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特色，厚積薄發
《內經》講“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提出“秋冬養陰”“藏於精者，春不病溫”，這些理論對膏方的產生有著啟發性意義。
在江南及和江南連成一片的新安地區，腎命學派有很大的影響力，朱丹溪、薛己、趙獻可、李中梓、張介賓等腎命學派的代表人物發揮演繹了冬令進補思想，在“以形補形”思維的影響下，又提出了“血肉有情之品”的概念。葉天士指出：“草木藥餌，總屬無情，不能治精血之憊……”膏方所喜用的阿膠、龜板等都屬於這一範疇。
歷代醫家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膏方文化財富，其中，有名的膏方就有數十種之多，如兩儀膏、二冬膏、集靈膏、培實空竅膏、玉靈膏、通聲膏為江南人所發明。
上海名醫秦伯未於民國時期（1928年）撰著的《膏方大全》與《謙齋膏方案》是最早的膏方專著，為中醫膏方奠定了理論基礎及臨床應用規範。此外，上海名醫丁甘仁、祝味菊、陳存仁、蔡香蓀、嚴蒼山、程門雪、陳道隆、黃文東等名家對膏方的發展也有重要貢獻。
歷史悠久，薪火相傳
在上海開埠以前，上海的中醫師就有開膏方的傳統，上海南匯人沈魯珍（1658~1738年）的《沈氏醫案》中就記載有數個膏方醫案。
清中期，中醫世家張玉書喜好給病人開膏方並留存膏方處方原件，有上百份之多，已被上海歷史博物館收藏，其後人張驤雲留存的膏方手稿也被上海中醫藥博物館收藏。
張氏中醫綿延三百多年，枝繁葉茂，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朱抗美教授師從張氏第十二代傳人張伯訥及七代中醫世家劉樹農教授，在海派膏方的發掘、整理、推廣及應用諸多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補治兼顧，做工精良
海派膏方既可滋補強身，又能祛邪治病，是補治兼顧的典範。總體而言，海派膏方在遣方用藥時比較溫和，即較少使用攻伐之猛藥，如大黃、芒硝等，而補氣、補血、補陰、補陽等性情溫和的補虛之品則很常見，如人參、熟地、龜板、阿膠等。
當然，海派膏方的組方並不拘泥於補益一種形式，辨證分型治療的原則仍然適用。另外，海派膏方還創造性地提出“開路方”思想，即如果病人本身消化不良，或體內有痰、溼、瘀等淫邪，那麼就可以在服食膏方之前，用一些化溼健脾的藥物，使脾胃健運，改善消化功能，防止進補過程中“閉門留寇”，也可以利用這一機會進行試探性調補，以觀察其服藥後的反應。
膏方的製作一般可以分為七個步驟，包括配方、浸泡、煎煮、過濾、濃縮、收膏、存放等。每一步都有講究，源頭上要把好藥材關，使用道地精品藥材，而收尾環節出現滴水成珠、掛旗才算大功告成。
醫藥融合，文理皆通
海派膏方文化是中醫文化、中藥文化、醫工文化的複合體，需要醫師、藥師和藥工充分協同配合，這樣的膏方色澤亮麗，口感舒適，針對性強，療效好，而且不易變質，利於久服。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差錯，都會對膏方的質量產生重大影響。
海派膏方對醫生的文化水平和中醫理論水準要求頗高。中醫師開一料膏方，需要有詳細的脈案，理法方藥環環緊扣，書法也要工整雅緻，對中醫師是一場考驗。不少膏方處方被病人精心收藏，就因為膏方處方凝結了中醫師很多的心血與智慧。
海派膏方病案兼具文學性、藝術性，是技術和文學藝術的結晶，最能體現中醫師的綜合素養。隨著海派膏方文化的影響力擴大，相關的衍生文化產物層出不窮，包裝越來越精美，膏方節、開爐儀式等活動也越來越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