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她》票房這麼高，陳思誠卻被罵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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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餘荽（資深媒體人，影評人）

《消失的她》突然間就成了爆款。根據最新專業機構預測，該片票房有望達到33億。

與破圈走紅相應的，則是它的口碑嚴重兩極分化，以及坊間針對其主創者陳思誠的激烈討論——這種局面，不是第一次出現了。甚至可以說，陳思誠和他的電影每每在上映期引發巨大的爭議，差不多已經是種常態。

所以，“怎麼老是你？”——在我國少壯一派的商業電影導演中，陳思誠成了一個特殊的存在：他執導或監製的影片，口碑遠遜於甯浩；既演又導的認知度和親和力，則不如徐崢、黃渤；在創作野心和類型多樣性上，無法跟管虎相比；再如精益求精的郭帆、人氣爆棚的吳京、幹練犀利的路陽……似乎都要比陳思誠更配得上是中國中生代導演的“門面擔當”。

不過，反過來看，陳思誠的勤力、高產、潛心於幕後、只專精於一種類型片的開發、並接二連三在市場上取得成功，這又是甯浩郭帆徐崢們所不能及的。

一句話，作為導演或核心監製，像陳思誠這樣拍得又多、又快、又賣座的，真是再無第二人。最關鍵的是，成功一次兩次可能不算太難（想想薛曉路或田羽生），但幾乎每次都不失手，就真的不是僥倖了。

那麼，在“油膩”“自戀”“土氣”之外，陳思誠到底有什麼魔法呢？藉著分析《消失的她》，或許就能明白一二。

毋庸諱言，之於犯罪懸疑片而言，《消失的她》質量遠談不到上乘，甚至就是跟陳思誠此前主導的《唐探1》和《誤殺1》比，它也顯得更稚嫩、簡單且粗糙——說到底，這就是由兩位年輕導演聯合執導的一部新人新作。因此，它的賣座，顯然不能歸結到“拍得好”上。

在陳思誠出品的多部犯罪片之中，《消失的她》是唯一真正勾連了當下中國現實的一部

在近些年的中國電影市場上，趨勢已經很明朗，貼合了某種公眾情緒的影片才能大賣特賣。而《消失的她》和今年最大的現象電影《滿江紅》，則有著某種異曲同工之處，它們不再像《戰狼》《紅海行動》那樣濃墨重彩地渲染愛國情懷及主打動作場面，而是開發出了某種“多元複合配方”，能從多種層次、多個角度拿捏住社會情緒。

《滿江紅》有古裝武俠、推理探案、賀歲喜劇等多重類型標籤，而令其快速“破圈”的，則是多少帶了幾分過度解讀的家國情懷、傳統文化等當下最強效的加分項，因此該片在春節檔一鳴驚人地大獲全勝。

到了《消失的她》，環環相扣、多重反轉的社會派推理是基礎，而在冰山之下，則是當下中青年社群極其在意的婚戀焦慮、girls help girls、閨蜜情、鬥渣男等等性別及情感議題。而且，最微妙的是，無論對於婚戀關係持何種意見的人，似乎都可以從本片裡找到共鳴或慰藉。

《消失的她》電影海報

同時，民族情緒也悄悄地以一種曲折的方式在此彌散。“亂得很”、“噶腰子”、“畸人秀”這類關乎東南亞的都市傳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消失的她》被熱議、被追看的因素之一，觀眾們在領略異域風情的同時，又隱隱地收穫了“此間樂”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則是本片的基本設定：犯罪。而這種類型，一向是電影市場之中相當穩健可靠的一類產品：中型投資，有望收穫中高級回報。黃金期的香港電影、如今的韓國電影以及長期以來的好萊塢電影，都把“犯罪片”打造成了招牌貨。

只不過眾所周知，在我國，犯罪影視創作掣肘太多，所以具備了一定質量的國產犯罪題材實則非常歉收。而陳思誠則通過把案發地搬到了境外的方式，把犯罪片當作了自己的主營業務。

2015年的《唐人街探案》問世，也奠定了目前為止所有陳思誠主導犯罪片的核心設定：破損的家庭，絕望的復仇

《消失的她》之於這個創作序列的意義在於，這一次，終於是一樁妥妥的“中國罪案”了——畢竟兇手和受害者都是中國人。而“唐探”和“誤殺”裡的案件，要麼根本就是外族，要麼至多是華裔，總之圍繞犯罪的裡裡外外，都是高度遠離中國現實、遠離當下民情的。

而《消失的她》根據轟動一時的“泰國殺妻案”改編而來，所以，該片不但有早年間“大案紀實”的獵奇感和迫近感，更在於其間豐富地蘊藏著階級、性別、倫理、婚姻等層層疊疊的敏感元素。

