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製造｜鶴崗生活實驗：不想要的就不要了

在鶴崗，我見到的這些人似乎都在尋找一個新的自己，它決定脫離我們大多數人身處的那個社會——那個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增值，分秒時間都要輸出價值，好像總在填寫一張績效考核表的社會。人們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厭倦，有時還會服用阿普挫侖片來解決焦慮。來鶴崗的年輕人停了下來，像是進入了一種生活實驗，實驗品是他們自己。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有點危險，但這是他們自由的選擇。

鶴崗紀行

一

林雯，獨身，29歲，有兩隻貓。來鶴崗前，她的生活從各個方面來看都屬於那種普通和循規蹈矩的類型：上班，做網絡客服，工作時間從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和父母一起住，一次次相親。她下了決心要走，覺得換一個地方才能開始新的生活。2021年10月31日那天，她把家中的鑰匙扔在玄關的鞋櫃，拖著行李箱，從江蘇常州出發，坐上了去鶴崗的火車。

在鶴崗，她買下兩套房子。第一套花了五萬八千元，在鶴崗南部一個新的回遷房小區，靠馬路，褐色樓體，雪覆蓋在通往樓房的斜坡上。單元門沒鎖，一層，門上掛著招牌：“只做外賣”。房子一室一廳，客廳有一張淺棕色木質島臺，臺上玻璃瓶裡插著乾枯的火棘枝。兩把木質長凳，一張藏青色地毯，白色沙發上鋪著電熱毯。牆上是一盞環形暖色檯燈。鶴崗冬天嚴寒，漫長，暖色的光更好受。

為了掙點生活費，她把這套房子改成外賣炸串店。星期二到星期天，林雯都待在炸串店。上午十點，她從沙發上醒來，打開外賣後臺，隨後繼續睡，到中午十二點，起床，洗漱，清點食材。這片區域人不多，通常一天只會有四五單，運氣好的話能有十單。一份炸串賺八塊錢，她一個月賺一千到兩千塊。這比她之前上班掙的工資少，但也夠了。

屋裡都是食材。三個白色金屬儲物架上是箱裝礦泉水，盒裝雞蛋，新鮮的芥藍和包菜；一張木櫃，兩排透明罐裝調料，辣椒粉、黑芝麻、醃雞粉；一個四開門金屬冰櫃，厚厚一層碎冰，雞叉骨，方便麵，雞排，凍米飯，土豆片，“安井牌”魚丸；長條形廚房的桌子上是電磁爐、煮鍋和一口裝滿油的不鏽鋼炸鍋。冬天的風從窗戶縫隙吹進來。

賣得最好的是“麻辣香鍋大胃王套餐”（蔬菜、肉丸、方便麵製成的麻辣拌），還有“油炸雞叉骨”。兩道菜都好做。她取出冰凍食材，水煮，加調料，或者設置油鍋溫度，下進雞叉骨，中間翻面一次。十分鐘完成，打包，放在門口桌子上。外賣員敲門，開門，拿走。她一般會順手多炸一些，當自己的午飯和晚飯。

空閒時，林雯愛打遊戲，後來熟練了，一邊炸雞一邊打。手遊“和平精英”——一款競技類射擊遊戲，已經打了好幾年。上個賽季，她是“超級王牌13星”。（遊戲的晉升規則為：青銅、白銀、黃金、鉑金、星鑽、皇冠、王牌，最頂級的段位就是王牌。）她打這款遊戲好幾年了。之前她嘗試打過別的遊戲。比如“明日之後”，可她覺得那很難受，就像上班一樣，上線，打卡，做完每個任務，三個小時就過去了。再說，不充錢就打不過別人。

炸串店夜裡十二點關門。這片地方十二點後就沒有外賣騎手了。躺在沙發上，林雯繼續打遊戲，直到凌晨三四點。時間全由自己，工作不難，不花心思，不費精力，就是掙錢不多。

能不能想辦法提升點單量？美團外賣的區域經理問。

要是想賺大錢，我就不會在居民樓裡開店了。她回答。

另一套房子離市中心更近，價格也差不多，四萬八千元。兩套房花光了她此前的積蓄。她在來鶴崗的火車上選定了那套房子。那時，從江蘇到鶴崗還要隔離。坐在火車上，林雯沒找到能提供隔離條件的酒店，一路只好在58同城上看房子。她看了十多套，用地圖導航看位置，公交站點，醫院，小吃店，快遞站點。她最後定下了這套，買房，過戶，封門，隔離七天。中介幫她去超市買了被子、枕頭、鍋和食物。那時她還無法確信能不能適應鶴崗。

