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完善新型舉國體制，發揮好政府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組織作用，突出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對政府工作的建議中做出上述強調。圍繞醫學科技“靠什麼自立”“何以自強”這個關鍵命題，代表、委員積極建言獻策。
“在政策的立體支撐與保障下，醫學科技創新的大時代已經到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喬傑說，醫學科技創新是維護人口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高校、醫療機構是科技全鏈條的重要節點，醫學科技創新的全鏈條包括政、研、產、學、用等多個環節。公立醫院作為醫療服務的主體力量，要明確公立醫院科技創新功能，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推動基礎與臨床研究交叉融合，構建多領域、多學科融合的醫學創新體系，完成高質量臨床研究和轉化研發，將科技創新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人民。
喬傑介紹，近些年，北大醫學部把科技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通過“造生態、建隊伍、搭平臺、重協同”，有效整合資源，跟多個企業進行校企合作，激發醫務人員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醫生、企業家和科學家結合在一起，讓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診療技術能夠迅速在臨床轉化，攜手企業共同開啟創新之路，打造國際一流的研究型醫院。
據瞭解，以北京協和醫院為代表的國內頂尖醫院正在加快推進高質量發展試點醫院和國家醫學中心建設。“中央高水平醫院臨床科研專項”的實施，國家決定開展提升高水平醫院臨床研究和成果轉化能力試點，為醫院創新驅動發展注入新的動能。
“臨床科研專項落地之初，北京協和醫院就建立了‘決策、執行、監督’相對分離的組織領導體系和‘行政、技術兩條線’的運行體系，為開展高效、規範的高水平臨床研究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協和醫院院長張抒揚介紹，為了聚焦國際一流、聚焦治病需要、聚焦創新成果轉化，堅持目標和成果導向，破解更多影響人民健康的“急危重、疑難罕”的“卡脖子”問題，醫院整合院內外優勢資源、建立全國研究網絡，開展集成攻關，一體化貫通產學研全鏈條，全面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以罕見病診治為例，2022年，北京協和醫院聯合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完成“疑難重症及罕見病全國重點實驗室”的整合組建申報，以北京協和醫院大興院區為載體的疑難重症及罕見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將全面投入使用，為相關重大科技創新、重大新藥研製、前沿科學研究“攥緊了拳頭”。“臨床科研專項為臨床醫學研究工作提供了穩定的資金支持，試點方案更是為臨床研究釋放了巨大的政策紅利，各類創新平臺發揮支撐保障作用，臨床研究人員的積極性持續提升。”張抒揚表示，“項目不唯職稱、不論年資，一張張年輕的面孔擔綱，成為任務負責人，良好的創新生態正在顯現出強大的活力。
“能否產出並且持續產出改變現有臨床實踐的原創性成果，決定了中國的臨床醫學學科能走多遠、能變多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肝膽外科副主任趙宏說，世界範圍內臨床醫學發展日新月異，很多既往治療困難、療效差的疾病患者的生存率得到了顯著提高，這得益於新技術和新藥的不斷湧現。
喬傑表示，高校附屬臨床醫院要依託現有的臨床、研發與人才資源，以院企聯合研發中心建設為契機，探索科技創新、合作與轉化的新模式，推動臨床醫學創新轉化與社會資源和醫療衛生健康市場緊密有機融合，共同發揮技術升級的“出題者”與“承接者”的作用，打造“醫產學研企”良性循環新生態。她給出了三方面建議：其一，從機制上打通醫院間、醫院與高校科研院所間、醫院與企業間在信息、資源和人才等方面的壁壘，充分聯動創新轉化鏈條上的各環節，從頂層設計上幫助臨床醫生做創新轉化，以多中心合作的方式解決疑難問題。其二，解放思想，鼓勵創新，給創新研究者更大的激勵。比如，推出臨床科學家計劃、優秀科學家計劃，讓更多臨床醫生願意參與科技創新。其三，建立信息技術對醫院高質量發展的綜合支撐體系，通過信息化手段提高效率，並促進人工智能與醫療產學研用深度融合。
“要以醫療市場為導向，推進產學研融合發展。”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骨科主任黃偉表示，構建以醫療市場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模式，可以更好地引導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對於產學研的評價應從專利模式和論文模式向產品化模式轉變，重視實際產出，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技術產權交易機制、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他建議，充分發揮政府在醫療創新轉化中的主導作用，建立以政府為媒介、以企業為載體、以高校為支撐、以產品為目標的產學研融合新模式，同步搭建推動產學研穩定發展的信息交流平臺，形成多學科乃至多企業產學研孵化的良性循環。