因此，相比《誤殺》系列，《消失的她》更能直接勾連起普羅大眾的潛意識，於是，它在社交媒體上變成熱搜、在電影市場裡一路狂飆，無疑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簡而言之，我們一旦把《消失的她》與市場上的其他國產影片做橫向的、再與陳思誠主導的其他犯罪片做縱向的對比，就會發現這樣的事實：陳思誠堅定地認準了犯罪推理/懸疑類型，不僅產量高，而且在題材選擇、深層次表達上，還一直在進步。

《唐探》系列越來越強化喜劇和冒險屬性，這讓它們在春節檔大賣，卻也引來更多的批評

相反，國內其他掌握了行業權勢的成熟導演之中，再也沒有像陳思誠這樣專精於一類產品的人了。

最可堪的對比的，正是那個著名的“鐵三角”：甯浩、徐崢、黃渤，他們要麼志趣轉變、要麼產能不足、要麼兼而有之，總之在犯罪片和喜劇片上，這三位曾經的領袖，都顯得有些裹足不前（更別說消失經年的前“金童”陸川和烏爾善）。

而且，哪怕甯浩作為監製，出品了《我不是藥神》這樣的現象級電影，但該片以及同類的《人生大事》《我的姐姐》《少年的你》等等，儘管觀眾口碑和文化價值普遍遠超陳思誠的系列出品，然而從電影類型角度來說，它們都是“劇情片”或者說廣義上的“文藝片”，因而在商業性上，先天地就無法跟動作、喜劇、犯罪或愛情類型相比，縱然單體層面上總有成功案例，可是作為“產品”，卻非常難以持續。

於是，陳思誠這產品經理般的堅持或曰匠人精神，在當下的中國影壇算得上獨樹一幟，而他的連續成功，顯然是有備而來的，也體現了市場的邏輯規則。（他的小號同黨是致力於賽車題材的韓寒，而如果把“陳思誠”視為一個經營實體，那麼另一個相似者則是持續創作喜劇的“開心麻花”）。

除了“他是怎麼成功的”，圍繞陳思誠的另一個謎是，他為什麼這麼捱罵？

似乎，陳思誠不僅有吸引觀眾入場的能力，還有遠超同儕的惹人厭的特質。我們只要打開社交平臺，就能看到多如牛毛而且指名道姓的針對其人的謾罵。這在中國電影圈，也是異常罕見的，尤其是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這幾位大導演之後，我們一般很少再對導演表達出過多的關心了。

陳思誠和他的電影每每在上映期引發巨大的爭議已成常態

奇妙的狀況就是這樣，陳思誠一邊贏得了數量廣大的觀眾，一邊又招致了連篇累牘的責難。票房榜上的紅，與輿論場上的黑，齊頭並進，交相輝映。

應該說，眾多關於陳思誠及其作品的指責，絕對不是空穴來風。油膩中年的自戀、男性沙文主義、趣味低俗、剝削思維、原創不足、消費社會情緒……這些毛病，明明白白地都在陳思誠主導的這一系列影片裡呈現著。

坊間對陳思誠的批評，很大一部分源於他“油膩自戀男”的低級趣味

作為電影創作者，陳思誠的最大問題是駁雜不純，只懂做加法而不知節制。他自己編劇和導演的《唐探》系列是典型案例，高密度的情節和高密度的臺詞每每雜糅著低俗惡俗的喜劇橋段，他總想密密麻麻地填滿銀幕上的每一寸空間和每一秒時間，既要遮蓋住劇情的漏洞，又想拼命胳肢觀眾笑出聲。然而，粗率胡來的劇情轉折與故作周密的推理橋段總是接榫得磕磕絆絆，更在氣質和品位上互相沖突。

換言之，他太想討好觀眾了，又太喜歡畫蛇添足了。可是，他的劇作又總是隻在最核心的犯罪動機和犯罪手法上下了足夠的工夫，但整個故事的起承轉合往往卻是斷裂拼湊的。最關鍵的是，作為主角的那一對甥舅偵探，無論如何，電影應該是屬於他們的故事，然而《唐探》系列的劇情，卻完全沒有順著人物來生髮，因此影片的成色異常粗陋。

所以，在有足夠的閱片經驗和審美儲備的文化評論界及文藝青年群體之中，陳思誠的電影總會遭遇大面積的惡評，而且這些惡評往往還會上升到對他的個人攻擊上。

而且耐人尋味的是，陳思誠越賣座，也就越捱罵，這本身就是一體兩面：擁有好品位的評論界和文青們，是有著發言能力和發言習慣的群體，正由他們構成了“國內輿論場”的一大半，而陳思誠作品的一再熱賣，也就意味著，公眾是認可且喜愛這一套的，而這就更激起了這個無妨籠統稱之為“知識界”的怒火。他們不僅是在生陳思誠的氣，也是在因為國民平均水準的低劣品位而急火攻心。

人紅是非多，這也不是陳思誠一個導演要面對的，多年來，謝晉、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郭敬明等招致的批評，其實也都不遑多讓。