住了半年以後，現在，這套房子更像是貓的家。屋裡是原有的老式裝修，塑料板吊頂，牆漆像皸裂的皮膚一樣剝落。地上是兩個裝貓糧的瓷碗，兩個貓砂盆，一個貓抓板。窗前擺著兩盆吊蘭，葉子上有貓的齒痕。一隻狸花貓，六歲，從江蘇帶來的。另一隻是英短金漸層，剛剛一歲。她擔心第一隻貓孤單，就在鶴崗早市上買了第二隻。每隔三天，林雯過來加貓糧，換貓砂。她設定“三天一小休，每週一大休”。週一，她整天陪著貓待在屋子裡。貓在門口等她回來，夜裡跟她去洗手間，鑽進她的被窩。

屋裡停了暖氣。在鶴崗，暖氣費是筆不小的開支。臥室的塑料盆裡裝著水，還有一個電熱棒。“冬天冷，貓不能喝冷水。”她說。普通的加熱棒可能會漏電，她挑選了很久，才找到這款烏龜專用的恆溫加熱棒。她擔心貓冷，床上放著定時開關的電熱毯。屋裡昏暗，玻璃窗結了霜，窗外霧濛濛一片。

她和人結交不多，多數時間只是待在房子裡。一個工作日，下午三點多，林雯累了，躺在沙發上。沒有訂單，沒有外賣員敲門，習慣一起組隊的遊戲玩家也沒上線。她一個人關掉燈，拉上窗簾準備睡。沙發很長，兩米左右，睡起來柔軟，她墊了電熱毯和被子，還有一塊羊毛坐墊——以前那輛二手別克車上的。來鶴崗前，她賣了車，決心脫離過去。房子裡沒了聲音，她睡著了。一點光隱約漏進來。

四點，鶴崗的夜晚來了。天越來越冷，街上的人們加快了腳步，下水道飄出一縷縷白色熱氣。

新年要來了，人們會有怎樣的願望？

“消磨時間到死。”林雯說。

鶴崗街景

二

鶴崗，位於黑龍江省北部，與俄羅斯隔江相望。鶴崗約有八十九萬人口。同時，這座城市以低房價聞名：在2022年，鶴崗平均每平米房價2149元，在中國313個地級市中排名最末。通常，如果不太講究居住質量，兩萬到五萬塊，可以在市區購買一套位於頂樓的回遷房——同年，北京房價統計接近每平米7萬元——可以在鶴崗買一套房子的錢，在北京很可能買不到一個平米。

網上能找到這些描述鶴崗的話：“地方政府財政重整。”（2021年12月，鶴崗市政府公佈取消招聘政府基層工作人員計劃，理由則為財政重整。）；“人口流失。”（2013年至2021年，鶴崗市區人口減少達17.12%）；“資源枯竭。”（2011年，鶴崗被中國政府列入第三批25座資源枯竭型城市的名單）。看多了這些，人們很難不產生這個印象：鶴崗，一個寒冷且遙遠的邊陲之地。

與此同時，鶴崗又顯得很熱鬧——一些年輕人正不斷從外地來到鶴崗買房，並試著留下來。流傳最廣的是2019年，35歲的海員李海流浪到鶴崗，花五萬元買了一套房；接著，一個叫許康的年輕人，本在拉薩的飯店打工，來鶴崗後，買房花了三萬元；2022年秋天，一個25歲女孩帶了五隻貓坐火車來鶴崗，這次她買房只花了一萬五千塊——五萬，三萬，一萬五——新聞中鶴崗的房價越來越低，但變化不僅於此。那位女孩說，她是插畫師，工作自由，在鶴崗她以每月一千元的價格請到了夜間保姆。她上了熱搜，成了一個移居鶴崗生活的名人。這個女孩在電話裡分享她在鶴崗的狀態：閉門不出，白天睡覺，晚上畫畫，靠外賣生活，有空時跟動畫片《蠟筆小新》學做奶油燉菜。

“我後悔為什麼沒有早點來到鶴崗。”她說。她暫時不考慮去大城市。“我不想過那麼有壓力的生活，反正我沒有那麼高的物慾，我不需要星巴克，也不需要奢侈品那些。”

2022年10月底，我從北京來了鶴崗。和其他人一樣，我也經歷了一場漫長的旅途。先乘坐飛機到佳木斯，再坐出租車到鶴崗。隔離政策還在，我在一個叫做“南風井”的高速卡口停下來，登記身份信息，隨後來到一間民宿，開始三天隔離。民宿在鶴崗的麓林山，那裡是棚改房，頂樓售價通常在兩三萬左右，就是網上津津樂道的便宜房子。我記得民宿裡的水有金屬味道，還有點渾濁，四周很靜，除了窗外偶爾傳來的火車汽笛聲。

我找到一個微信群，群裡有兩百多個來鶴崗的人。人們討論裝修的細節，鶴崗的飲食娛樂，還有外界對鶴崗的報道和評論。一天，有人在群裡說，他認為低廉的房價將吸引源源不斷的年輕人來到鶴崗，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活力。

另一個人反駁：人們在城市裡購房，購買的只是那一套簡單的鋼筋水泥嗎？

不，人們購買的是希望。這個人接著說。

“鶴崗不是北歐，鶴崗不是烏托邦，鶴崗再次淪為鬼城。”另一個人嘲諷地在群裡羅列著當時的報道標題。“主流媒體帶你見證真實的鶴崗。”

