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由佟麗婭、吳昱翰主演的反家暴題材電影《我經過風暴》正式上映。繼2001年的《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後，再一次有一部充滿力量的、揭露出殘酷現實的電影進入大眾視線，讓家暴這個嚴肅議題再一次被大眾討論，兩位演員都表示，出演這樣一部電影是有意義的。
導演兼編劇秦海燕則表示，這部電影探討的話題並不僅限於家暴，還有諸如女性困境、社會賦予大家的枷鎖和標籤等問題，同樣在影片中有所涉及，也同樣應該引起大眾的關注和反思。
恐弱情緒
談到家暴這個話題，可能很多人會有一個誤區：文化水平較低的人更軟弱更容易遭遇到家暴。
導演秦海燕在蒐集了大量的家暴案例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有很多女強人受過高等教育、有知識有文化、有獨立的經濟能力，但卻偏偏遇上了家暴。
在《我經過風暴》中，秦海燕就創造了這樣一個家暴受害者徐敏——為了家庭她努力工作打拼，常常在外應酬到深夜，但同時把兩個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丈夫陳均是大學老師，同樣也有體面的工作，但是他不滿意徐敏與人應酬、也不滿意她常常很晚回家，於是最初的言語辱罵逐漸升級為動手家暴。
徐敏這樣一個自身優秀又愛家顧家的完美女人慘遭家暴，足以引起大家對於家暴的重視——家暴並不是因為受害者犯錯，也不一定是因為施暴者文化程度不高，家暴就是一種親密關係的控制方式，它離我們並不遙遠。
“我進行了很多的採訪，施暴者會用這種方式讓受害者覺得我到底有什麼錯，施暴者會讓受害者覺得你捱打是因為你有錯，但這個是完全不應該的，並不是因為你不是一個完美的人，施暴者才去打你，而是家暴這個事情就是不對的，所以我覺得不完美受害者這個事情本身就是一個虛假的概念，只有有罪的施暴者”，秦海燕說。
將受害者定位為一個經濟獨立的高知女性，秦海燕還想探討的是女性常常會有的恐弱情緒。
“這些女強人不知道家暴怎麼就落在了自己身上，她沒辦法接受我怎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就會降低她的價值感，不願意對外界甚至朋友訴說，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受害者，會覺得很沒有面子。”
這種有“恐弱”情緒的女強人是離秦海燕最近、也是她最能理解的一個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她就發現獨立女性這個標籤本身就成為一批女性的枷鎖，“你必須事業有成，必須非常優秀，同時你又要結婚，有孩子，然後又非常顧家，要變成那種六邊形戰士，這本來就已經非常為難了，但有了孩子以後你又要更多去考慮別人，很難去考慮自己，所以覺得徐敏這個人物可能就是最接近我的一種人，所以才選擇用這樣的一個人物去進入家暴這個題材。”
《我經過風暴》的劇本秦海燕寫得很澎湃很順利，一個多月寫完大綱，又用了一個多月寫完劇本，拍攝時的劇本和初版劇本幾乎沒有改動。
秦海燕塑造的徐敏一直是個渴望陽光的人物，她堅定地選擇了離婚，想要為自己和孩子打破婚姻的困境，秦海燕說拍這樣的電影並不希望讓大家覺得窒息和壓抑，而是獲得勇氣和力量：
“我覺得徐敏這個人物是非常勇敢的，我採訪中遇到的很多的受害者，就會有一種習得性的無助，大部分經歷了長年的家暴是走不出來的，我覺得首先徐敏第一步選擇離婚，就已經非常勇敢了，儘管在這個過程中，她因為孩子可能會考慮要不要再努力一下保持家庭的完整度，但是她最終還是選擇一定要這樣掙脫出來。”
