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忘卻的紀念-“國醫節”的回顧與啟迪
作者介紹：朱邦賢，男，1951年3月，農工黨，上海中醫藥大學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1980年畢業於衛生部中醫研究院中醫研究生班。師承全國著名老中醫趙錫武、方藥中。
每年的3月17日，是中醫藥界同仁不應該忘卻的節日—— “國醫節”的紀念日。值此“國醫節”八十週年紀念日即將來臨之際（編者按：此文寫於2009年），回顧近百年中醫藥曲折發展所走過的道路，我輩學人不僅應該在這一節日裡緬懷前輩與“廢止中醫”所作的逆流挽舟式抗爭的功績，更應該從這一特定歷史事件中認識自己肩負的責任，更好地弘揚中醫藥學術，讓它為全人類的健康事業做出更大、更輝煌的貢獻。
一、“中西之爭”與“國醫”的由來
中醫藥學有著數千年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成就。鴉片戰爭前，在中國的醫學界始終是中醫一枝獨秀，承擔著我國民眾健康與醫療服務的基本職責。
晚清時期，西方醫學大規模輸入中國，以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細菌學、臨床診斷學為特徵的西方醫學，作為“新學”重要科目納入新式教育體制後，西醫教育、西醫理論及西醫從業人數均呈迅速發展之勢。到20世紀20年代初，西醫隊伍基本形成，西醫勢力迅速擴大，逐漸成為足以與中醫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統一的醫界，裂分為中醫與西醫兩大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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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雲岫發起對中醫的學術爭論
1916年，餘巖（餘雲岫）撰寫《靈素商兌》，率先對中醫基礎理論進行系統批評；1920年，餘氏發表《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亞泉、惲鐵樵的回應，引發了1920年初關於中醫理論之爭。但無論是1920年的餘杜之爭，還是1922年的餘惲之爭，還僅僅侷限於學術上的爭論，並沒有擴散到學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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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借用行政手段來消滅中醫
在日益激化的中西醫論爭中，當時醫學界一部分留洋學成歸來的“德醫”、 “日醫”、“英美醫”等，在“現代化”、“科學化”的旗幟下，對中醫持改造、輕視甚至反對態度，主張用西醫取代中醫，認為中醫已落後於時代，是封建迷信的騙人把戲。這些“廢止中醫”思潮的漸盛，成為舊政府千方百計排斥、摧殘中醫的思想基礎。從道光皇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都曾製造過各種障礙阻止中醫的發展，甚至企圖借用行政手段來消滅中醫。
為了挽救中華民族這份寶貴的醫藥文化遺產，中醫界進行了長期的頑強抗爭，僅直接與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請願抗爭就有十多次，地區性的抗爭更是難以計數，古老的中醫走上了歷史上最艱難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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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醫“致難兼採”為由，在新頒佈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只提倡醫學專門學校（西醫）而不涉及中醫，完全把中醫藥學排斥在醫學教育系統之外。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1913年，教育總長汪大燮公開提出廢除中醫中藥。他在接見京師醫學會代表要求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系統時，竟亳不掩飾地說：
“餘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難以照準。”
接著，江西當局頒佈了取締中醫章程的三十二條，與汪南北遙相呼應。隨後，教育部公佈了“大學規程”、“醫學專門學校規程”和“藥學專門學校規程”，摒斥中醫於政府教育體系之外。
為此，中華教育社聯合江蘇、湖北、山西等中醫團體，向教育部提出中醫加入醫學系的要求， 但教育部以中醫不合教育原則為由予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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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計劃
面對這種情勢，上海“神州醫藥總會”會長餘伯陶等通函各省徵集意見，聯合全國19個省市中醫界和同仁堂、西鶴年堂等藥業人士，組織了“醫藥救亡請願團”，推舉代表進京向教育部、 國務院請願，力請保存中醫中藥， 並將中醫納入政府教育體系。各地民眾也紛紛集會、通電，抗議政府 “棄中揚西”政策。
迫於各界壓力， 北洋政府一面搪塞說廢除中醫中藥的政策不會實施， 一面仍拒絕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計劃。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張膽地把中醫說成“非最新學說”、“非具有完全科學知識”，於是立案“應勿庸議”。中醫界的第一次鬥爭就這樣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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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醫發開業執照， 要警察廳負責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內務部頒佈了《管理醫士暫行規則》規定發給醫士開業執照的資格， 必須經各地警察廳考試及格領有證明文件者，或在中醫學校、 中醫傳習所肄業三年以上領有畢業文憑者， 醫士診病必須開設二聯單，匯存備查，如有藥方不符或醫治錯誤，經查“予以相當處分”等。
如此束縛醫生、醫學的條款受到中醫界的強烈反對。
上海中醫學會迅速行動起來， 與中華醫藥聯合會召集了有170人參加的大會，大家一致認為：審查醫士資格應由醫學會或推出各地名醫主試，而不是由警察廳主試，並通知全市醫生拒領執照， 定期召開全國中醫大會，各地紛紛響應。會後派代表赴南京請願，要求內務部取消《醫士規則》。在一片反對聲中，內務部被迫宣佈暫緩實施《醫士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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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醫納入學校體制，又一次失敗