直到這陣喧囂過去，我才見到一些來鶴崗的外地人，比如林雯。“死宅，不出門。”在我請她出來玩時，她在微信上說。一個月後，一個偶然機會，我在炸串店見到了她，那天她穿黑色長袖，卡通睡褲，微胖，圓臉，剛剛染過的慄黃色頭髮紮了馬尾，塗口紅。見了面，她比想象中熱情，一直拿零食給我——柿子、脆蘋果、瓜子。

那天一直沒有訂單，我們吃火鍋。下鍋的有豆腐，魚丸，人造鴨血，菠菜。因為沒有肉，她還專門炸了一點雞叉骨。

我們聊到她的過去。林雯生在常州，考上中專，選了廚師專業。理由很簡單：廚師應該不會捱餓。那時她一週生活費100元。家在市裡最北，學校在市裡最南，從鎮上到學校，需要來回換兩趟車，每趟車一個小時，車費5元錢。食堂裡一份蛋炒飯賣6元，還只能找到一丁點雞蛋碎。衛生巾要花錢，班級裡的桶裝水要花錢，打水要錢，洗澡要錢，她冬天捨不得用熱水洗澡。後來她學會留下課上的多餘食材。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後廚，做冷菜。她說有幾樣食材怎麼都剁不開，比如口水雞。一鍋雞煮下去，再撈起來，拿著大刀，剁不斷的骨頭得用刀背摳出來。很花力氣，手心疼，手背也疼。餐飲行業是體力活兒。做了一兩年，她在58同城上重新找工作，做過淘寶的刷單主持，婚慶司儀副手，還幹過酒店前臺。那些年她似乎沒交到要好的朋友。

來鶴崗前，她最後一份工作是在設備回收平臺做線上客服。公司離鎮上很近。上班時間從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上班一天，休息一天，一個月稅後工資六千元，還有五險一金，寫字樓有空調，有微波爐和冰箱，她覺得那就是自由的一部分。她連續七個月績效第一（回覆率，好評率，諮詢量都是第一），能多拿五百塊。工作內容不難，但需要耐心。她在線上回覆，親，哪裡有離你最近的門店，我們幫你預約下單。親，您覺得價格不合理的話，我們會給您退回一些優惠券。

一個月不上班的那十五天，她就在家裡待著，打遊戲。

如果不是因為相親，在鎮上，她可能也能湊合著過下去。但她真不想再相親了。她相親大概有二十來次了。最後那次，才見面，對方問她，能不能做他女朋友。她沒說什麼。那男的條件不錯，個子高，聲音也好聽。第二次見，在車上，她坐在副駕，男的忽然想親她。她推開他。車子快到她家了，但一直不停，男的繞著圈開。

不讓我下車，我就跳車了，她說。

她告訴母親，但過了幾天，母親又安排了下一個對象。

林雯沒法對上一代人說，她只想賺點夠花的錢，一個人過。她認為，人最大的自律就是不結婚，不生孩子。可是上一代不能接受。她和他們沒法溝通。在他們的世界裡，人就是到死要工作，要幹活。幹活為了什麼？為了養下一代。在家裡閒著沒一週，他們就會催她，怎麼還不去上班？怎麼還不去相親？永遠在上班，永遠在相親，然後結婚，生孩子。然後這一切就過去了。

那段時間，她在網上看到一個男孩帶著女友一起到鶴崗買房生活，他們分享鶴崗夏天的公園，分享他們裝修好的房子。她心生嚮往。何況，三四萬買一套房子，這在江蘇不可想象。在江蘇，很多小鎮的房價都到一萬多一平了。想租商鋪開店，月租金起碼三千。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林雯想，怎麼才能過上更自由的生活？

她也來到了鶴崗。在鶴崗，住在新買的房子裡，最初三個月，除了每週兩次買菜，林雯幾乎不出門。南方人沒見過零下三十度的天氣，沒見過那麼大的雪。她在家裡打遊戲，每天十幾個小時，先是點外賣，後來買了湯鍋和電磁爐做飯。“這很自由。”她說。終於，她遠離了工作、相親、工作、相親的生活模式，也遠離耳邊那些親人的聲音了。

第二年，2022年，林雯決定開店，開始在鶴崗尋找第二套房子。六月，炸串店裝修完工。她花了一千元買來一個二手水母缸，拱形，配著彩燈。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昂貴愛好。以前她在淘寶上見過一種水母，有一個漂亮名字——大西洋海刺——簡稱大西洋，有變色的傘體，如同波浪的透明裙帶。水母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她的小鎮生活又是什麼樣子？幾乎是兩個世界。

她買來兩隻大西洋水母，缸擺在炸串店的島臺。她用純淨水配備海鹽，給水母吃豐年蝦卵。彩燈照下來，注視著浮游中的水母，林雯就像注視著屬於自己的——正在展開的全新的生活。

