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倫蒂諾執導的影片《殺死比爾》，劇照，2003年
近日，討論度最高的電影非《消失的她》莫屬，“專治‘戀愛腦’‘聖母心’”的標籤一出，網友們已不願再懂。而據說，該片原型正是2019年轟動中外的泰國墜崖殺妻案，如瞭解該案，你就會知道《消失的她》已是美化版本……“復仇女”的戲碼愈深入人心，其反映的社會問題愈不可忽視。她們為何復仇？藝術界有何“復仇女”的形象？今天，時尚芭莎藝術帶你瞭解。（p.s. 本文含輕微劇透哦。）
影片《消失的她》以男主角何非苦尋結婚週年旅行中失蹤的妻子開啟：身在東南亞，走投無路的他正在暴雨中求助警方。而次日清晨醒來，何非身旁卻躺著一位不認識的、自稱是其妻子“李木子”的女人。由此，尋妻之路改為證明“李木子”並非妻子。
偶遇金牌律師“陳麥”給了他一線希望。與陳麥共處驚心動魄的五天後，何非終於在“死”到臨頭時鬆口吐露了真相。謎底揭開，佈下天羅地網的不是象徵正義的警方，而正是由“陳麥”領導的“復仇者聯盟”。
“海誓山盟”不可信，關鍵時刻還得是女人——縱觀近年的復仇影視劇，不招惹則已，女人狠起來，男人會有“性命危險”。
比如在大衛·芬奇執導的影片《消失的愛人》中，丈夫Nick在失業後逐漸懶惰，甚至出軌，Amy設局誣陷Nick謀殺自己，完美拿捏、復仇；劇集《致命女人》裡的全職太太Beth Ann面對丈夫的不忠，同樣冷靜如特工般佈局借刀殺人。
當然，作品中的女子復仇不僅為婚姻，還有面對霸凌、性侵後，申訴無門，只有處心積慮地策劃，就如韓劇《黑暗榮耀》和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作《前程似錦的女孩》。
從上至下：《消失的愛人》《致命女人》《黑暗榮耀》《前程似錦的女孩》
觀影很爽，現實殘酷，藝術界就有這樣一起“謎案”——1985年9月的某天清晨，藝術家安娜·門迭塔（Ana Mendieta）從紐約一棟高層建築一躍而下，墜樓身亡。
判定她為意外墜亡或自殺顯然無法服眾，當時的門迭塔正要在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首次機構個展，事業蒸蒸日上；且在墜亡前，有人聽到她正與丈夫、極簡主義藝術家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爭鬥。因此，嫌疑指向這位唯一的在場人，但經過兩年半的調查，安德烈先是被指控謀殺，後被無罪釋放。
圖一：左，安娜·門迭塔；右，卡爾·安德烈
圖二：安娜·門迭塔《Arbol de la Vida (Tree of Life)》，1976年
圖三：卡爾·安德烈《Equivalent V》，耐火磚，12.8×114.3×137.2cm，1966-1969年
這一次出場的“復仇者”不再是個人，而是群體。1992年，門迭塔的朋友聚集在紐約古根海姆，以抗議安德烈的展覽。到了2014年，由女權主義者、行為藝術家克里斯汀·克利福德（Christen Clifford）組織重演了門迭塔的作品；2016年，抗議蔓延到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復仇者”要求該館移除新展中一件安德烈的作品……
圖一：藝術家在迪亞藝術基金會門前的以血抗議卡爾·安德烈的展覽，2014年
圖二：抗議者聚集於泰特美術館，2016年
“復仇者”們的抗議沒將安德烈拉下神壇，但間接為門迭塔爭奪到應有地位。對此，古巴作家、藝術家可可·福斯科（Coco Fusco）稱其為“後現代的弗裡達·卡羅”。
“她沒有被忽視，是為數不多廣為人知並展出的拉丁美洲女性藝術家之一。”福斯科評價道。如今，其作品被包括古根海姆、泰特美術館等頂級機構永久收藏——她去世前尚未來得及在博物館舉辦展覽。
圖二：安娜·門迭塔《Untitled: Silueta Series》，明膠銀印，17.1×24.8cm，1978年，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藏
圖三：安娜·門迭塔《Untitled》，明膠銀印，33.6×49.5cm，1978年，MoMA藏
被低估曾是女性藝術家的宿命，當她們的藝術因受到傷害才被關注時，這種狀況顯得尤為慘淡。卡羅如此，門迭塔如此，17世紀的“復仇女神”阿爾泰米希婭·真蒂萊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更是如此。
在這位最著名的巴洛克女性藝術家筆下，據《聖經》繪製的畫作《朱蒂斯斬首敵將》有了自傳的意味——17歲時，真蒂萊斯基被導師阿戈斯蒂諾·塔西（Agostino Tassi）性侵。
其父提出訴訟後，審判竟一度偏向塔西，真蒂萊斯基堅持證詞，甚至提出願受刑罰以證清白。最終，塔西被判逐出羅馬，但並未執行，受害者卻因聲譽受損被迫嫁給一位佛羅倫薩畫家，離開羅馬。
