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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俠（1923年3月12日—2001年11月2日），字劍萍，著名歷史學家、宋史研究專家，中國宋史研究會原會長。在遼宋夏金史、中國農民戰爭史、宋代經濟史、宋代學術思想史等領域，均作出了重大貢獻。主要著作有《王安石變法》、《秦漢農民戰爭史》、《兩宋政治經濟問題》（合著）、《宋代經濟史》、《遼夏金經濟史》（合著）、《求實集》、《知困集》、《探知集》、《宋學的發展和演變》（遺著）、《歷史研究法》（遺著）等。今天是先生誕辰100週年紀念日，我們特刊發先生在《文史知識》1983年第9期上發表的《怎樣研究宋史》一文，以示紀念。
我國開始斷代史的研究，不過七、八十年。在斷代史研究中，研究宋史的人數較少，成果也較少，因而多年來一直是比較薄弱的環節。如果同日本來比，日本自1873年到1980年，有關宋史研究的論文和專著不下三千餘種，而我國八十年來不過兩千多種，尤其是在宋代社會經濟方面的研究，懸殊更甚。打倒“四人幫”以後，學術研究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宋史研究同樣是如此。只要我們加倍努力，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引下，就一定能夠迎頭趕上，扭轉前此的落後局面。
就宋史研究的情況看，面是鋪得很寬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側面，重大事件和各種類型的人物，都涉及到了。歸納起來，則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宋三百年間，民族矛盾、民族鬥爭是極其劇烈的，因而宋遼、宋夏、宋金和宋蒙古之間的鬥爭，成為研究宋史的重要課題。不但對許多戰爭戰役進行了考察，而且對各時期抗戰派和投降派的鬥爭及其對戰局的影響也進行了考察，從而論述了許多英雄人物的事蹟，寫出《岳飛傳》等優秀的著作。
（二）由於宋在同北方諸族的鬥爭中總是屈節妥協，也就不期而然地引導人們從對宋國家制度、軍事制度某些環節進行探索，藉以說明宋代積貧積弱局勢形成的因素。與此同時，對慶曆年間范仲淹到熙寧時期王安石等力圖改變宋的積貧積弱局勢的變法運動，以及由變法而引起的新舊黨爭，也一直成為人們極其關注的問題，並進行了不斷的研究，從而發表了為數可觀的論文和專著。
（三）解放以前，雖然也注意到了宋代農民的“均產運動”，但真正作為關鍵性的問題而加以研究，則在解放以後。諸如王小波、李順、宋江、方臘、鐘相、楊麼、範汝為等一系列的起義，從過程到所提口號，以及與宗教的關係，同當時政治經濟諸關係的相互制約，都加以探討，在寫出許多論文專著的同時，還編纂了起義的資料，為進一步研究創造了條件。
（四）宋代社會經濟的研究，也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領域。特別是在日本，這一研究更加興盛，對宋代土地制度、租佃制度、財政制度、官私手工業的許多部門，都有所論述，完成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則稍遜一籌，近年以來方見起色，在土地制度、租佃制度、地租形態、客戶狀況和茶鹽專利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也有一批論文問世。
（五）對《宋史》一書的研究也值得一提。《宋史》倉促修成，問題成堆，明清學人頗思釐正，然以未能抓住《宋史》一書癥結所在，沒有得到成功。四十年代以來，本師鄧廣銘先生髮表了《宋史職官志考證》、《宋史刑法志考證》和一部分列傳考證，糾正了《宋史》中的大量錯誤，為使用《宋史》一書創造了極好的條件。這類基礎性質的研究工作，需要繼續進行，以期完成《宋史校正》一書。同時，也要開展對其他文獻的研究和整理。
在對宋代各方面問題的研究中，爭論是很多的，分歧也是很大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宋代社會性質問題。在國外，有的認為宋代是所謂的官僚社會，沒有確定它的社會性質，日本一部分學者則認為中國到宋代才進入封建社會。國內雖然一致認為宋屬於封建制的社會階段，但有的認為宋代處於封建制的下行階段，有的認為宋處於封建制走向下坡的轉折點，還有的認為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遠遠超過漢唐，因而處於封建制高度發展階段。
由於上述這一根本問題存在分歧，也就必然導致一系列問題的分歧。例如對佔總戶數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客戶在生產上所處的地位，分歧就很大。在日本，東京派和京都派，則一派認為是農奴，而另一派則認為不是農奴。在我國，有的認為旁戶地客火客等是農奴，其他佃客則不是農奴；有的認為夔峽路佃客依附關係已經削弱；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在莊園農奴制佔支配地位的夔峽路的佃客是農奴，而在封建租佃制佔支配地位的東方諸路，佃客則向半農奴非農奴地位轉化了。