林雯的小屋

三

隔離完了，我從麓林山搬到九州松鶴。那是一個龐大的回遷房小區，房子能從A組一直數到G組，在鶴崗的中心偏南地帶。鶴崗剛出名時，中介喜歡推薦這裡的房子：便宜而且方便，挨著一個名為“一百家”的大型超市，附近還有熱鬧的美食街。小區沒有圍牆，路人能通行。樓房形狀沒什麼特別，十來層高，陽臺凸出在外——回遷樓的廚房通常在陽臺上，樓和樓之間距離小，我能看見對面的人家晚飯吃的是什麼。

我一個人在鶴崗行走。那些形狀整齊的樓房，往往都是便宜的回遷房，橙黃色，淺綠色，粉紅色，通常是六層樓、七層樓、四層樓。有些一樓的不鏽鋼上掛著歪歪斜斜的金屬“福”字。積雪還沒化盡。一些傢俱遺棄在單元樓門前，破洞的沙發，生鏽的金屬座椅。隨著鶴崗的名氣增大，這些房子成為商機——有人開始在互聯網上向身處其他城市，尤其是向那些身處一線大城市的人們銷售鶴崗廉價的房子。

梁雲鵬是其一。他38歲，在鶴崗做了7年房產中介，因為鶴崗接受過不少採訪。我到店裡時，他戴著耳機，一臺蘋果手機擺在面前：他正在接受抖音運營官方的連線採訪。他穿著一件耐克棕色夾克，中等身材，開一輛黑色奧迪。自從鶴崗憑藉低房價出名後，他的房屋中介生意蒸蒸日上。他手上有超過一萬套房源，不過，價格在5萬元以下的只有兩成，而那些標價一兩萬元的房子更少，可能只有幾百套。

“必須要找到更多兩萬元的房子。”梁雲鵬說。“客戶的需求最大。”

他們決定去鶴崗那些偏遠的角落搜尋。我跟著梁雲鵬和他的妻子、員工一起去核實了12套房子的實際情況。它們有些在鶴崗最南部，一個叫峻德的老城區。這裡曾經依傍著鶴崗的四大煤礦之一——峻德礦而建立。我見到很多拄著支撐柺杖的老人。

梁雲鵬舉起手機拍照，在網上更新房子信息。不少人會直接遠程買房。梁雲鵬車座上放著一張新的公證書和委託書。那是一位四川女孩打了三分鐘的視頻電話就買定的房子。

“也許對人們來說，鶴崗的房子代表著某種退路。”梁雲鵬說。

不過除了便宜的房子以外，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又很像。鶴崗街頭，道路旁種著松樹、柳樹和白楊。各個城區都有一兩家鶴崗本地的連鎖商超“比優特”或是“一百家”。城市中心還有兩家大型購物中心，一家叫“比優特時代廣場”，英文名叫“B.U.T TIMES PLAZA”，其外型是一座淺白色的長方體，經過玻璃旋轉門，一層售賣金飾，二至四層是服裝店，五層則是餐飲檔口。另一家叫“大世界”，頂層是一個以射擊出名的體育館。外賣騎手的電瓶車在街上奔走。

娛樂生活，雖然不夠豐富，但也依然存在。在二道街上有幾家酒吧，既有精釀啤酒館，也有喝雞尾酒、有著舞臺駐唱的酒吧。其中三家酒吧叫“Everything To Life”、“Always Welcome Bar”、“DH”。“Everything To Life”在一家卡拉OK的一樓，樓上打著流光溢彩的霓虹燈。六個年輕人在臺上唱歌，舞臺上有許多黃色的氣球，還有寫著“caution”（注意！）的綵帶。歌聲響亮。他們唱張震嶽的《愛很簡單》，古惑仔，范瑋琪的《最重要的決定》。門前是鐵路，晚上八點，拉煤的火車轟隆而過。

鶴伊公路旁有一家能打實槍的諭霖靶場。許多人會在五號水庫那兒釣魚。郊區有兩間馬場，一家在北邊，黎明屯，馬場不大，遠處是荒山。馬圈在稀鬆的黃土上。老闆是一個45歲的男人，手機號以“9999”結尾。他此前在一個學院工作，同時在外面開公司包工程。他在這片馬場投入三百來萬。馬場裡有十匹馬、兩匹駱駝。他還打算買孔雀、魚。據他說，他之前離婚，“可把自己整糊塗了”，淨身出戶，給前妻五百萬，沒多少翻身的資本。原來他愛玩車，買過路虎、奔馳、寶馬，現在都出掉了。他不指望能靠馬場掙錢。不過在鶴崗做生意似乎並不容易。他提到一些受阻的經歷，他還是想去深圳。“那裡機會更大。”他說。