1925年，中醫界謀求將中醫納入學校體制，卻因受西醫界抵制而流產。此事導致中西醫界關係迅速惡化，兩大陣營間水火之勢漸成。
西醫界稱中醫為“舊醫”，稱自己是“新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是“新舊之爭”、先進與落後之爭；而中醫界則稱自己為“國醫”，稱西醫為“西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中西之爭”。
二、“國醫節”之始末
1929年2月23日，在當時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的授意下， 新組建的中央衛生委員會在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褚民誼主持，通過了留日醫生餘巖和汪企張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之障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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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項消滅中醫辦法
該提案稱“舊醫（對中醫的貶稱）所用理論，皆憑空結構，阻礙科學化。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衛生行政不能進展”，具體規定了6項消滅中醫的辦法：
（1）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方能營業，登記限期為一年。
（2）限五年為期訓練舊醫，訓練終結後，給以證書。無此項證書者停止營業。
（3）自1929年為止，舊醫滿50歲以上、在國內營業20年以上者，得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此項特種營業執照有效期為15年，期滿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報介紹舊醫。
（5）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醫學宣傳。
（6）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廢止中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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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準中醫辦學，使之後繼無人，在50年內逐漸消滅
曾留學日本學習西醫的餘雲岫是廢止中醫派的代表人物。1916年，餘雲岫曾撰《靈素商兌》，帶頭向中醫發難，把中醫等同於巫術，甚至直指“中醫是殺人的禍首”，必欲廢止清除而後快。
他對中醫的處置辦法是“廢醫存藥”：
多次解釋該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內逐漸消滅中醫，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準辦學，使之後繼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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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召開全國中醫藥界代表會議，共商抗爭大計
“廢醫案”一出，舉國上下無不義憤填膺，這是對有數千年傳承的中醫下達了死刑令。當時，中國醫療事業極其落後，很多地方缺醫少藥，西醫總數不過6000左右，僅佔醫生隊伍的百分之一二，取締中醫形同滅門滅族，廣大中醫被迫群起抗爭。
上海中醫藥界首先揭竿而起，通電全國同仁，倡議在滬召開全國中醫藥界代表會議，共商抗爭大計。各地紛紛響應，香港中華醫藥會亦寄款贊助。上海名中醫張贊臣主辦的《醫界春秋》，出版“中醫藥界奮鬥號”，揭露餘雲岫等人的陰謀。3月2日，餘雲岫主編的《社會醫報》竟然公然刊出了還沒有宣佈實行的“廢止中醫案”。
這無異於火上澆油，雙方劍拔弩張，直面對峙起來。幾天內，數不清的各地中醫藥團體的質問函電飛向了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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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000餘人在上海召開大會
3月17日，全國17個省市、242個團體、281名代表雲集上海，會同上海醫界同仁共1000餘人，聚集於上海總商會大禮堂，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會場上懸掛著“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等巨幅標語，高呼口號“反對廢除中醫”、“中國醫藥萬歲”。
大會經3天會議， 最後提出的提案多達100多件，其大致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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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宣言，否認廢止舊醫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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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為一永久性醫藥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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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請願團晉京， 向全國代表大會及政府及其各有關部門請願， 要求撤銷廢止舊醫的提案；
國醫學校應列入正規的學校教育系統，准予立案，在各省設立國醫藥學校、研究所、圖書館及藥物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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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傳中國醫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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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三月十七日為國醫節。
