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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莫林博物館
博物館的公共性究竟意味著什麼？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 Oxford）通常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所公共博物館。其公共性使命從創立之初傳承至今，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和理論流派的不同主張，阿什莫林博物館也在不斷摸索、調整——拋棄粉飾太平，保持清醒與開放，直面歷史與現實——無論那是豐滿或慘淡。
01
一位園丁的博物館史
阿什莫林博物館是英國牛津大學的藝術和考古博物館，通常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所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
阿什莫林的名字源於其創始人伊萊亞斯·阿什莫爾（Elias Ashmole），一位野心勃勃且毫不掩飾的收藏家，將自己的名字與全球最著名的大學綁定，並永久性地留在了博物館史中。然而，他並不是該館真正意義上“父親”，阿什莫林博物館的故事要從一對園丁父子講起。
老約翰·特雷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s the Elder）是一位技藝過人的園丁、植物學家、收藏家、旅行者，在此也應當稱其為阿什莫林博物館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生動而準確詮釋了一個平民如何憑藉一技之長活出“詩和遠方”。
在其園藝生涯中，老約翰總共服務過四位主要僱主：第一代索爾斯伯裡伯爵羅伯特·塞西爾（Robert Cecil, 1st Earl of Salisbury）、愛德華·洪頓爵上（Sir Edward Wotton）、白金漢公爵（George Villiers, 1st Drke of Buckingham）和有著“玫瑰與百合皇后”之稱的英國女王亨利埃塔·瑪麗亞（Henrietta Maria）。
老約翰·特雷德斯坎特繪製的植物手稿
慷慨的僱主們委任老約翰管理莊園、收集珍貴植物，他也因此得以周遊四海網羅植物。老約翰的足跡遍佈歐洲、北非，遠至俄羅斯，他在旅行中收集奇珍異寶，也保留僱主因重複或不感興趣而捨棄的物品。
在這一過程中，其個人收藏不斷積累，最終彙集為“特雷德斯坎特方舟”——老約翰在蘭貝斯的收藏室。其中可見植物、武器和藝術品等來自世界各地的奇物，任何人支付六便士即可入場參觀。
特雷德斯坎特方舟
老約翰的園藝生涯以牛津大學植物園保管員收尾，被任命的次年，他便離世。小約翰子承父業，繼續從事著園藝工作。當他為父親及自己的收藏編纂清單時，伊萊亞斯·阿什莫爾提出幫助，二人就此結識。然而，約翰父子的收藏究竟為何落入阿什莫爾的手中，至今仍疑點重重——簽訂契約時，小約翰或許已酩酊大醉，其遺孀也曾為此與阿什莫爾對簿公堂；以及幾年後，小約翰的遺孀被發現溺死於自家池塘，自殺或他殺仍不明晰。
無疑，阿什莫爾由此獲得了對約翰父子藏品的完整掌控杈。1677年，阿什莫爾將這些藏品與個人收藏以自己的名義共同捐贈給母校牛津大學，提出的條件是建造一所合適的新建築，並安排專人看管，這確立了博物館的基本模式。1683年，阿什莫林博物館成立。
阿什莫林博物館
老約翰的人生軌跡暗示著當時的大環境為公共博物館誕生提供的基礎。作為平民，老約翰憑藉園藝這門手藝，不僅周遊各地、積累財富、擴展見聞、建立自己的收藏，也突破了一定的階層限制，往來於貴族名流之間。
老約翰自身的轉變，尤其是其“文化需求”和“文化能力”的提升，正是博物館公共性在觀眾層面一直以來被討論的重要話題。如哲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文化需求是教養和教育的產物。”而這種需求的教育和培養，正是博物館實現公共性的基礎和重要目標。
阿什莫林博物館內部展覽空間
02
公共的使命
阿什莫爾的做法顯示出其個人野心，但也隱含著博物館這一場所長久以來的屬性問題——從希臘神廟到羅馬時代的貴族收藏和中世紀的教會收藏，直至文藝復興後烏菲齊宮作為畫廊開放和阿什莫林博物館的成立，博物館的角色看似由私人走向了公眾，但權力始終滲透其間。作為穩固、強化社會結構的工具，處在博物館支配地位的階層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讓其運作。而在社會文化領域，這一功能最突出的場所就是學校。
英國牛津大學
作為世界上訪問量最大的大學博物館，學校與博物館集於一身，阿什莫林博物館或許是在公共性上最具討論價值的一例。《時尚芭莎》記者與阿什莫林博物館館長夏·斯特吉斯（Xa Sturgis）博士的採訪也圍繞此展開。
整場對話中，尖銳的話題不時被提及：文化機構去殖民化、博物館的票房壓力與經濟效益、阿什莫林對牛津大學的依賴性，以及漫長疫情帶來的巨大創傷。斯特吉斯的反應和回答——部分答案並不“漂亮”，但也並未閃躲——清醒、真誠，以及一絲不確定性。
阿什莫林博物館館長夏·斯特吉斯
20年前，如果一個人說博物館是最值得信任的中立組織，沒有人會反駁。但現在，年輕人來到博物館會發問：“‘這些東西是哪裡來的?’‘你們是偷的嗎?’‘你們打算什麼時候歸還?’”斯特吉斯舉出這段提問，指出當下的博物館正處在一個微妙的位置，後現代理論流派中的每一種立場，都能夠在博物館中找到靶子並大肆進攻。
阿什莫林博物館