鶴崗與伊春交界的地方有一家滑雪場。隆冬之際，一些年輕人會去那裡滑雪，夏天則會去那裡露營。

人們可以在鶴崗的電影院裡看到卡梅隆的新片《阿凡達2》。（不過更小眾的文藝電影就別想看到了。）雖然沒人用“滴滴”這樣的打車軟件，但可以在路上隨手攔下一輛出租車，司機往往會樂意與外地人聊一段鶴崗煤礦的歷史。沒有地鐵，但有不少公交。許多地方都有公園。那些公園有著十分漂亮的景緻：高大茂密的樹林，清澈的人工湖，遊走的水鴨。

本地人十分樂意對外界訴說這個城市更真實的一面。這和新聞上的蕭條氣氛不同。鶴崗不是什麼正在下沉的城市，在這裡，活著的仍然在活著，生活的仍然在生活。街邊賣煎餅的一對夫妻說這裡生活節奏緩慢，其實也很舒服。在人民廣場，一個正在讀初中的男孩說他想要考哈爾濱的高中。在一家精釀啤酒館，兩個中年女人正在討論如何為孩子買一套學區房，以及如何為未來的高考進行相應的教育儲備。她們試圖向我強調：鶴崗真的很難看見年輕人了。

不過我已經很難見到煤的痕跡。我後來到鶴崗的圖書館，試圖尋找這座城市的歷史。鶴崗市圖書館是一棟安靜的建築，零星的老年讀者正在座位上閱讀。鶴崗長期以煤及相關產業為經濟支柱。它產煤的歷史也很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二層館藏的市志和年鑑記錄了大量與礦區相關的事件，有些是功績，有些是事故，總體而言呈現出曾經的興盛樣貌：第一個實現機械化的露天煤礦、標準的煤礦、礦區文化宮、礦區影劇場的隆重集會、礦務局招待所、煤礦工人療養院。根據媒體報道，在2012年，鶴崗的房價在繁榮中上漲，城區房價每平米5000元。

但記錄的文字沒有說清楚變化如何發生，以及輝煌的歷史又是如何中斷。由於煤礦接近枯竭，鶴崗在2011年被中國政府列入第三批25座資源枯竭型城市的名單。與此同時，房價暴跌。這個消息首先在58同城傳播開來。2019年4月，鶴崗由於低廉的房價登上微博熱搜。越來越多的買房客來到鶴崗。

煤礦關停，拆遷，一些被改造成公園。有次，我來到礦山公園，站在路邊，俯視著山坡對面巨大的露天礦坑，樹木枯黃，斜坡上，灰色的礦層和雪交織在一起。底部的平地有輛黃色挖機，停著不動，像個景點。附近有家廢棄的炸藥廠，鐵門露出一小道縫。

另一次我去了北山公園。那也是鶴崗一座出名的公園，在城市北部，由鶴崗礦務局修建。曾經，它的周邊有許多冒煙、揚塵的白灰窯、採石場、白灰廠。但現在，那些都已經不見了。公園沒有邊界，一條長長的階梯通向山頂。我往上爬，兩側是光禿的白樺。山上更冷。爬到山頂，呼出的氣一會兒就在睫毛上結冰了，手機和相機也很快凍得關機。山下，高層住宅，低矮的平房，田野，城市，道路，都被白雪覆蓋。偶爾有老年遊客經過，他們在山頂停留，接著繼續向前走。在北京我也常去公園，人們坐在湖邊座椅上休息。公園和公園似乎毫無差別。天空是密度均勻的深藍，晚霞則是一道橙紅色，像一條河，靜靜流向遠處。

房產中介梁雲鵬正在尋找房子

四

鶴崗的年輕人正在離開這座城市。我在舞蹈工作室認識了一個18歲的男生。他出生在鶴崗，染著銀色的長髮，跳舞時熱愛穿鬆垮的長袖和破洞牛仔褲。最近的一個假期，他在湖南長沙的酒吧裡學會了打碟。我問他會不會去鶴崗本地的迪廳（比如“奧斯卡”）打碟。他皺眉。“去那是拉低我的檔次。”他說。他的夢想是去北京當模特，或者做主播。

25歲的劉雅畢業之後就從鶴崗來到北京生活。從她的談話中我依然能感到許多來自大城市的元素：p2p、在線教育、暴雷、流量、信息差。她此前在北京一家在線教育公司。公司裁員後，她回鶴崗休息了一陣子，打算再過幾天就去杭州。她聽說杭州的直播行業還有機會。

劉雅扎著馬尾。她熱衷與我分享如何運營小紅書賬號。當我們談到感情生活——她坦誠自己會使用一些互聯網成員常用的相親平臺，其中一個的公號簡介是：源自鵝廠內部員工的交友平臺，300萬互聯網、金融、高校、公務員優秀青年聚集地。

“年齡大的男人，恨不得在兩天內就把我的信息套完。他們只想搞清楚我到底想不想結婚，想不想生孩子。”她說。如果有機會，攢下兩三百萬，再去杭州買房。無論如何，人還是要為自己的未來打算，她說。她對此充滿信心。