大會推舉謝利恆、陳存仁、隋翰英、張梅庵、蔣文芳5人組成代表團（張贊臣、岑志良為隨行秘書隨團到南京作聯絡服務工作）， 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同時決議將《為請願撤消禁錮中國醫藥之法令，屏絕消滅中國醫藥之策略，以維民族而保民生》的請願書公諸報端，爭取全國人民的支持。
其間，馮玉祥打電報給老舊部、時任衛生部長的薛篤弼，把他訓斥了一通， 閻錫山等地方大員及許多社會名流要求中央撤銷廢除中醫的提案， 以免引起民眾對政府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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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直接找譚延闓、于右任、戴季陶等國民黨大佬
3月20日，赴南京請願代表團一行乘坐火車出發，途經蘇州、常州、鎮江等車站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歡送。21日，列車抵達南京下關時，樂隊高奏，鞭炮齊放，掌聲震天，千人列隊迎候。南京各界代表也紛紛至代表團下榻處表示慰問和支持；南京及全國的媒體對請願團的活動極為關注，紛紛刊出全國各地反對荒唐提案的呼聲，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
請願代表團制定了明確的策略：即爭取得到主張保存中醫之國民黨元老的支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和國民黨中央黨部方面，對衛生部則先不予理會。
請願團抵寧後，先後去國民黨三中全會、中央黨部、行政院等處遞交請願書，並拜會了譚延闓、于右任、戴季陶、焦易堂、李石曾、張靜江、葉楚傖等國民黨的政要和元老，得到了他們支持中醫的承諾。
請願團謁見行政院院長譚延闓時，代表們還沒有開口，譚延闓便說：“中醫決不能廢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長，非但不廢止，還要加以提倡。”邊說邊伸出手腕，要代表為他診脈處方。當即由謝利恆為他切脈、唱藥，陳存仁執筆記錄。次日，各報都把這張處方刊登了出來。
請願團在謁見監察院院長於右任時，於老說得很有意思：“中醫應該另設一個機關來管理。要是由西醫組織的衛生部來管，就等於由牧師來管和尚樣，豈非笑話？”代表們到各院、各部去遞請願書，就是不去衛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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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對中醫持絕對擁護的立場，請代表們放心
3月24日，蔣介石接見了請願代表團。蔣氏出於民國初定，且他與各實力派、尤其是與汪精衛派的矛盾正在加劇的考慮，平息這場風波有助於打擊對手，井能加強自己的勢力與威望。因而表示，對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已然請楚，“本人對中醫持絕對擁護的立場，請代表們放心”。他還說，自己小時候生病都是看中醫，現在生病了，有時亦還吃中藥，對中醫是信任的。一席話使代表們如同吃了定心丸。
衛生部長薛篤弼本來對中西醫就設有定見，他24日晚宴請代表團時明確表態：只要當一天衛生部長，就絕不同意廢除中醫，他還希望聘請代表團的兩位成員擔任衛生部顧問，要成立中醫的研究機構“國醫館”。代表們報以熱烈的掌聲，並於翌日離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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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文官處：撒銷廢除舊醫提案
數日後，國民政府文官處下達的公文稱：廢除舊醫提案，“使中國醫藥事業無由發展，殊違先總理（孫中山）保持固有智能發揚光大之遺訓，應交行政院分飭各部將前項佈告與命令撒銷”。後來，薛篤弼果然聘請陳存仁、謝利恆兩人為衛生部顧問。
中醫藥界為紀念3月17日集會抗爭這一大事，爭取國民政府將此日定為“國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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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界已清醒認識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
雖然這次鬥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民國政府反中醫的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改弦更張。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是中醫界與南京政府鬥爭的強有力的組織，尤為南京政府所忌恨。1931年1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該會不符合法律強令解散。再次激起了中醫藥界的憤怒。2月1日，中醫界在上海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有17個省市及南洋、菲律賓等223個團體的457位代表參加。
這時的中醫界已清醒認識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於是明確提出中西醫平等待遇，中醫參加衛生行政，中醫藥改稱國醫國藥，編纂中醫藥字典及教科書等，並再次派代表進京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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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醫在醫藥衛生系統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這次請願的規模和聲勢較前一次更大，驚動了蔣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應代表，讓文官處撤銷兩部公告。然而代表們一撤，身兼教育部長的蔣介石馬上以教育部的名義推翻了自己的承諾。在1933年6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議仿1930年制定的《西醫條例》，擬定《中醫條例》（草案）。遭到行政院長汪精衛的極力阻撓和反對。
