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建墩 嶽曉峰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6期
大量的考古發現業已表明，中國古代文明是土生土長的原生文明，是在東亞大陸的地理環境內獨立起源，逐漸演進形成的文明體。中國文明從史前到西周，由質到文，是“歷史而邏輯地”演進的結果，具有本土性、內源性、連續性、穩定性等特徵。本文用“內生性演進”來概括指代早期中華文明的獨立演進模式與演進脈絡。以內生性演進為原點來分析早期中國文明的生成，探索早期中國文明內生性演化的內在邏輯與歷史邏輯，有助於形成對中華文明的整體認知。
中國文明的形成是內生性演進的結果，自成體系，自有因果，有其內在邏輯和歷史邏輯，是內在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統一。
所謂內生性演進，是指在文明的母體中獨立起源，並以自己為主體發展演進，具有自己的演進路徑和文明化進程，其演進是由內部動力和各種因素的矛盾運動推動的，而不是依賴外部力量完成自己的文明化進程。中國早期文明是文明體“內部”不同地區的人群按照其固有的地理環境和生業方式，相互交流融合，逐漸摶聚形成的文明體，是由自身的社會矛盾運動推動而演進的。具體而言，中國早期文明內生性（endogenous）演進的內涵，有如下幾點內容。
第一，中國文明獨立起源與發展。考古研究表明，中國文明是地理環境、人文環境、不同人群社會活動等各種要素綜合作用下獨立發生與演進的，是土生土長的文明形態。關於中國文明最早的地理與文化意義上的母體，張光直曾提出了“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認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開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幾種區域性的文化相互關聯，成為一個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以稱作“最初的中國”。李新偉認為，公元前第四千紀的後半葉，中國史前各主要文化區在社會同步發展的基礎上，發生了以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為核心的各層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漸形成並共享著相似的文化精粹，聯結成為一個在地理和文化上與歷史時期中國的發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聯繫的文化共同體，亦即“最初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是早期文明演進的地理舞臺，也是文化的舞臺，不同的區域文化相互碰撞激盪、交流與融合，開啟了文明化進程。其中，中原文明逐漸取得核心地位，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文明演進的大幕。
第二，中國早期文明化進程具有獨立性，具有獨特路徑、獨特模式。考古發現表明，中國早期文明的演進是多元一體的模式，早期國家的形成路徑具有獨特性。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模式問題，早期學界有“中原中心論”“黃河中心說”，後來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學界又提出了“滿天星斗”“重瓣花朵”“中國相互作用圈”等模式。中華文明是多元文化匯聚一體的結果，“多元一體、連綿不斷、兼收幷蓄”被普遍認為是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一個總體性特徵，這已成學界共識。
中國古代文明的演進有其獨特的路徑。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路徑，是從父系血緣組織演進到國家，然等級與階級的形成並沒有脫出家族—宗族結構，國家建立在父系血緣族組織之上，國是族組織的擴大。父系血緣組織在早期文明演進的特質是其與政治的結合，這就使整個國家結構一方面具有血緣性格，另一方面國家則必須將政治建制建立在族組織的基礎上。政治與父系血緣組織的結合，這是理解中國早期文明內生性演進的一個重要視角。