“醫學成果轉化的環節眾多、流程複雜，若在沒有具體操作依據的情況下進行轉化，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踩到紅線。”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骨科主任張偉濱表示，希望多部門合作共同制定政策，商定免責條款、劃定轉化過程中的紅線。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醫院放射科主任兼醫學影像中心主任陳敏呼籲，加快推進高端醫療裝備自主品牌國際化發展，在國家政策和資金引導下，在政府援外項目、共建“一帶一路”等的對外項目建設中，大力推廣高端醫療裝備、創新產品。同時，建立高端醫療裝備領域交流合作機制和服務貿易國際合作機制，推動自主品牌與國外高端科研機構及教學醫院的科研合作，為高端醫療裝備自主品牌“走出去”創造更多機會和便利條件。
人才是第一資源。“然而，我國高端醫學技術人才極為短缺，整體醫學技術創新能力明顯不足。”全國政協委員、天津醫科大學副校長於春水錶示，我國越來越重視醫學技術人才培養，2011年將醫學技術由二級學科調整為一級學科，2018年設立了醫學技術博士學位授權點。雖然這些重大調整推動了我國應用型醫學技術人才的培養，但是創新型醫學技術人才培養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於春水建議，教育部門制訂“醫學技術拔尖學生培養計劃”；條件成熟時，推出“未來醫學技術學院”或“高水平醫學技術學院”建設計劃，鼓勵高校、研究院所、醫院和相關企業聯合申報，整合優秀師資和優質資源，形成產學研用貫通融合的高端醫學技術人才培養基地。
“要放開思路，打開口子，著力培養具有多學科背景和產學研能力的創新人才團隊。”黃偉建議，加快醫療轉化創新複合型人才培養，鼓勵醫院和企業進行人才交流，在教育和人事上鼓勵創新人才多點就業，在培養階段可通過設立獎學金、孵化基金等方式開展與企業的溝通交流。此外，鼓勵企業加大創新轉化投入，提供產學研項目崗位，具有較強實力的創新企業可以通過建立博士後流動站、實驗室等方式獲得高校培養的高端人才。
目前，我國科研經費支撐體系對以臨床需求為導向的應用基礎研究支持不充分。趙宏介紹，醫學類可申請的國家級科研項目主要來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自然基金以及科技部的重點研發專項。自然基金主要支持對機制等基礎科學問題的研究，重點研發專項一般需要組建較大團隊並且每年資助數量較為有限，無法充分發揮和調動廣大臨床研究者的科研積極性和能力。
此外，由於國家級項目已成為一流醫院和醫學院職稱晉升、人才頭銜的評價要素，一大批臨床醫生將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自己並不擅長的基礎研究中，與臨床工作和需求相脫節。趙宏建議，建立以臨床需求為導向的國家級應用基礎研究基金，從臨床問題出發，強化學科融合，改革評價體系，產出一批能解決臨床實際問題的新技術、新方法。可考慮探索建立全新的項目評審和成果評價體制——應用基礎型研究的評審需要基礎和臨床兩方面專家協同；成果評價不拘泥於論文，而以臨床應用和產業化為主要指標。
全國人大代表、聖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戴立忠注意到，近年來，國家在基礎醫療保障建設、“陽光掛網”、集中採購、醫保政策調整、降低藥佔比、重大疾病防控等方面投入巨大。他提出，政策密集出臺，在惠及民眾健康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如在體外診斷方面，不少地區集中採購採用最低價中標原則，易發生“劣幣驅除良幣”“只議價、不帶量”等問題，造成創新投入緊縮的局面，長此以往，不利生物醫藥產業創新發展。
“對臨床醫學產生重大影響的創新技術成果，在其轉化應用的一定階段，必然產生新的醫療成本。”黃偉指出，目前，疾病診斷相關分組（DRG）付費作為醫療質量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要求同一疾病的不同診療方法費用一致，沒有對傳統技術和高新技術加以區分。這導致醫院向新技術、新術式等投入人財物等資源時，面臨負面評價壓力。黃偉建議，搭建梯次化的醫技費用核算機制，推進高端醫技普惠化發展。新技術研究成果在轉化應用初期可不納入DRG付費體系，各醫院每年可向醫保部門提交一定數量範圍內的高端醫技支付申請，對在轉化應用中逐漸形成較成熟診療方案的，經評估，按照一定比例納入DRG付費體系。
“我國醫療器械行業規模已超萬億元，是全球第二大醫療器械市場。但是，醫療器械產業鏈的完整性、競爭力、穩定性不足。高端設備、核心零部件進口依賴度仍較高。”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神經內科盧林主任醫師表示，突破發展瓶頸，除組織跨領域聯合創新、夯實高端醫療器械工業基礎外，建議優先考慮將國產創新醫療器械納入醫保支付範圍，在DRG/DIP支付、大型醫療設備配置許可等方面給予適當傾斜，鼓勵臨床醫療機構推廣使用國產設備。
文：健康報首席記者 姚常房 葉龍傑 記者 張磊
編輯：楊真宇
校對：於夢非
審核：徐秉楠 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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