演員的選擇
2001年的《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熱播後，演員馮遠征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貼上“家暴男”的標籤，梅婷則表示戲中一些家暴的戲份真的讓她感受到生理不適，足見家暴戲不好演，且敢接這樣的戲要有很強的心理承受力。
導演秦海燕表示，男主角並不好找，很多演員都有顧慮不敢接，女主角徐敏是很早就定下了佟麗婭，她進組之後甚至也參與了casting的工作，幫忙詢問認識的一些男演員是否願意來演男主角陳均，“找了幾個月的時間，很多人看了劇本以後還是很有創作的慾望的，因為這個人物有很豐富的層次，但是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會有這種顧慮，最後還是沒有來，但是找到大翰的時候，他還真的就是基本沒有顧慮，他就是瞬間說他要來，還蠻感謝他的，我覺得是需要勇氣的。”
吳昱翰的太太在電影首映禮上透露，兩人從初中相識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了，生活中的吳昱翰其實是個情緒非常穩定的好丈夫和好爸爸，與角色完全不同。吳昱翰自己則表示，每次遇到新角色，他都會和太太商量是否要接，“這次她比我答應得更快一點，說你去能演好。”
在吳昱翰看來，《我經過風暴》這部電影通過紮實的文本故事，讓觀眾認識到家暴的危害，所以他很希望參與這樣一件有意義的事。
秦海燕在寫女主角徐敏的時候，腦海中雖然沒有具體的某個演員的模樣，但她希望對方是有婚姻經歷的演員，找到佟麗婭後，兩人可謂是雙向奔赴，完全不需要說服她，“我覺得可能在某一個節點上，我們都想說我們不要活在別人的期待裡，我們要勇敢地活出自己，照顧一下自己的感受，她可能也剛好在這個節點的時候，她覺得這個角色和她很契合。”
電影中的徐敏在婚姻中遭遇了一些問題，這種非常寫實和生活化的角色難免會讓一些網友將角色和演員的經歷放在一起聯想，佟麗婭表示作為一個專業的演員，她並不會在意這些：“演員可以把你生活中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把你受過的這些經歷或者是傷痛借鑑到戲裡，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方式。我覺得對於演員來說，要什麼樣的角色都嘗試，戲裡的徐敏需要勇敢一些，我佟麗婭也需要勇敢，難道我為了擔心別人說這回演了一個離異的女人，那就不演戲了嗎？那不可能。反而是用我們的作品告訴大家，我們生活中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很多的困難，如何去用智慧去解決，這才是我們影片的意義。”
家暴戲如何拍
佟麗婭和吳昱翰在《我經過風暴》之前並不認識，為了培養出兩人和兩位小演員一家四口的感覺，秦海燕先用了一天半的時間拍攝了一些劇本之外的東西，讓他們先過起小日子，比如一家四口在一起吃飯，小朋友一大早來鬧醒父母等等，這些溫馨相處的戲份後來被選擇性地剪出來，就是影片開頭的那些蒙太奇。
然後到了第三天下午，就開始拍攝徐敏和陳均激烈爭吵，前兩天剛建立起的美好生活，被迅速地親手扯碎，這樣的戲份讓佟麗婭和吳昱翰都感覺到非常窒息。
為了貼近角色，吳昱翰只能儘可能去共情陳均這個人物，嘗試站在他的立場上去思考他做出這些錯誤行為的心理動機，他沒有故意去把陳均塑造成一個壞人和變態。這個過程其實很擰巴，每次拍完戲吳昱翰都不看回放，“因為我擔心看完以後就跳出來就不會演了，因為看見以後你就會站在另一個角度，會很抵制這樣的事情，但是你演的時候你又必須要去理解這個人。”
