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對畢加索說不!

她,對畢加索說不!

弗朗索瓦·吉洛(Françoise Gilot)《帕洛瑪與吉他》(Paloma à la Guitare),布面油畫,130×125cm,1965年,2021年成交價為92.2萬英鎊。


“一位活到101歲的偉大畫家為何仍被她在1953年就離開的男人所定義?”藝評家凱蒂·海塞爾(Katy Hessel)在弗朗索瓦·吉洛(Françoise Gilot)於今年六月初逝世時寫道。“唯一主動離開畢加索的情人”是吉洛難以撕下的標籤,但重新審視兩人的關係,或將成為人們再度認識吉洛的開端。揭開浪漫化的面紗,讓我們一起走近畫家吉洛。

01

說“不”的代價

如果80年前有狗仔,他們大概會拍下這樣一幕:1953年9月一天清晨,一個女人帶著倆孩子,拎著行李箱,行色匆匆地上了出租車,頭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年過七旬的畢加索在身後氣急敗壞地罵了句:“Merde!”(法語“Shit”)次日的頭版頭條極可能是:“爆!畢加索再遇情變,疑被拋棄”。

弗朗索瓦·吉洛

這位“唯一離開畢加索”的女人正是弗朗索瓦·吉洛,也被畢加索稱為“一個說‘不’的女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吉洛並沒能全身而退,戲劇化的八卦背後是一系列讓人細思極恐的報復。

弗朗索瓦·吉洛與巴勃羅·畢加索
一方面,吉洛沒來得及帶走的私人物品,包括藝術品、書籍以及她珍藏的與馬蒂斯的信件,全部被畢加索毀掉;另一方面,作為藝術頂流的畢加索動用了所有關係網,對吉洛的藝術事業進行“封殺”——五月沙龍展(the Salon de Mai)不再邀請她、其代理畫廊終止了與她的合作,許多畫商面帶難色地告訴吉洛:“我們很想展出並買下你的作品,但不想因此得罪畢加索。
弗朗索瓦·吉洛《Les Peintres》,木板油畫,163.5×131cm,1952年
1964年,當吉洛撰寫的回憶錄《與畢加索的生活》(Life with Picasso)在美國出版後,伴隨百萬銷量而來是畢加索暴跳如雷的回應:在沒看此書的情況下,他要求出版商停止發行;三次起訴吉洛,阻止該書在法國出版;聯合80位文藝界名人抵制此書;並與他和吉洛的兩個孩子斷絕往來。

弗朗索瓦·吉《Claude et Paloma en Tunisie》,布面油畫,130×97cm,1956年

由於出版前就諮詢過律師,吉洛最終贏得了官司。敗訴後,畢加索給她打了個電話:“你贏了。”此後,兩人再也沒有聯繫。然而,畢加索為吉洛藝術生涯帶來的陰影一直沒有散去。這讓她不得不遠走美國,並在歐洲其他國家尋求展出機會。

弗朗索瓦·吉《Nature morte au sécateur》,布面油畫,45.8×54.8cm,1952年

弗朗索瓦·吉洛《Tulips And Ballerina's Slippers》,布面油畫,81.3×100cm,1954年

2020年,吉洛98歲,她在一部紀錄片裡說:“你無法想象法國人有多麼不喜歡我。”儘管其創作橫跨80多年、高產且成就非凡,但直到今天,法國博物館仍未舉辦過吉洛的大型回顧展,2021年蓬皮杜中心舉辦的重要群展《她們與抽象》也沒有將她納入其中。說“不”的代價顯然是沉重的,但吉洛絕不後悔。


弗朗索瓦·吉,2011年,Photo©Piotr Redlinski

02

成為一名畫家

只要我還在呼吸,我就在畫畫。”吉洛曾說。但成為一位畫家對她而言並不容易,首先需要反抗父權。1921年11月底,吉洛出生在一個富商家庭,母親Madeleine是一位藝術家,從小教她繪畫與陶藝。五歲時,吉洛就立志要當一名畫家。