對宋代差役法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差役即職役，是宋封建國家給佔農村總人口百分之七八的地主階級以統治廣大農民的權力，實質上是封建特權。另一種意見認為，差役中的州縣衙職以上的“吏”，由地主階級分子承擔，才具有壓迫人民的性質，應偏重“職”的一面考察；衙前以下的諸色役，主要地由諸等級農民承擔，具有被壓迫奴役的性質，是前代國家勞役制的殘餘，不能混為一談。
由於對差役性質的分歧，以及對社會階級劃分的不同，又導致了對王安石變法問題上的重大差別。若干年來，一種意見認為王安石變法代表地主階級的廣泛利益，實行全面改革，在強化封建統治的同時，對社會生產起了積極作用，因而是可以肯定的。近兩年有的論文進一步認為，王安石變法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王安石變法代表了大官僚地主集團的利益，旨在強化地主階級專政，擴大了國家的稅收，不具有進步作用。
對宋代農民起義也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起義農民所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不過是一種沒有實踐意義的空想，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質，有的甚至認為這種平均主義思想，在實質上和歸宿上都和封建主義相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農民提出的這一口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旨在消滅封建地主權力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從而與封建主義對立，屬於革命民主主義思想體系。
對宋江投降與否、韓侂冑北伐、朱熹評價等問題，也都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所有這些爭論推動了各個問題的研究向縱深方面發展。
怎樣學習和研究包括宋史在內的斷代史？我認為，首先要處理好通史與斷代史的關係，即通與專的關係。如果只搞通史而不搞斷代史，那就必然把通史停留在一般化、表面化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從各個時期歷史發展的特殊面貌中描述波瀾起伏變化不已的古代史發展的總過程以及總規律。反之，如果只搞斷代史而不同通史密切結合起來，這就必然地如古人所說，“斷代為史，失其陳陳相因之義”，人為地割斷了與通史的聯繫，不但無法說明這一斷代史是怎樣從前代發展而來，而且也不能把這一斷代史妥貼地放在歷史發展的巨流中，從而說明這一斷代史的歷史地位。處理通史與斷代史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必須是亦只能是：在專的基礎上通，在通的基礎上專。搞斷代史必須以通史為基礎，這是學習和研究包括宋史在內的所有斷代史的一個前提條件。
在具備了這個前提條件之後，學習和研究宋史又將如何入手呢？似乎可以從宋代的典章制度諸如政治制度（包括職官制度、學校教育制度和科舉考試製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以及法律等方面下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新的探索。這是因為，各代典章制度既同前代有傳承關係，又同前代相異，並由於變革而顯現自己的時代特點。不論怎樣說，一代的典章制度，貫串一代的始終，屬於全局性的事物。如果對這些典章制度研究得透徹了，然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對這個斷代也就有了較多的認識和了解。從典章制度入手，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研究，要注意這兩種偏向：一種偏向是，選題失之過小，在斷代史的研究中，僅僅抓住某個點或某幾個點，見木不見林，對全局性的問題無法貫通，乾嘉考據學的老路不能再走；另一種偏向是，選題失之過大，在蒐集材料和駕馭材料都會碰到許多困難，以致挫傷了研究的積極性。最好的辦法是，首先從基礎材料書中對所研究的制度有一個初步的瞭解；然後對這項制度，根據其組成情況，而區分為若干問題；從這些問題中，找出具有關鍵性意義的問題，作為研究的對象。這樣做，既能在一定期間內弄清某個問題的眉目，做出成績，又可在完成這項問題後，又有新的問題等待解決，如是反覆不已，經常保持研究工作的連續性，就象滾雪球那樣，既有利於知識的積累，又使問題的研究逐步系統化。從研究情況來看，從典章制度下手，也是大有可為的。以宋代兵制而論，前人雖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完成一本系統的完整的宋代兵制的專著；其中許多問題，諸如宋軍編制、裝備、武器及其製造（包括火器戰船等）、馬政等，不是研究成果很少，就是空白點，需要下工夫的。
