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於1897年，泰特美術館已成為英國乃至世界博物館行業金字塔尖的實踐者與創新者。其藏品類別豐富、數量龐大，橫跨16世紀至今，旗下擁有4座博物館，同時也是藝術界最具權威的“透納獎”的主辦方。館長瑪麗亞·芭爾肖（Maria Balshaw）獨家為《時尚芭莎》撰文，從歷史與當下出發，分析博物館未來的機遇與挑戰。
泰特美術館館長
肖像攝影/Hugo Glendinning
博物館是什麼？目的為何？上世紀80年代，人們在一份調查問卷中將之形容為“擺滿琳琅物品、佈滿灰塵之地”。的確，博物館大多建立於皇室貴族的私人藏品之上，且只是名義上向大眾開放。比如，大英博物館雖於1753年起就面向公眾開放，但在頭一百年，要想參觀此處，人們需要貴族引薦、提交申請、預約時間；進入後，一路上還有帶武器的士兵看守，參觀體驗並不理想。而且，展品背後晦澀難懂的策展原則也只有文化精英能夠理解。因此，早期博物館模式主要用於區分階級地位與文化程度，更是為了合理化帝國主義統治、工業開採、奴隸制與殖民征服。
泰特美術館的創立也不例外。其名字來源於英國製糖業巨頭亨利·泰特（Henry Tate），而糖業貿易欣欣向榮的背後與奴隸制密不可分。雖被冠以這一名字，但我們有自信去講述那些複雜的往事。幾年前，泰特美術館曾與倫敦大學學院（UCL）合作發表《英國奴隸所有權遺留問題研究》（Study of the Legacies of British Slave-ownership），並向大眾分享。此舉並非為了維護亨利·泰特，也不是徹底“取消”（cancel）他的存在，而是讓我們充分了解自身的過去，在遇到觀眾或藝術家的提問時才能應對自如。
圖1：第4展廳“The Exhibition Age”，泰特不列顛美術館，2023年
圖2：第23展廳“Henry Moore and Francis Bacon”，泰特不列顛美術館，2023年
圖3: 第16展廳“International Modern”，泰特不列顛美術館，2023年
在英國，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初，隨著城市與交通工具的發展，再加上當時的禁酒運動，《博物館法令》（Museum Act）於1845年頒佈。該法令允許當地政府將稅收投入博物館建設，鼓勵民眾多看展，少流連於酒館，從而提升大眾的文化程度與品位。不過，鞏固階級的目的仍然存在，由於當時歐洲各國革命頻發，因此這一措施也旨在教化民眾接受自己的社會地位。
直到二戰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各類社會運動的興起、社交媒體的普及才逐漸瓦解了早期的博物館模式。其中一個典例是美國華盛頓的安那考斯蒂亞社區博物館（Anacostia Neighbourhood Museum），坐落在黑人社區，隸屬於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它沒有藏品，外觀也不像博物館，其舉辦的展覽都與當地民眾息息相關，比如關於老鼠的歷史和習性，因為當地居民苦老鼠久矣。
“The Rat: Man's Invited Affliction”展覽現場，安那考斯蒂亞社區博物館，1970年
社會變革思想對當代藝術的影響也深刻改變了博物館的策展和布展方式。要知道在1973年，藝術家琳恩·赫什曼（Lynn Hershman）原本打算展出其特定場域作品《但丁旅館》（The Dante Hotel），但由於作品包含聲音裝置，策展人堅持認為這不是適合博物館的媒介，從而將展覽叫停。如今，聲音、影像等媒介早已不足為奇，這無不提醒我們博物館在半個世紀以來的鉅變。
另一改變是向更廣泛和多樣化的大眾敞開大門。1997年，英國工黨當選之後承諾讓人們免費參觀博物館，從1999年到2001年逐步降低兒童、老人和所有人的門票費用。而這一舉措的效果十分可觀——當V&A博物館在2001年徹底取消5英鎊的門票後，當年的參觀人數增長了111%，從110萬人次到230萬人次；十年間，英國博物館的參觀人數從720萬人次增長到1800萬人次。尤其讓我欣慰的是，根據英國旅遊景點協會的報告，英國最受歡迎的景點從2007年的黑池遊樂海灘，到2008年轉變為前三都是藝術機構——泰特美術館、大英博物館和英國國家美術館。可見，博物館不再是“佈滿灰塵”之地。
圖1：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
然而，減免門票並非這一轉變的唯一原因，還在於博物館成為見證與促進社會變革的場所。一開始，國家級或地方重要博物館幾乎置身事外，直到越來越多的藝術團體成立，以抗議針對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的歧視，以及反對核武器等。這讓許多大型博物館也紛紛入場。創建於2000年的泰特現代美術館就是典例，成立第一年就吸引了超過400萬人次的遊客。