弗朗索瓦·吉洛《Self-Portrait Full Face》,紙上炭筆,50.5×48.3cm,1941年,藏於大都會博物館

然而,其父Émile因為特別想要個兒子,所以把獨女吉洛當作男孩養,控制慾極強,被吉洛形容為“獨裁者”。比如,他強迫左撇子的吉洛用右手寫字;並將五歲的她帶到動物園,推到猩猩籠子裡。這些奇葩的教育方式讓吉洛從小早慧,練就一身反骨。


在她於索邦大學和劍橋大學分別獲得哲學與英語文學的學位後,Émile讓吉洛繼續學習國際法,未來成為律師。但吉洛對藝術的熱情越發濃厚,她開始逃課,去校外藝術補習班,併到朱利安藝術學院(Académie Julian)蹭課。


弗朗索瓦·吉洛

1943年,吉洛21歲,開始嶄露頭角,在巴黎舉辦了首次畫廊個展。而當她寫信告訴父親自己以後決心當一名畫家時,父女之間發生了激烈爭吵。Émile切斷了對她的所有支持,兩人幾乎斷絕關係,所幸吉洛的外祖母收留了她。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吉洛在一家餐廳偶遇了61歲的畢加索,被他搭訕、熱烈追求。可以說,吉洛前腳剛反叛了父親的權威,後腳又進入另一段與父權相似的關係裡。五六年中,畢加索竭力爭取吉洛的注意力,讓她與家人朋友疏遠,搬到他家住,進入其人脈圈子,為他生下兩個孩子,且兩人一直沒有結婚。


畢加索《LA FEMME-FLEUR》,布面油畫,146×89cm,1946年,以吉洛為原型創作的肖像。


吉洛的多年好友曾提醒道,與畢加索在一起是“走向一場災難”。吉洛卻表示,這是一場她不想避開的災難。她一直清醒地沉淪著:一邊被畢加索的才華吸引,一邊清楚認識到他的佔有慾與性格缺點。


弗朗索瓦·吉洛與畢加索


面對各自強大的自我意識,吉洛成為那個需要平衡的人:她試圖專注於自己的創作,常關在工作室畫幾個小時;她不會像畢加索之前的情人特蕾莎(Marie-Thérèse Walter)和朵拉·瑪爾(Dora Maar)一樣因為畢加索為誰畫肖像而爭風吃醋。(點擊瞭解更多👉預算10億元,你買畢加索畫的哪位情人?相反,她對當繆斯毫無興趣。當畢加索以她為原型創作不同媒介的作品時,她通過一系列自畫像奪回自己的形象。


弗朗索瓦·吉洛《AUTOPORTAIT AU CIEL BLEU》,布面油畫,65.1×53.6cm,1952年,吉洛的自畫像

書籍《與畢加索的生活》講述了十年間兩人的情感生活、畢加索的藝術理念與人情交際,以及他對其他藝術家創作的評論等,封面為吉洛於1953年創作的自畫像《Étude bleue》。


同時鮮有人知的是,畢加索開啟其戰後最重要的創作媒介之一陶瓷也是受吉洛的推動。儘管很多人會將吉洛的創作風格歸結於畢加索的影響,但實際上,她最喜歡的藝術家是畢加索的好友兼對手——馬蒂斯。畢加索的傳記作家約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也認為,吉洛對畢加索的影響更大,而不是相反。

在吉洛於1990年出版的《馬蒂斯和畢加索:藝術中的友誼》(Matisse and Picasso: A Friendship in Art)一書中,她堅稱是馬蒂斯推動了她的抽象轉變。

弗朗索瓦·吉洛《APPLAUSE (BLUE ACROBATS)》,布面油畫,114×160cm,1973年

憑藉自己的努力,畢加索的代理畫商Daniel-Henry Kahnweiler在1950年主動提出代理吉洛,而她成為Kahnweiler代理下僅有的兩位女性藝術家之一。這一舉動也讓畢加索意外,因為他曾讓Kahnweiler代理朵拉·瑪爾,但被後者拒絕。


儘管事業順利,但吉洛與畢加索的感情卻出現裂痕。1951年,畢加索開始多次出軌,當吉洛提出分手,他卻十分惱怒,貶低並嘲笑她說:“你以為人們會對你感興趣嗎?他們永遠不會,真的。即使你認為有人喜歡你,也是因為他們對我的私生活好奇……你的工作是留在我身邊,為我和孩子們奉獻自己。至於這讓你開心或不開心,與我無關。