逃避不再是可行辦法，但保持開放和清醒需要勇氣。在阿什莫林博物館的官網和其他網絡媒體中，關於“殖民與去殖民化”的討論比比皆是，同時可見“文物歸還索賠程序”（Procedures for Claims for the Returned of Cultural Objects）。
據館長介紹，阿什莫林博物館擁有約100萬件藏品，絕大部分的來源和歷史清晰明瞭，但有一些顯然存疑。“目前有三件文物正在審核程序中，兩件來自印度，一件來自尼日利亞。”儘管這樣的討論並不愉快，但“掩蓋只會更加挫敗”。
圖1：保羅·烏切洛（Paolodi Dono）《森林中的狩獵》（The Hunt in the Forest），木板、坦培拉和油畫，73.3×177cm，1465-1470年 ©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藏品的來源、展出的選擇與展示方式又是一個涉及博物館“專斷性”的爭議話題。博物館的工作是講故事，而講故事的媒介是展覽和藏品。脫離原本語境的百萬件藏品，每個微小的選擇都是對客體賦予意義的過程。斯特吉斯承認：“客觀平等地敘事絕非易事，我們並不具備足夠多元的人口構成，我想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都是如此。所以有效的方法是邀請他人進入，以補充新的視角和敘述方式。”
圖1：卡米爾·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窗外的風景》（View from My Window），布面油畫，65×81cm，1886-1888年 ©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03
文化的需求
文化需求不同於衣食冷暖之需，這一需求源於後天的培養。而漫長疫情導致的博物館閉館和演出取消，無疑對此具有毀滅性打擊。
近兩年，阿什莫林博物館同樣經歷了這場“噩夢”，閉館從2020年3月開始反覆，2022年才漸漸回到常態。對每一所文化機構而言，閉館都意味著失去觀眾，阿什莫林早在十年前已經開始生產線上傳播內容，面對疫情也迅速地開始創建數字內容。“作為大學博物館，我們的優勢是可以呼籲學校及周圍的人前來支持。”斯特吉斯說道。
阿什莫林博物館網站線上收藏頁面
系列播客《指紋》（Fingerprints）正誕生於疫情期間。對於“指紋”這一標題，斯特吉斯給出解讀：“阿什莫林擁有從公元前幾千年至今的大量陶瓷藏品，其中部分的外表上確實可見前人留下的指紋，引人入勝地建立起即時的接觸感；所有藏品都是帶著歷史從四面八方來到這裡，它們經過不同的手——藝術家、藏家、商人……並不全是光彩的故事，但一所偉大的博物館應當真誠面對問題。”
阿什莫林博物館系列播客《指紋》
在牛津大學的名校光環加持下（這點不可否認），作為全球訪問量第一的大學博物館，阿什莫林在疫情前每年約迎來100萬參觀者，由此也成為英國在倫敦以外訪問量極高的博物館。這是成就，源於高質量的藏品和傑出的體驗：作為一所藝術及考古博物館，阿什莫林的收藏範圍從公元前幾千年跨越當代，其中不乏針對特定時期和地域的深入研究，這樣的廣度和深度少有大學博物館可相提並論。
圖1：但丁·加百利·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白日夢》（The Day Dream），粉彩，104.8×76.8cm，1878-1880年 ©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同時，這也暴露出問題：阿什莫林所在的牛津是一座小城市，人口不足20萬人，適中的人口規模讓阿什莫林得以與城市內社群建立緊密、牢固的聯繫，但展覽的收益遠不及倫敦——一場大型展覽最多迎來8萬-9萬名觀眾，而倫敦任何一場大型展覽都可以輕鬆收穫50萬人。
經濟效益是最現實的問題，阿什莫林與世界上大多數博物館一樣，場館對公眾免費開放，但特殊展覽會收取門票，其經濟效益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票房收入。但利弊關係總是辯證的。“巨大規模當然有好處，但阿什莫林的規模對我們而言更易於管理，對參觀者而言也更好駕馭，人在其中不會被巨大的尺度所壓倒。”
阿什莫林博物館
疫情的壓力迫使文化機構進行實驗，非同尋常的大環境往往是對創新和改革的鼓勵。“但疫情將博物館過去提供的體驗和經驗全盤否定。”儘管數字化建設有所彌補，阿什莫林已恢復開放。“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回來，仍有人無法或不再將博物館視為生活必需品，這些人可能是我們曾經花費了大量精力吸引而來的。未來，我們需為此加倍努力。”
阿什莫林正是這樣一所博物館，它在名校光環的加持下位居全球大學博物館的榜首，它匯聚著世界各地的藏品同時也直面隨之而來的爭議，它在公共性這一話題上有悠久的歷史和足夠的底氣，但依舊保持著警惕——“人在不斷變化，保持與公眾的相關性，這就是公共的使命。”
04
館長Q&A
阿什莫林博物館館長夏·斯特吉斯
BAZAAR：阿什莫林博物館與時尚行業有著怎樣的合作?
斯特吉斯館長：我們正在思考在2023年舉辦一場關於維多利亞時期色彩革命的展覽。這將涉及到一些壯觀的服裝，我們過去傾向於認為維多利亞時代是黑色的時代，維多利亞女王總穿著她的黑色禮服四處走動。但這次，我們要用這些色彩鮮豔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裙子來打破這個神話。
BAZAAR：時尚在博物館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斯特吉斯館長：時尚以及其他許多東西將在博物館中發揮作用。事實上，我們2022年在東京的展覽中就有相當多的時尚元素。
▲ 原文刊載於《時尚芭莎》2022年12月刊 ▲
監製 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