但另一群從外地來到鶴崗的人們如何看待他們的選擇？我後來認識了王荔，她27歲，來鶴崗生活一年。她是個小個子，燙著一頭蛋卷短髮，像是走在大城市街頭的時髦女孩 。她花五萬八千元買了套房子，一室一廳，六十平米，維持著原有的裝修，木地板，棕紅色木門，棕色皮沙發。牆壁是淺藍色，她自己刷漆，刷到天花板累了，留下不均的痕跡。進門後，她習慣將門反鎖兩圈。剛搬到這裡時，隔壁男人來敲她的門。她報過警。警察給她留下一瓶辣椒噴霧，提醒她，進門以後反鎖。

“住在這裡你要保持謹慎。”王荔對我說。有天晚上下了大雪，凌晨，我們一起在小區裡踩雪。她在雪地裡跳躍，留下一串腳印。她說在小區裡遇見過自言自語的瘋子，有次還撞見老人去世，裹在一床草蓆裡，人們圍著。白天，常有老人在垃圾箱前拾荒，臉遮在厚厚的帽子和口罩背後。一個男的在樓房的角落裡撒尿，染黃了雪。

王荔是鶴崗定居者裡愛出門的一類人。熟悉之後，她總是會問我要不要去打劇本殺，或者逛街，挑耳環和化妝品。她是四川人，此前在廣州生活，做美工，每月收入七八千元。這樣的收入看起來不算低，只是大部分用來租房了。她後來受夠了交房租的生活，在網上搜索房價低的地方，於是辭職，來到了鶴崗。在鶴崗買房的花費相當於她在廣州兩年的房租。

她自覺幸運。離開廣州後，她開始做漫畫自媒體。一家工作室找上來，她從此成了漫畫編劇，負責漫畫走向、臺詞和腳本設計，每月一兩萬塊的收入。和新聞裡那個女孩一樣，她並不靠鶴崗賺錢。她們因此能維持一定的消費水平，比如在鶴崗吃日料、小龍蝦，一頓飯花掉兩三百元。

王荔也不知道在鶴崗能待多久。也許再過兩年她就走，也可能一直待下去。剛到鶴崗時，她晚上工作，白天睡覺，不認識其他人。無聊時，她在網上看一個男孩唱歌，伴著歌聲睡覺。她為他的直播刷過火箭，點過陳奕迅的《好久不見》。她買了龍貓抱枕、鯊魚抱枕和柴犬抱枕，放在床上。沒人說話她就獨自喝酒。她習慣買青島啤酒，喝醉再睡。下雪那陣，路上滑，她不出門，窗外的世界全白。白天短暫，黑夜漫長。那段時間她差點就要離開鶴崗。

認識了其他從外地來鶴崗的人，王荔才繼續待下去。群裡有人扔了一隻貓，她接過來，是一隻英短藍白。

我坐在王荔的房間，聽見隔壁一個女人在吼叫。王荔聳聳肩，她習慣了。我聽不清女人吼叫的內容，只是聽見火車的汽笛聲。窗戶看出去，視野空曠，天快黑了，遠處的馬路和房子籠罩在紅色裡。

“你現在的生活目標是什麼？”我問王荔。

“賺錢。”她說。

“賺錢是為了什麼？”

“有能力養老。”她與我談論過很多次養老。

“可是你才二十多歲，你為什麼要考慮養老？”

“你不害怕嗎？”她躺在床上，玩著手機，“有時我會覺得，假如我死在家裡了，可能一個星期都沒有人發現。”

貓跳上床。她摸了摸貓。

來鶴崗生活的人幾乎每人都有至少一隻貓。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養貓成了一種流行的生活方式。鶴崗的街頭時常能看見寵物醫院，寵物店，貓咖。新聞上的那名女孩帶了五隻貓，這個記錄後來被另一個女生打破了。那個女生29歲，有一個網遊工作室，售賣遊戲中的虛擬物品。她來鶴崗帶了六隻貓，都是英短藍貓。

在鶴崗待的時間越長，我見到來鶴崗的人越多，也見到他們帶到鶴崗的生活習慣。有個30 歲的寧夏人，來鶴崗前在銀行工作，還開過火鍋店，做過建築投資。到鶴崗後，他依然按照一張嚴格的時間表生活：早上七點起床，看股市K線，下午三點後健身。他在鶴崗的房子里布置了一個健身房。地板上鋪著泡沫墊，屋子正中是一個大塊頭的黑色機械，裝備齊全，座椅、拉力杆、蝴蝶臂、臀力墊、仰臥板。他每天都做一定數量的拉練。臥室很小，床頭放著書，有《烏合之眾》，《博弈論》，《人性的弱點》。他每天開著一輛灰色的寶駿保姆車在鶴崗遊蕩，在群裡詢問是否有人需要幫助。