弗朗索瓦·吉洛《PALOMA À LA LAMPE》,布面油畫,92×65cm,1954年


十年來,不斷為畢加索提供情緒價值,並遭受其言語與行為暴力,即使內核強大穩定如吉洛也身心俱疲。同時由於生育後,其身體時而大出血,需要動手術。但畢加索卻以自己很忙為由,拒絕讓吉洛去巴黎,這也成為文章開頭一幕她離開的導火索。這段佔據吉洛生命十分之一的時光無疑是刻骨銘心的,有痛苦,也有收穫。儘管前路艱難,她依然義無反顧。

弗朗索瓦·吉洛《White cloud》,布面油畫、炭筆,100×81.5cm,2014年

03

異鄉人

畢加索只是我人生的前奏,而非全部。”在80年的創作生涯裡,吉洛留下了1600幅繪畫、3600幅紙上作品,其創作涵蓋繪畫、拼貼畫、陶瓷、素描、石版畫、服裝設計以及詩歌和散文。同時,她還是多本暢銷書作者。

弗朗索瓦·吉洛《Magic Games》,布面油畫、鉛筆,100×80.6cm,1978年

弗朗索瓦·吉洛《DANCER II》,布面油畫,130.8×162.19cm,1973年

自上世紀60年代起,她開始在美國活躍,並創作出其最重要的“植被系列”,代表著吉洛發展出真正屬於自己的風格。在此後半個多世紀,從具象、半抽象到純抽象,遊走在不同媒介與主題之間,吉洛展示出對色彩、構圖與造型處理的高度敏銳。
不僅如此,其開創的“浮畫”(floating paintings)系列亦極富創新性——畫布頂部由一根木杆支撐,兩面均有畫作,尺幅巨大、色彩明快,懸掛於牆上,可自由移動與漂浮,帶給人強烈的視覺體驗。

弗朗索瓦·吉洛《Sailing》,布面丙烯,164×118cm,1983年

弗朗索瓦·吉洛在工作室中創作“浮畫”,上世紀80年代

1970年,吉洛相繼在紐約、南安普敦等城市舉辦了首次博物館個展。同年,她與發明了小兒麻痺症疫苗的科學家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結婚,兩人的婚姻持續了25年,直到1995年索爾克去世。


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由喬納斯·索爾克於1960年創建,建築由路易斯·康(Louis Kahn)設計。


雖然吉洛曾被授予法國榮譽騎士勳章,但正如藝評家Maika Pollack所言:“與其說這是對她作為視覺藝術家的證明,不如說是對其堅持表達自己觀點這一貢獻的認可。”如今,其作品在法國受到的不公平冷遇是時候結束了。在吉洛去世後,另一位藝評家Philippe Dagen在《世界報》寫道:“在巴黎畢加索博物館為吉洛舉辦回顧展勢在必行。


弗朗索瓦·吉洛《THE VISIT》,布面丙烯,130×116cm,1985年

弗朗索瓦·吉Vitrail》,布面油畫,30×24cm,2010


近兩年,市場對其作品的興趣也在增加。2021年6月,她為女兒帕洛瑪創作的藍色肖像畫在蘇富比以92.2萬英鎊售出,成為其最貴作品。同年12月,吉洛的作品拍賣紀錄在佳士得再度被刷新。不過,這與畢加索1.79億美元的拍賣紀錄仍相差百餘倍。


弗朗索瓦·吉洛《生生不息的森林》(Living Forest),布面油畫,130×80.7cm,1977年,藝術家最貴作品,2021年以985萬港元成交。

弗朗索瓦·吉洛《THE GUARDIAN》,布面油畫,76.5×61.4cm,1993年

誠然,吉洛的故事總是與畢加索的交織在一起、難捨難分,但一種新的語境與意義也在這些討論中誕生:一種對藝術史的重新書寫、對天才神話的反思、對女性藝術家處境的正視。2022年,吉洛在百歲誕辰之際接受了《泰晤士報》採訪:你告訴自己就這樣算了,但事實絕非如此。學會表達自己至關重要,大膽說出我們喜歡什麼、想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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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  張劍蕾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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