整部戲的家暴戲拍攝基本沒有跳拍，情緒是逐漸升級的，從一開始的語言暴力演化到後面的動手。吳昱翰對佟麗婭根本下不去手，只能跟自己較勁，把自己的手都給摳破了。這時候佟麗婭就會去安慰他，告訴他打哪裡不疼，讓他放心去表演。
美術置景在棚裡搭了一個家，每次拍到家暴戲，基本都是徐敏下班後很晚到家，孩子已經睡了，房子裡只黑乎乎地留著一盞燈，此時氣氛已經很壓抑了，旁邊還有陳均不停施壓、辱罵、動手，佟麗婭說，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容易代入情緒，讓她常常喘不過氣來，“我是一個天生就比較陽光、自我康復能力挺強的人，導演一喊‘咔’我就馬上會衝出棚，在外面站一會兒，我需要吸收一點外面的新鮮空氣和陽光。”
最讓佟麗婭崩潰的是片尾呈現的那場當著兒子的面被家暴的戲，徐敏躺在床上，陳均不停施暴，孩子在旁邊哭喊，而陳均此時卻告訴兒子，就應該這樣制服一個女人。
那場戲是臨近殺青的時候拍的，拍了20多個小時，演員演到筋疲力盡——被打者神情恍惚想要殺人，施暴者進入打人打到亢奮的狀態——導演用這麼長時間的拍攝讓演員更加貼近角色。“拍得我們都快要得心臟病了”，佟麗婭說，“心臟都突突跳，甚至不敢多喝一杯咖啡，就覺得心臟要崩出去了。”
同樣耗費能量的還有最後的法庭戲，秦海燕透露，法庭戲最後剪碎了，但其實表演的時候是連著演完的，當時法庭的環境是下面坐了一兩百個旁聽席的群眾演員，就像一個劇場，佟麗婭一口氣演了半個小時，全情投入，“演完她整個人是溼透的，淚水、汗水，然後所有群眾演員真的都哭了，那一場戲演下來掌聲雷動。”
為了不同的角度和景別，這樣的戲佟麗婭又接著演了十幾遍，分成四天拍攝完成，對佟麗婭的體力和心理都是極大的考驗。
開機時拍攝的那一天半美好生活的片段，最終被秦海燕剪成了一個MV用來刺激演員，在法庭戲的時候，佟麗婭就會跟導演說，你再給我看一眼那個MV，看著曾經的美好生活被撕碎，然後找到法庭戲那種極致的狀態。
家暴之外
家暴是《我經過風暴》探討的核心議題，但在家暴之外，電影同時也讓觀眾思考原生家庭、代際傳承、親密關係、社會枷鎖、女性困境等等。
在蒐集家暴行為的資料時秦海燕發現，家庭暴力是有代際傳承的，很多目睹父母家暴的兒童，最後也變成了家暴的施暴者或者受害者。秦海燕在劇情裡設置了陳均原生家庭這條線——陳均母親長期受丈夫的家暴，所以身上會有煙疤，丈夫在陳均八歲的時候早逝，母親逐漸也變成一個加害者，開始對陳均使用戒尺等暴力的東西。
陳均的母親和徐敏是一組相似的對照組，同樣在婚姻中經受了暴力，但徐敏不願意這種代際傳承再延續下去，不願意自己的孩子生活在暴力的恐懼中，甚至成為下一個陳均，所以她最終做出了不一樣的選擇。
法庭上，當徐敏對陳均母親說，您應該是最能理解我的，陳均母親告訴她都是這麼過來的，忍一忍不就過去了嗎。這句窒息的臺詞其實是導演對女性困境的一種揭露：很多女性，尤其是陳均母親這一輩人，一直生活在一些所謂的社會評價體系的枷鎖裡面，認為結了婚就不要離。
電影中很多人物都在一些外界賦予的價值枷鎖裡掙扎，“每一個人物都有自己的一些困境”，秦海燕說，“他們都活在一些評價體系和標籤下面，所以才會痛苦。”
比如小律師是個北漂，也會面臨家裡催婚，告訴她幹得好不如嫁得好，這其實是社會傳統價值觀對於女性的偏見。
比如電影中的徐敏努力打拼，這兩年賺了一些錢，整個家庭顯示出了“女強男弱”的構造，這讓陳均心裡開始不舒服，這個不舒服是什麼帶來的？其實就是社會的傳統定義帶來的枷鎖，讓他變得痛苦和掙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