不過，具體到陳思誠身上，或許確實有一些特殊之處。顯然，他對推理探案、對兩性關係、對無厘頭喜劇有著強烈的興趣，而這些無疑也完美匹配了市場的需求。

而弔詭的是，在這些方面，他的視野、趣味、品位，實在未臻化境，所以，雖然他憑藉這些“本領”征服了票房榜，亦即俘獲了相當多的並不會在社交平臺上發言的“普通觀眾”，但是他所掌握的“信息差”，又實在不足以讓“資深觀眾”信服，於是反反覆覆地被抨擊。

剝開《唐探3》和《唐探1》的紛繁外殼，其實內裡都是“女兒弒父”的悲涼故事

換言之，“電影導演”這個身份，在過去，甚至在今天，都代表了某種高於一般人的審美趣味和表達深度，可是到了陳思誠這位產品經理這裡，他的水平能力足夠俘獲大眾（或者無妨說正是和最普遍的大眾實現了同頻共振），但在“精英”層面，卻由於其“太low”而被廣泛鄙視。與此同時，因為他的商業成就和影響力、因為全民對影視名人的過分關注，更導致了他在媒體和社交平臺上遭到了過量的爭議。

所以，在相當意義上看，他很像1990年代香港影壇的兩位前輩：徐克和王晶。在帶隊拍一種很賣座的類型片上，他像武俠片專業戶徐克，而在個人趣味和表達上，他又很像“屎尿屁天王”王晶。特別是一邊賣座不斷，一邊又被輿論不停冷嘲熱諷，陳思誠的境遇尤其像王晶。

然而，無論是王晶、徐克還是陳思誠，他們都絕非僥倖成功之人。要知道，勤奮或者油膩的導演，無論在哪國的電影行業都是最常規的存在。但憑什麼只有這幾位才能揚名立萬呢？

歸其根本，還在於他們各自也都有自己的“作者性”。徐克不用多說，他的俠客情結和開啟民智的熱忱，確乎是眾多華人導演裡最出挑的一位。而王晶則是小市民文化的代言人，他的電影大多傳達的都是拜金慕強講義氣、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平民價值觀（也就是今天“開心麻花”主打的這一套）。

那麼，籠罩在嬉皮笑臉、聒噪不休之下的陳思誠呢？其實，他的創作底色是異常悲涼又異常殘忍的，他主導的六部犯罪電影——《唐探》三部曲、《誤殺》兩部曲加上《消失的她》，一言以蔽之，主題都是“復仇”，而且基本上都是一種魚死網破同歸於盡的寂滅。

這六部電影，幾乎都在講一個或若干個家庭的悲劇。《唐探1》和《唐探3》甚至共享了同一個故事核心：絕望的女兒要除掉自己的父親。而在“窮人反殺權貴”的《誤殺》系列裡，富人和窮人最後都難逃家破人亡的命運。

而且，在這六部影片裡，獨獨缺少的是其他大多數國產犯罪題材都必須大寫的“正義必勝”的鐵律，在這批故事裡，罪案確實破解了，然而罪惡並沒有停止。所以，它們本質上，都是改頭換面後的黑色電影，情緒出口是堵死的、是黑暗的。

所以，這一系列影片頗受歡迎，仔細深究的話，一些表面上的原因並非構成了全部。或許，恰恰正是因為它們在當今這個“正能量”為王道的觀影時代裡，給了那些陰暗、醜陋、殘忍、扭曲留了一道小小的後門和排遣的管道。

陳思誠在犯罪懸疑片領域的深耕，帶給他豐厚的市場回報，也悄然傳遞著他作為創作者的內心隱秘

有可能他是不自知的，但又或許他有所覺悟，才那麼熱衷於拿各種蹩腳惡俗的段子來轉移焦點。當然，更有可能的是，在為市場拼裝產品時，他自覺但又不自覺地，把自己意識深處那些呼應人性和社會的所思所想、所愛所怕，都悄悄地澆灌了進去。

所以，他總捱罵的另一層面的理由，大概也是在於他不敢或者說不知道如何把這深邃沉重的表達，用最匹配這類題材的規整嚴肅的拍法（例如婁燁那樣）給拍出來，而每每只會用亂七八糟的障眼法煮著夾生飯。

與此同時，他的男性油膩和低級趣味，同樣也明晃晃、大喇喇地登著大雅之堂，我們不能說他代表了所有的中國男性，也不能說代表了所有的中國電影人，可是，大家也很清楚，他的確有著相當大的範本性。因而，這又特別地讓人鬱悶。

所以，陳思誠的電影作品又確實是誠實的。它們是當下這個社會各種現實的投射，也是曾經高端的文藝門類被“公約數”拉平踩扁後的表象，又還是一個創作者暗度陳倉對“新主流”方針的逆反。

沒錯，在陳思誠這裡，“我的攝影機不撒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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