美術館外，路易絲·布爾喬亞的“大蜘蛛”雕塑甚至改變了附近緊張不安的治安環境；而美術館內，“渦輪大廳”（Turbine Hall）藝術項目的開展也極大提升了大眾的互動和參與程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的《氣候計劃》（The Weather Project），天氣本就是英國人最熱愛的話題，作品一經展出就收穫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我記得當時帶3歲的女兒去看過這件作品，多年後她仍將泰特現代美術館稱為“太陽美術館”，可見這類“沉浸式”藝術體驗的強大力量。
奧拉維爾·埃利亞松《氣候計劃》，泰特現代美術館渦輪大廳，2003年
在一定程度上，以種族、身份和環保等為主題的展覽能夠提高觀眾的多樣性，吸引特定群體前來參觀。不過，這類觀眾仍然更容易選擇梵·高等藝術家的大展，或更利於社交網絡傳播的沉浸式展覽，而非針對某一社群的特展。此外，研究表明，來自低收入和更多樣化群體的觀眾僅佔博物館參觀總人數的20%，而這類人群佔英國總人口的近一半。不僅如此，他們依然表示在博物館中會感到不自在、焦慮，因此博物館應盡力去除這些障礙，尤其是針對以家庭為單位的遊客，這將有效促進觀眾的多樣化。
圖1：Lubaina Himid《 A Fashionable Marriage》，1986年，裝置現場圖（2017年） ©Nottingham Contemporary, Photo: Andy Keate,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Hollybush Gardens
圖2：展覽“A World in Common: Contemporary African Photography”現場，泰特現代美術館，2023年
圖3：展覽“Isaac Julien: What Freedom Is to Me”現場，泰特不列顛美術館，2023年
積極參與社會變革與提高觀眾多樣性的同時，博物館自身也常處於爭議中，因為有時這些抗議是針對博物館本身的，且多與其贊助資金來源有關。不管是以國家贊助為主的歐洲博物館，還是以私人或企業捐贈為主的美國模式，抑或是綜合兩者的英國博物館，這種日益緊張的關係都令人不容忽視。
自2010年以來，泰特美術館就因接受石油公司贊助而遭到藝術團體“解放泰特”（Liberate Tate）的抗議。近幾年，贊助遍及全球的賽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因導致阿片類藥物濫用而遭到抵制；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副主席沃倫·坎德斯（Warren Kanders）因涉嫌向以色列軍事組織出售軍火而辭職。另外，藏品是否與殖民或戰爭掠奪有關也成為焦點問題。目前許多公共機構都設立了道德委員會（Ethics Committees），以避免今後此類事件再次發生。不過，由於委員會成員自身就與利益相關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這一方式仍在討論與探索階段。
“解放泰特”在泰特美術館發起的抗議活動
由於許多藝術家也參與到抗議當中，因此這類活動非常接近於藝術表達，再加上發生在博物館，從而形成某種奇妙的聯結。當然，這些爭議也給博物館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許多在世藝術家可能因此選擇拒絕與這些機構合作，藝術家黑特·史德耶爾（Hito Steyerl）就因賽克勒事件終止了與蛇形畫廊（Serpentine Gallery）的展覽合作，而這只是近來眾多例子之一。不得不說，博物館當下在籌措資金方面的壓力與日俱增。
“Lubaina Himid”展覽現場圖，泰特現代美術館，2022年 ©Tate (Sonal Bakrania)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Tate
儘管人們希望公共藝術機構能保持中立，但我必須要強調，博物館永遠不是且不可能保持中立，不管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我希望將博物館視作能與這些衝突並存的空間或概念，能夠接納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比如在英國，我從未看到一家支持脫歐的博物館……
對於觀眾而言，雖然博物館具有教育功能，但我們必須努力避免說教，而是告訴人們“可以”這麼想。我們也必須要承認，改變是一個長期、困難且讓人不愉快的過程，當下還遠遠不夠。而在嘗試不同方向時，博物館可能已經犯錯且還將繼續犯錯，而這些錯誤將引導未來博物館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 原文刊載於《時尚芭莎》
2022年7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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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文 瑪麗亞·芭爾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