在開展典章制度的研究中，我認為，開展宋代經濟制度的研究則為當務之急。建國以來，包括宋史在內的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有了極其顯著的發展，但要想有所突破，取得更進一步發展，只有開展古代經濟史的研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古代經濟史是一門基礎性質的學科。只有對各個時期的經濟制度有了比較透徹的研究，才能對各個時期的上層建築和階級鬥爭的特點有所瞭解和認識，並最終地達到對歷史規律性的認識。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極其重視對經濟制度的研究，指出經濟制度，“就是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來，從一切關係中劃分出生產關係來，並把它當作決定其餘一切關係的基本的原始的關係”；只有“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列寧還強調指出：“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列寧的這些話準確地劃分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與資產階級社會學根本差別所在，給了我們一個科學的研究方法。按照這個科學方法，去考察前此國內外有關宋代社會經濟的研究，就能夠總結許多值得注意的經驗教訓。
宋代文獻保留下來的約有一千多種，其中文集不下五六百種，小說筆記三百多種，各種類型的史書、方誌等也有百餘種。同唐以前各代比，文獻資料要豐富得多；同明清比，則又少得多。比下不足，比上有餘，就是宋代文獻資料的情況。這種既不算多又不算少的資料，為宋史的開拓者提供了馳騁迴旋的場所。
怎樣閱讀這些文獻資料？概括來說，根據研究的需要，別其輕重，第其先後，有步驟有計劃地去閱讀瀏覽。而其第一步，則是從基礎材料書入手。
（一）如果從典章制度下手來研究宋史，最好的基礎材料書莫過於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這部書仿照杜佑《通典》的體例，記述歷代典章制度，較《通典》更加細密，記宋代典制尤為翔實，兼之對各項制度演變，頗多評論，甚有識見。《宋史》諸志，與《通考》有密切關係，有的直接來源於《通考》，這兩者作為基礎材料書配合起來讀，益處更多。
（二）如果先要研究北宋史，除《通考》《宋史》，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是最好的基礎材料書。這部書是李燾窮畢生之力完成的有關北宋九朝的編年史，資料豐富，尤其是作者大量徵引王安石《熙寧奏對日錄》，保留下來的有關變法過程的資料最為繁富。是書有所佚散，可以利用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書，以補其不足。此外《東都事略》《隆平集》也有參考價值。
（三）如果學習和研究南宋史，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兩書，以及留正等纂成的《皇宋中書兩朝聖政》，是為必讀的參考書。《朝野雜記》記錄的是典章制度，其餘兩書則為宋高宗、宋孝宗兩代的編年史，資料都很豐贍。有關南宋晚期的史書甚少，《宋季三朝政要》一書，聊勝於無，可以翻閱。
（四）保存宋代史料最多、價值又最高的史書是《宋會要輯稿》。該書按禮、樂、刑法、職官、選舉、食貨等分門別類地進行纂輯，因而對宋代典制記載最稱繁富。單食貨一門就有三十三冊之多，其中有關農業生產技術、水利興修、田賦、戶口、手工業等許多方面，往往為他書所不載，獨此書為有。但這部書太大，編排又較雜亂，因而只能在確定研究題目之後，有目的去搜集材料，才能夠發揮它的作用。
（五）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是研究宋金關係最重要的資料書，屬於專史性質的範圍。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也屬於專史範圍，從宰執升遷貶黜之中，可以看出宋代政局變化的某些側面，也是可以參閱的資料。
（六）宋人文集以四庫著錄的最多，約四百餘種，其中一部分作為《四庫珍本》影印刊行。此外《四部叢刊》《宋人集》《叢書集成》等叢書中也彙集了為數可觀的宋人文集。文集中的奏札、墓誌等，記錄了宋代的典制，雖屬零散，但一旦集中起來，就斐然可觀了，因而需要大量瀏覽。
（七）小說筆記記錄的事物範圍頗廣，保留很多有價值的資料。如洪邁的《夷堅志》，雖然有許多不經之談，但如果認真逐條檢抄，可能是記錄有宋一代諸色匠人、僱工、佃客、商賈、小販最多、材料價值極高的一部小說筆記。只要善加辨析，抹去上面的灰塵迷霧，就會顯露出它固有的社會生活的光輝。
同其他科學研究一樣，學習和研究宋史要掌握大量的材料。“竭澤而漁”，當然困難，但儘可能地捕撈更多一點，以滿足庖廚的需要。你要想研究前人研究過的題目，你至少在佔有材料方面要遠遠超過前人。不然，便會成為轅下駒，為前人的見解所侷限，不可能自由馳騁。尤為重要的是，如前面提到的，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它的指引下，才能在廣度上和深度上佔有更多的材料，抉發材料的涵義和實質，揭示材料的內在聯繫及其演變形態，得出合乎事物實際的結論來。宋史研究還是一片廣闊的原野，宋史的開拓者大有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