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學者更傾向於將中國歷史作為“對象”、“素材”放置進西方人文學科的知識脈絡中進行分析和考察，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將中國視作“世界歷史”中一個被動參與的對象，而所謂“世界歷史”的規則是以西方歷史發展脈絡為基礎建構起來的。
“大一統”觀念及其制度是中華民族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自秦漢以降，統一多民族國家不斷鞏固，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主線，與西方歷史進程形成鮮明反差。然而，一些西方學者在看待其他文明時，很難摘下自身歷史與文化傳統賦予的“有色眼鏡”，不是直接使用某一時期西方歷史模型作為衡量中國“大一統”的參照物，就是藉助西方理論觀點評述中國歷史上的統一。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研究前提和認知結構，勢必將其論述引向形形色色的謬誤，根本無法準確把握中國歷史。
近幾十年西方漢學對“大一統”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兩個問題：其一，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大一統”？其二，歷史上中國人為什麼要追求“大一統”？前者關乎“大一統”的界定，後者則關乎“大一統”的價值和意義。
知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 Shafer）是質疑“大一統”存在的典型代表。他本人未曾就中國的“大一統”政治制度作過深入研究，卻在一篇發表於1990年的論文《鄴中記》中，武斷地將歷史上的中國視作與歐洲一樣僅具地理意義的概念。這一偏頗論斷對後來的西方學者產生很大影響。薛愛華主要研究中國“五胡十六國”時期歷史，便認為中國與歐洲同樣以分裂為常態，進而誇張地把歷史上統一的中國稱為“一個不存在的幻想”（non-existent chimaera）。薛愛華的看法顯然忽視了一個不可動搖的事實：秦以後的中國在兩漢、隋、唐、元、明、清等朝代長期維持著統一，“五胡十六國”時期並不是觀察中國歷史、政治傳統的主要樣本。
懷疑“大一統”之制意義和價值的代表性學者是秦漢史專家魯惟一（Micheal Loewe）。他在《劍橋中國秦漢史》相關章節中討論了奠基於秦漢時期的統一國家制度對中國文明的意義，說明魯惟一承認“大一統”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但在另一篇專題論文《從中華早期帝國所見中國之統一觀念》中，他卻認為中國古代的“大一統”是一種“徒勞無功”的制度。他一方面將“大一統”觀念視作中國民族特性的標誌，另一方面卻不斷通過考察秦漢時期多民族交往活動，強調“大一統”在觀念和現實之間的差距。最終魯惟一認為，秦漢時期中央王朝與匈奴等政權的頻繁戰爭表明，“大一統”觀念和制度未必能“貢獻於人民之福祉”，以此質疑“大一統”作為政治制度的效用和價值。
較年輕的學者許田波（Vitoria Tin-ber Hui）更明確地將西方歷史作為理解和評判中國歷史的“樣板”。她不僅拒絕承認中國“大一統”的歷史事實，而且否認“大一統”的價值。儘管許田波沒有直接將某個時期的西方歷史模型用作評判中國歷史的標準，但她所使用的理論卻毫無疑問地導源於西方歷史經驗，如查爾斯·蒂利（CharlesTilly）以近代歐洲為基礎建立的民族國家論述，以及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Waltz）根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對古希臘城邦政治的記載而形成的理論。
問題在於，不論是近代歐洲還是古希臘城邦時期，都與中國“大一統”觀念形成的戰國時期有極大差距，二者都不是探討中國古代“大一統”觀念和制度的恰當參照系。從特定國家和民族的具體歷史經驗中得出的模型，不能簡單適用於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具體歷史實景。許田波的例子典型地表明，不實事求是地考察史料、不以直面歷史的態度總結歷史發展規律，僅僅依賴西方經驗或理論作為歷史研究的立論基礎，勢必無法得出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歷史的正確認知。
進而言之，對歷史經驗的反思往往包含一定的思想與理論前提。前文舉出的幾位西方學者依賴的“西方歷史模型”，不單純是指一些西方的歷史事實和經驗，還包括一定的基於現實的思想觀念、政治原則和價值取向。只不過前者是被剪裁的“布料”，相對直觀可見，後者則較為隱蔽，卻是真正的“剪刀”。
當被梁襄王問及“天下惡乎定”時，孟子擲地有聲地答道：“定於一。”圖為《元盱郡覆宋本孟子趙注》（故宮博物院1931年影印本）書影 資料圖片
舉例來說，薛愛華粗暴否認中國“大一統”歷史時，始終沒有系統考察過中國“大一統”制度和觀念的形成過程，反而以歐洲歷史作為“標準”的參照系，草率得出“分裂才是主流”的錯誤結論。與這種粗顯的謬誤相比，更隱蔽的是魯惟一，他相信政治多元主義代表更為優越的政體，始終無法理解中國的統一觀念，更無法認識到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正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財富。許田波等人認知謬誤的根本原因也與此類似。許田波用近代歐洲分裂狀態來比照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狀況，既過分誇大了四分五裂的歐洲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同時完全無視戰國時期飽受分裂之苦的中國人渴求重建統一、穩定政治秩序的強烈意願，無法聽到諸子著作中“定於一”的共同呼聲。
從政治哲學角度看，西方學者討論中國“大一統”之制，背後潛藏的核心問題其實是政治哲學領域經典的“最優政體”問題。魯惟一、許田波不認可“大一統”是一種優良政體，然而如果瞭解戰國時期慘烈的分裂戰爭所帶來的持續性惡果，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古人會將“定於一”的“大一統”視為關乎人民福祉和最佳政體問題的終極回答。大量史料表明，戰國晚期人民所試圖重建的穩定政治秩序，註定不能建立在頻繁且缺乏信任的“盟誓”基礎上。僅僅依靠少數貴族之間的盟約，既無法終止分裂狀態下曠日持久的紛爭，也不可能形成安內攘外的強大政權，更遑論實現廣大民眾的福祉。統一的政權是確保國泰民安的政治基礎，是真正的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
綜上所述，一些西方學者以西方的歷史經驗、歷史模型及相應的理論主張、政治原則來評判中國的“大一統”，其本質仍是西方學術研究無可擺脫的西方中心主義。這些學者更傾向於將中國歷史作為“對象”、“素材”放置進西方人文學科的知識脈絡中進行分析和考察，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將中國視作“世界歷史”中一個被動參與的對象，而所謂“世界歷史”的規則是以西方歷史發展脈絡為基礎建構起來的。
“文明交流互鑑不應該以獨尊某一種文明或者貶損某一種文明為前提。”在不同文明的比較研究中，厚此薄彼、強人就我的霸權思維極易造成種種流弊，不能不引起警惕。剖陳外國學者研究“大一統”問題的謬失，澄清“大一統”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有助於以正本清源的方式認知人類文明多姿多彩的複雜樣態，更有助於堅定不移地用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價值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而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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