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藥在今天是一味我們經常會使用的中藥，但是，翻開現存最早的本草專著《神農本草經》，卻找不到山藥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是因為那個時候的中醫還沒有發現山藥的藥用價值？還是今天我們經常食用的山藥不是原產於我國的物種，而是像乳香、沒藥等一樣是由國外傳入我國的？
其實，山藥並不是外來物種，它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原住民”，我國古代也早就發現了它的藥用價值。至於“山藥”在《神農本草經》等中國早期本草著作中沒有記載的原因，則是這味中藥原名並不叫山藥，而是叫做薯蕷。薯蕷不僅被收入了《神農本草經》，還被列為上品，只不過因為它在歷史上曾經兩次改名，導致今天有些人對山藥的原名已經不知道了，所以才會出現以上的誤解。
薯蕷（山藥）歷史上的這兩次改名，均是因為要避諱：第一次改名是為了避唐代宗李豫之諱，由薯蕷改為薯藥，第二次則是為了避宋英宗趙曙而由薯藥改名為山藥。
“避諱”這一現象貫穿了我國古代歷史，很多物品、人物、城市的名字均受到了這一現象的影響，中醫中藥也不例外，除了上文山藥因為避諱被改了兩次名字以外，還有很多例子，如：始見於《神農本草經》的“恆山”，在漢代為了避諱漢文帝劉恆之“恆”而改名“常山”；楊上善在寫作《黃帝內經太素》的時候，正值唐朝，故而為了避諱李淵的“淵”字，將“太淵”這一穴位改為“太泉”，為了避諱李世民的“世”，將“飧洩”改為“飧洩”；從《神農本草經》就有記載的“玄參”，為了避康熙帝玄燁的“玄”字，而被改為了“元參”……
由以上的這些例子可見，漢代尚且只避諱與皇帝名字同字的藥名，到了唐代，就連字中的偏旁部首也有必要避諱了，可見避諱制度在一點一點地變得嚴格。
其實，我國古代對於如何避諱是有規定的，在《禮記·曲禮》中曾經說明過如何進行避諱：讀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名字不必避諱；若是兩個字的名字，那麼只要這兩個字不是同時出現的，就不必避諱；父母面前，要避諱祖父母的名字；寫詩著書寫文章時不用避諱；親緣關係較遠的親屬也不必避諱……
雖然《禮記》中有著詳細的規定，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避諱制度越來越嚴格。到了後來，不但讀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要避諱，兩個字的名字中單字出現時也要避諱，而且需要避諱的人也更多了，不但帝王家譜的避諱範圍由三世祖增加到七世祖，還增加了“聖人諱”等名目，周公、老子、孔子、孟子等聖人均在避諱的範圍內。
這些種類繁多的避諱經常讓人們無所適從，有的時候還會導致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發生。
唐代著名詩人李賀因為父親的名字叫做“晉肅”，就有妒忌李賀才學的人攻擊他說，若是他參加了科舉考了進士，便是犯了父諱，結果還真的導致李賀不能應試科舉。為此韓愈還寫文章為李賀打抱不平，在文章中韓愈以《禮記》中的記載為依據，駁斥了那些無稽之談，並且還譏諷說，假如父親的名字叫做“仁”，難道做兒子的就要因為避父諱而不做人了嗎？然而，韓愈的文章雖然寫得有道理，但是世俗的習慣是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的，李賀最終也沒有參加科舉考試。
避諱制度確實經常會鬧出一些笑話，也會從一些方面給人們帶來不便，甚至如李賀遇到的事情一樣影響前途，但是有些時候，避諱這一現象也能發揮一些作用呢！
《黃帝內經太素》作為《黃帝內經》的早期版本，有著很高的學術和歷史價值，但是對於作者楊上善的生活年代，歷來就有著較多的爭論，宋代的林億等人在寫作《黃帝內經素問序》的時候就認為楊上善為隋朝人，但是通過對《太素》中避諱現象的分析，書中避唐諱而不避隋諱，可以推斷楊上善在寫作此書的時候應該是在唐朝，可見楊上善應為生活在唐代或者是隋唐易代時的人。
還有一個例子，我國在北宋時期，曾經鑄造過兩尊針灸銅人，因為鑄造於北宋天聖年間，故而被稱為“天聖針灸銅人”。這兩尊針灸銅人與正常男子等高，製作精美，身上穴位的位置均鑿出小孔，內部灌注水銀，外面塗上蠟。考核醫官的時候，就讓醫官在銅人上進針，若是進針的位置正確，小孔中就會有水銀流出來，若是不正確，就沒有這種現象，考官們根據是否有水銀流出，來確定醫官的針灸認穴是否準確。這兩尊銅人在當時就有很大的名氣，到了明代正統年間，朝廷又對針灸銅人進行了仿製，史稱為正統針灸銅人。但是無論是天聖針灸銅人，還是正統針灸銅人，到了清代末年，尤其是八國聯軍洗劫北京之後，都已經不知去向了，針灸銅人的失蹤，曾經引得無數針灸專家扼腕嘆息。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多方尋找，終於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一家博物館中找到了一尊在清末被擄掠走的針灸銅人。然而，這尊銅人究竟是宋代的天聖銅人還是明代的正統銅人呢？通過對銅人身上的穴位名字進行考察，專家發現藏於聖彼得堡的針灸銅人的“通天”穴的“通”字並沒有避諱，而歷史記載，天聖針灸銅人為了避諱當時當權的劉太后的父親名字中的“通”字，在鑄造的時候缺了一筆，既然這尊銅人並沒有避諱，那麼就可以推斷這尊銅人是明代仿製的正統針灸銅人了。
避諱制度確實令今人覺得可笑，但這也是中國古代一直存在的一種文化現象，對這一現象善加利用，在進行許多考證的時候，的確也有著事半功倍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