，他們有自己的足球隊、板球隊。”儘管這些工廠大部分在上世紀60年代前後關閉，但當地人對考陶爾德的記憶尚未褪色。也正是由於這些工廠，塞繆爾才得以發家致富並建立自己的收藏。如今，藝術品回到此處，在當地觀眾間也引發了強烈的共鳴和歸屬感。
在世界各地穿梭為考陶爾德吸引了一批全新的觀眾，當然還有意外之喜——2019年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會舉辦的展覽反響熱烈，展覽結束後，合作關係延續，集團贊助促成了如今頂層的LVMH房間。“當我們堅持原則、全心投入，總會有驚喜找上門。”館長如是說。
考陶爾德美術館LVMH房間 ©David Levene
考陶爾德美術館LVMH房間 ©Hufton+Crow
03
“前門與庭院”
“美術館是考陶爾德的前門，藝術學院是庭院。”
塞繆爾在建立考陶爾德藝術學院和美術館時，考慮了兩個維度：一是美術館可以廣泛向外分享、擁抱觀眾；二是學院將人們帶進藝術世界敞開的大門。這樣的理念在當時特權階級盛行的情況下並不常見，人們認為藝術不是大眾所需要的，所以塞繆爾想到了一種精確的干預方法：“畫廊像一扇前門一樣運作，通往學院更廣闊的庭院，人們就能從觀看藏品開始，有些人可能選擇一些短期課程，甚至來到這所學院學習。這樣的成果比人們僅僅來到美術館參觀、觀看藏品好得多。”這也是考陶爾德的核心理念：ART FOR ALL（藝術屬於所有人）。
考陶爾德美術館 ©Jim Winslet
在翻新後的建築中，觀眾也能觀察到這一理念的落實：殘疾人通道的補充、不同線路的豐富以及基礎設施的完善，在建築層面允許更多人進入。而前文所述的展覽項目，同樣也是讓儘可能多的人通過考陶爾德接觸到藝術。
當人們通過美術館接觸到學院後，二者在運作中相輔相成——考陶爾德藝術學院在英國乃至全球的藝術史教育機構中名列前茅，美術館無疑是學院教育得天獨厚的優勢，藏品被大量用於教學和研究，教授可以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於教學。
和其他學院的差異是顯著的——坐在教室看著幻燈片和實際上坐在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倫勃朗（Rembrandt）或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前面。對學生而言，這是一種非常震撼的經歷。”學院的知識與傑出人才同樣作用於美術館和藝術界的工作，館方會與學術人員甚至學生一起開發臨時展覽和展示。考陶爾德的科學檢查和修復部門是世界上同類部門中最受尊敬的之一，不僅為本館服務，同時參與到世界各地的文物保護修復工作中，甚至包括中國敦煌的莫高窟壁畫。
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Pierre-Auguste Renoir）《La Loge》，布面油畫，80×63.5cm，1874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
有一個不恰當的比喻，來自漫威電影《雷神》中的經典臺詞：“阿斯加德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人民。”考陶爾德似乎也不只是薩默特宮這座歷史建築，而是隨著考陶爾德人的遠行遍及世界各地。與此同時，在學院課程中，過去的學院派範式已被打破，館長將現在的考陶爾德稱為“全球性組織”，其課程反映了覆蓋全球的藝術興趣。“如果你想吸引多樣化、具有前瞻性的學生，你不能停留在傳統的核心學科，必須參與到現在的世界中，為未來做好準備。”
在採訪的最後，恩斯特館長分享了考陶爾德的成功秘訣：“考陶爾德美術館和學院的精神一致——認真、嚴謹的研究和對研究對象的全心投入與責任感，是一切的基礎。”
獨家專訪Q&A
考陶爾德美術館館長
恩斯特·維格林
BAZAAR：考陶爾德美術館中有與時尚相關的收藏嗎？
恩斯特·維格林：服裝史部門中有自己的一些收藏，主要是布料樣品。
BAZAAR：考陶爾德學院中的課程有許多將時尚與藝術結合的內容，那麼時尚與藝術在收藏和研究之間有什麼關聯或相互促進嗎？
恩斯特·維格林：藝術和時尚在很多點上可以產生關聯，很多畫作中的服裝值得研究。今年年末，我們會舉辦一場亨利·福塞利（Henry Fuseli）的繪畫展覽，展覽將名為“福塞利與現代女性、幻想、時尚和戀物癖”，其中就會涉及時尚。
2022年6月刊
精彩回顧：
策劃 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