真蒂萊斯基的武器只有藝術。《朱迪斯斬殺赫羅弗尼斯》中的血腥場面、《莎樂美與施洗者聖約翰的頭顱》中鐵盤上的男性頭顱皆是其報復的籌碼。哪怕施暴者並未在當時獲得應有代價，但百年後卻臭名遠揚。所以，正如真蒂萊斯基向贊助人所說的一般，其身上擁有“凱撒大帝的精神”。而這場復仇的結果，雖晚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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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真蒂萊斯基《朱迪斯斬殺赫羅弗尼斯》，布面油畫，158.8×125.5cm，1620年
圖二：真蒂萊斯基《莎樂美與施洗者聖約翰的頭顱》，布面油畫，84×92cm，1610-1615年
儘管仍有“施暴者”，但“復仇者”也日益擁有更強大的力量以進行抵抗。三百年後的美國洛杉磯，由藝術家蘇珊娜·萊西（Suzanne Lacy）和萊斯利·拉博維茨-斯塔魯斯（Leslie Labowitz-Starus）領導，一場轟轟烈烈的示威活動“憤怒與哀悼”在市政廳的臺階上舉行。那時，連環殺手“山坡絞殺者”在洛杉磯綁架、性侵併扼殺共十餘名女性……
此後，該活動被廣泛報道，也促使自衛課程向更多女性普及。而這起殘忍的案件終於在1978年落幕：兩位罪犯被判處終生監禁。
圖二&圖三：蘇珊娜·萊西和萊斯利·拉博維茨-斯塔魯斯《哀悼與憤怒》，1977-1978年
“女性是一種處境。”由如上案例可知，她們面臨的不僅是單一施暴者帶來的危害，還有社會結構的壓迫。“Girls Help Girls”因此成為抵抗的必然選擇，比如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就有這樣一樁軼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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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豐塔納《Self-Portrait at the Virginal》，布面油畫，1577年
圖三：豐塔納《Minerva Dressing》，布面油畫，1614年
圖四：豐塔納《The Wedding Feast at Cana》，布面油畫，1575-1580年
拉維妮婭·豐塔納（Lavinia Fontana）被視為首位與男性平起平坐的女藝術家，有工作室、為貴族畫像。這位職業藝術家非常為女性著想，她深知女性的職業生涯因生育會遭受更多挑戰——在1578-1595年間，其生育了11個孩子。所以在接下貢扎蒂尼（Gozzadini）家族肖像畫的單子後，她替貢扎蒂尼的女兒勞多米婭小小地“報復”了一下。
該家族會把財產留給首位生下男性繼承人的女兒，但因沒誕下後代，勞多米婭一直被丈夫指責——即便問題的關鍵不在她。豐塔納的作品便隱晦地畫出了真相：勞多米婭與姐姐的胸前各佩戴了一枚獎章，畫有丈夫們的裸體形象，但細看就能發現區別：一位雄姿英發，另一位“萎靡不振”……
上：豐塔納為貢扎蒂尼家族畫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Gozzadini Family》
下左：《Portrait of the Gozzadini Family》中勞多米婭的姐姐佩戴的“獎章” ；下右：勞多米婭佩戴的“獎章”
其實，人們熟知的游擊隊女孩（Guerrilla Girls）在上世紀70年代也針對父權制度的壓迫現象進行過一系列示威，至今仍在紐約活躍；盧巴娜·希米德（Lubaina Himid）的作品則為有色女性群體發聲、創作，為她們被奴役的歷史、被忽略的事實。
作為首位獲透納獎的非裔女性，她聲稱並不為此自豪，這一標籤只彰顯了藝術界的長期偏見。而如今，這些被低估的藝術家正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心……
圖一：游擊隊女孩《Benvenuti alla biennale femminista!》，海報，2005年
圖二：希米德《Le Rodeur：The Exchange》，布面丙烯，2016年
圖三：希米德《Naming the Money》，裝置，2004年
回到影片《消失的她》，將妻子受害歸因“戀愛腦”“聖母心”顯然狹隘，過於簡單化的歸類指向某種刻板印象。女人為何復仇？為不公的待遇，為固化的階級。合理的抵抗正是為推倒高牆，得到應有的權利，即便如今這種行為也被統一為“復仇女”的形象，從而進行消費。
但復仇也有另一種方式——正如詩人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所寫：最佳的報復，就是好好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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