1935年11月召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以馮玉祥為首的國內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應對中西醫一視同仁，儘快公佈《中醫條例》，國家醫藥衛生機關增設中醫；允許設立中醫學校。幾經磨難的《中醫條例》終於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頒佈，從而標誌著中醫在醫藥衛生系統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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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全國中醫院校僅存廣州一家
這場抗爭整整歷經十載，如果不是因為抗日戰爭和全民抗戰的興起，雙方也許都不會偃旗息鼓。但這場論爭的烽火卻並沒有熄滅；抗戰勝利後，中醫處境更艱難，中西醫關係猶如冰炭。在新中國成立前，全國的中醫院校基本解散殆盡，僅存廣州一家勉力支撐。事實證明，腐朽的舊政府是無法調和解決這一涉及國計民生的社會問題的。
三、“國醫節”帶給我們的思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當時衛生部主要領導人的支持下，餘巖等人在1950年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拋出了一個所謂“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的社論，公開點名批判了衛生部主要領導人輕視、歧視和排斥中醫的錯誤思想，糾正了當時中醫工作上的錯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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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在六七十年代“城鄉三級醫療網”中，起到極為重要作用
由於黨和政府對中醫藥工作的重視和政策性的保護，我國的中醫藥事業得到了較快發展：
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三級醫療網的建設上，尤其是藉助於“合作醫療”形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初步解決了我國城鄉人民群眾的基本衛生保障，其中，中醫藥技術方法的大力推廣和廣泛使用，曾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21世紀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全民醫療保健和公共衛生體系中更凸顯其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
中醫藥學被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所接受和廣泛使用，當人類社會面臨著ADIS、SARS、禽流感等疾病嚴重威脅之際，博大精深的中醫藥學更顯示出其在應對人類社會疾病譜新變化的挑戰中具有現代醫學所無法替代的作用······這些成就的取得，與我國政府制定的正確的中醫政策、充分肯定並鼓勵中西醫結合的大力引導是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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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醫節”傳統紀念活動，在大陸逐漸消亡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引進技術和西方文化的衝擊，再加上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突飛猛進，人們對傳統文化、傳統醫學的重視不夠，相當一部分的業內人士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西化” “異化”和“廢醫存藥”的趨向。
因此，中醫界歷來極為認真的“國醫節”傳統紀念活動在大陸逐漸消亡，以至於現今絕大多數中青年中醫師對“國醫節”懵然無知，對這一段中醫前輩與“廢止中醫”逆流挽舟式的抗爭歷史也不甚了了。
近些年來，在“團結”與“中西醫結合”的旗幟下，中西醫之爭的矛盾表面上是緩和了，但深層次的文化、觀念學術，以及發展方向等方面的衝突依然存在：
相對於西醫的快速發展而言，中醫藥技術隊伍正在大幅度地萎縮，
中醫藥的學術傳承與研究遭受不公正的“傾斜"，
中醫臨床診療水平呈現出整體性的“滑坡”，
對中醫藥學正在進行的向現代醫學靠找的全方位的“改造”，某些新中醫對分子生物學等現代技術的“頭頭是道”與對中醫經典理論及其技術方法的“疏忽”比比皆是······
而這一切，都是在人們完全沒有意識到80年前“ 廢止中醫”暗流的湧動中悄然發生的。
問題的嚴重性恰恰在於，我們有些人，其思想深處還有意或無意地繼續著“ 餘雲岫”們的未了事業，對此種種現中醫藥學在吸收、利用現代科學技術進行創新和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要保持和發揚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應該牢牢記住近百年來中醫藥學曲折發展的經驗教訓：
不積極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的知識和方法來發展中醫藥學是愚蠢的；
機械地搬用現代科學技術的知識和方法，不進行中醫藥學的自主創新，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同樣也是愚蠢的。
編者按：
關於94年前這場中醫的生存之戰，本文作者梳理出一個梗概，其中的艱難不是親歷者很難了解。之前書友會發過陳存仁先生（代表團5人之一）的文章《親歷八十年前中醫廢存之爭》，記錄了從如何發起到請願的詳細過程，小編讀罷，深感不易，其中面臨的具體困難可謂眾多，大家一定要移步二帖閱讀。
這段歷史讓小編感慨頗多，銘記歷史，是最好的紀念，也是我輩發展中醫的動力。請大家記住94年前的今天，記住3月17日是我們中醫師自己的國醫節，記住中醫的發展，需要我們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後，放一段魯迅先生的話，為本文的結尾吧：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
只是向上走
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就令螢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
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版權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