有個26歲的女生靠打CS代練掙錢。在鶴崗她花四萬塊買了房子，又花三萬塊裝修。房子在七層，頂樓。白色地磚，淺綠色牆漆，客廳空曠，放了一張懶人沙發。一個大型花瓶裡插著一支仿真馬醉木。靠牆是小米洗衣機、烘乾機。地板上是一個四千元的“石頭”牌掃地機器人。智能馬桶，浴缸。她的計劃是看著雪景泡澡，喝伏特加。臥室桌上是一臺價值三萬的水降溫式電腦主機，還有七隻橡皮小黃鴨。打遊戲太累了，她就捏這些鴨子解壓。

她不願意聊到過去。“我的生活你也看到了，只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有個人33 歲，之前是惠州比亞迪汽車廠裡的技術工人。來鶴崗前，他在好幾個工廠工作過。來鶴崗這兩年，他把所有的存款放進股市，但運氣不好，已接近破產。現在，他靠打《地下城與勇士》賺生活費。他在家裡用鍵盤熟練操作，一分鐘打完一個副本（遊戲裡的一組任務，或一個關卡），消滅怪物，拾撿金幣。這等於賺了三毛錢。一下午，四個小時，打出700萬金幣，能賺五十塊。這個人說他喜歡周星馳的《大話西遊》，因為那句結尾的臺詞；“我覺得我活得也好像一隻狗。”

九州松鶴小區外圍許多從外地來鶴崗的人們都生活在這裡

五

如果再往前看，要討論移居鶴崗的這股潮流，有個人的名字始終繞不開。李海可能是第一個被廣泛報道來鶴崗的人——那是在2019年，35歲的海員李海流浪到鶴崗，五萬塊買了套房。正因如此，他煩了快三年。不停有人來找他。最近來的是安徽臺的一檔節目。那檔綜藝想採訪在鶴崗生活的人。

“給錢嗎？”他問。

“只報銷路費。”

“那我不去。”

李海習慣了躲起來。在鶴崗待到第二個月我才見到他，那已是2022年嚴冬。我們約在他家樓下的一家火鍋店。他穿黑色羽絨服，身材瘦小，頭上生了白髮，戴著一個印著“SMART”貓鬍鬚的卡通口罩，話少，一直在手機上打《寵物小精靈》（一款消消樂遊戲）。

在鶴崗買房半年後，同為海員的父親在海上遇難。他決心不跑船了。

“現在船老闆不管颱風的。”他說。“反正人死了有保險。”

新聞最火那陣子，他也想過去當中介，賣鶴崗的房子。總有“粉絲”來鶴崗找他。他試著在百度“隱居吧”、“流浪吧”裡賣房，也開了短視頻。但賣得不好。別的博主一個月賣二三十套，他一年才賣了七套。他不幹了。他不懂怎麼把流量變現，那可能不是他擅長的。現在，他幫人報停暖氣，修水管，換燈泡，代打遊戲。他說自己掙多少花多少。去年一共掙了一萬元，也正好花了一萬元。他在微信群裡發賬單，一個月開支一千元，每天三十，能買什麼，不買什麼。有人揣測他是靠低保生活，他說不是。

“很快樂啊。”問起現狀，李海回答，“我已經習慣一個人了。”

“渾渾噩噩地過了這麼多年。”炸串店女孩林雯說。“來到鶴崗後，那樣的感覺終於減淡一些了。就好像我終於輕鬆了一點，也好像更清醒了一點。”

電話中那個插畫女孩說，她還記得來到鶴崗的心情，新生活就這樣倉促地開始了。“走進去的那一刻，我想我終於有自己的房子，好像以後的生活終於自由了。”

“不想奮鬥，奮鬥給誰看？”一個男人說。“我一個人，這點錢夠花，為什麼還要去工作呢？如果哪天遊戲打膩了，就在鶴崗隨便找個工作。”

“如果我放棄家庭，放棄親情。反正一切都放棄掉。一個單身的男人，開銷不是很大的情況下，我發現人生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另一個男人說。“不想要的東西就不要了。”也許更重要的是後面一句。“我可以選擇不要。”

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帶來了一個副產品。那就是不管你身處哪個社會階層，是什麼樣的生存背景，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著一整套生活邏輯。富人也好，窮人也好，城市人也好，農村人也好，雖然你對自己未來的期待不一樣，但你總是有所期待：一個人就應該好好勞動，應該為子孫後留下一定的積蓄，或讓你的後代實現階層躍升。這是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給我們在心理層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約數。我們幾乎是無條件地全民接受了這套生活邏輯。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從生活邏輯和生活哲學的多樣性上來說，這是比較單一的邏輯。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如果你恰好生在這個時代，那麼在你成長的過程當中，你所受到的影響，你見到的很多東西，這一切會讓你產生一種感覺——就好像只有過上這樣的生活才是正常的，才是世界上唯一正常的出路。

學者袁長庚這樣分析移居鶴崗的人。

在鶴崗，我見到的這些人似乎都在尋找一個新的自己，它決定脫離我們大多數人身處的那個社會——那個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增值，分秒時間都要輸出價值，好像總在填寫一張績效考核表的社會。人們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厭倦，有時還會服用阿普挫侖片來解決焦慮。來鶴崗的年輕人停了下來，像是進入了一種生活實驗，實驗品是他們自己。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有點危險，但這是他們自由的選擇。

一次聚餐，我見到一對來鶴崗的戀人。他們做留學中介，正在嘗試“數字遊民”的生活。男孩說，他能察覺出來到這裡的人們是在反對什麼，但是他並不知道，這些人支持的和提倡的是什麼。

到遠方去，到某地去，在路上，“真正的生活總是在別處”——到鶴崗去，就像是重複著這些舊的敘事——不過，這個城市真的能讓人們擺脫生活的重複、苦悶、倦怠、絕望感——進而靠近精神上的自由嗎？

鶴崗一間正在出售的房子內飾

六

在鶴崗，起初有幾場大雪，夜晚，走在街上，蓬鬆的雪被路燈照得發亮。緊接著，天氣越來越冷，雪久久不化，堅硬，頑固，並且越來越髒。在室外，我穿加厚的羽絨服，羽絨棉褲，戴防風口罩，但還是沒一會兒就凍得身上疼。我很快對雪失去興趣，覺得寒冷難以忍受。

冷同時會帶來一種蕭瑟的觸覺。河流凝滯不動，大多樹木都是枯黑色的，馬路兩側擺放著凍魚。這和我此前在許多地方見到的景象都不一樣。比如我最熟悉的南方城市，那裡街頭植物茂密，汗水流下又蒸發，車水馬龍，事物似乎每天都在變化，人能輕易察覺出時間的流動。

後來我常常去林雯的炸串店避寒。我們一起坐在沙發上，披著被子，身後的電熱毯散發著熱氣。

年底，鶴崗的人們開始感染奧密克戎，林雯把手頭的兩隻抗原試劑和儲存的檸檬送給鄰居。舉手之勞但僅止於此。林雯並不想和人建立更深的交往，有也可以，沒有，似乎也無所謂。

王荔——那個住在我附近的做漫畫工作的女孩——有一天喊我去喝酒。到了她家，我看見臥室的牆壁新貼了四張便利貼：

“把坑（自己）填滿”“小紅書畫畫”“悲喜自渡”“找到愛好”

她說，工作出了點問題，有些煩。她點了一打青島啤酒。她喝得很快，講工作，感情，對未來生活的想象，對年齡和婚戀的擔憂，想要擺脫的事情和無法擺脫的事情。過年回家，家裡又要給她安排相親了。她也不清楚這份自由職業能持續多久。我們喝得醉醺醺的，然後睡著了。天亮得很早，她的貓從房子的一端悄悄走到另一端。

林雯的兩隻大西洋水母已經死掉了，水缸收了起來。炸串店的銷量更是個煩心的事。我們最後見面的那個下午，她只開張了兩單。她開始打遊戲，隊友不在線，隨機匹配了一把。她的操作非常迅速，手指移動屏幕的速度時常讓我的視線無法跟上。她撿起很多裝備，跑決賽圈，活到最後。在這個遊戲裡她似乎能獲得許多現實中無法給予的東西。

不打了，等晚上隊友上線。她說。

隨後我們開始聊天，吃橙子，她忽然說：

“我之前好像在日劇裡看到，人生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沒有能力導致的。”

“怎麼突然說起這個？”

“就是突然想起。”

“可是，感覺你對現在的生活還算滿意？”

“我也有很多想做的。”

“比如呢？”

“比如我也想賺錢，我也想減肥，我也想變美，我也想出去旅遊，我也想學畫畫，我也想學會電腦，然後去做互聯網的工作，比如像群裡那些人。”她提過幾次，她沒有電腦，她也不太會電腦，要是會門互聯網技術就好了。”

“然後呢？”

“沒有然後了。”她又笑了笑。

聊完天，林雯開始刷短視頻。每次見面，林雯大約都要刷幾個小時的短視頻，“魚頭豆腐湯的做法”，三分鐘看完的電影，還有許多有關奧密克戎的笑話。我在一邊聽她刷短視頻的聲音，想到它呈現了一個浩渺無邊的世界，但它也支離破碎，我不清楚什麼樣的情感、記憶或經驗能從這些碎片裡留下來。

我想到她沒有頭尾的提問。她對現在的生活滿意嗎？或者，對她來說，以後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她曾經描述過一次快樂的旅行。那是在新冠發生前，她按部就班打工四五年了，2019年秋天，她一個人去了海南三亞，住在海棠灣青年旅舍，床位38元一晚，有沙灘椅，樓下是海。她在深夜裡帶著鉗子和頭燈抓螃蟹，早上做海鮮粥。她自認奢侈了一次，吃了一個88元的套餐——有一盤扇貝，一盤花蛤，一條魚，一盤青菜。傍晚的天空總是粉紅色的，許多人在海上衝浪。她儘可能控制花費，花了三千塊，歇了一個月。她長久注視著那片海。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梁雲鵬、李海、袁長庚外，其餘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