第三，中國早期文明具有主體地位，在文化本位基礎上對外來文化兼容幷蓄與吸收融合。所謂內生性演進，並不是指中國文明沒有受到外來文明因素的影響。考古資料顯示，青銅冶煉技術、馬車、小麥、大麥、馬、牛、山羊、綿羊等，都是從西亞傳入中土的。不可否認，外來文明因素對中國早期文明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股不可忽略的發展動力，但對於外來文化，中國文明則是將之加以改造，融入自己的政治文明和物質文明建構中。劉莉、陳星燦觀察到，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國社會政治與技術的發展，外來技術經中原居民改造，納入本土的社會政治與精神觀念系統。青銅冶煉技術主要用於鑄造青銅禮樂器和兵器，而青銅禮樂器主要用於祭祀、燕飲禮、朝會等禮儀中，可以建構王權威儀，強化王權控制力，鞏固以王權為核心的政治秩序。青銅禮樂器從而具有華夏特色的禮制意義與政治意義。車馬在先秦社會除了基本的乘坐功能，也被政治化、社會化而主要用於軍事與政治統治。
因此，中國早期文明演進中，異質文化的匯入增加了新的助推力，豐富了中國文明的內容，然文明的路徑和主體性仍然不變，這些外來因素並未改變中國文明演進的路徑與方向，早期文明的基本面貌比較穩定，文明的根系基本穩定，文化傳統傳承有序。異質文化的融入，反而更彰顯了中國文明內生性演進的獨特性。
第四，文明演進具有內生動力。內生性文明的演進動力，來自文明體內部的社會矛盾運動，其動力源來自內部。強調文明演進的內生動力，並不是否定外在力量的匯入。如上所述，中國早期文明內生性演進進程中兼容幷蓄外來文明因素，加以改造並融入自己的文明血液中，從而成為文明演進與發展的助力。
所謂內在邏輯，指事物的內在規律與內在原則。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文明體，自然有其內在邏輯與歷史邏輯，非此不足以解釋其獨特的演進進程與文化連續性，也不足以解釋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獨特地位。對早期文明內生演進的內在邏輯進行詮釋是相當複雜的任務，非本文所能囊括，大體而言，需要考察內容如下。
其一，文明演進的動因與機制。由於地理環境、經濟生業、人群習俗等差異，早期文明中多元區域文化各自有其文明起源與形成模式。那麼在早期文明多元一體的文明化進程中，其一體化的動因與機制是什麼？文明的演進是多種因素、多變量互動的結果，是歷史合力的推動，其中既有“天地人”等獨立變數（即自然地理環境、氣候、經濟人文環境、人口因素等），也有對文明演進產生影響的複合變數（主要是經濟、技術、政治社會與宗教信仰、思想等）。文明的演進是多種因素推動的結果，有主因有次因，自然地理環境、人口等因素在早期文明中的制約作用較大，而社會組織、制度、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等複合變數對文化的影響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大。中國早期文明演進是社會複雜化、社會組織發展的結果，其中關鍵是權力體系，較強的政治控制力是國家形成的關鍵因素，尤其是空間上對各地方區域組織的控制，以及對政體內部社會成員的控制。由於王權是政治控制力的集中體現，因此王權體系的形成與演進是文明演進動因機制研究的重要內容。
其二，早期文明的內生動力與持續性發展的動力。資源是早期國家生存的重要憑藉，越是在文明早期，資源的獲取往往對聚落和城市興衰的影響越大，獲取資源是政治組織形成的重要動因。張光直提出，由於青銅器對於早期國傢俱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義，因此三代都制及其遷徙可能都與控制戰略資源相關。資源固然可以由人貪慾的刺激推動而通過開疆拓土、戰爭征服、貿易等手段來獲得，但資源的分配卻是政治問題。因此，文明演進的持續性動力主要應從文明內部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角度來詮釋。
其三，對中國早期文明演進的獨特路徑、文明演進模式、文明的特質等進行綜合詮釋。中國文明的動態演進模式是多元而又具有一統性，即周邊向中心聚合的文明演進模式。這種文明一體化的演進模式，其內在動力是什麼？中華文明是在多元區域政體的兼併凝聚與文化融合基礎上形成的，因此對於早期中國文明來講，組織力、凝聚力、向心力對文明的一體化演進尤為關鍵，這是文明形成的必要條件，否則分散林立的邦國部族難以形成合力，即“莫能相一”。中國文明的演進發展是在危機與社會衝突中進行的，早期政體是否具有“內弭爭端”“外應挑戰”的能力，尤其是在先秦社會族群迭興的宏闊時代背景下，族群的凝聚力、向心力對其生死存亡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人是具有文化選擇能力，可以創造歷史的理性動物，文明演進的主要推動力量是人類社會活動內部生髮的動力。因此，應主要從人這一因素尋找其內生動力，應從人的政治社會活動的歷史脈絡中探索早期文明內生性演進的內在邏輯，應主要考察人類為適應自然地理環境、應對社會矛盾而進行的政治創制與文化創造等社會活動。一個文明體如何因自然、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而做出調適以求生存與發展，這就需要從歷史動態的角度，藉助考古學發現，來考察文明的動態演進，從中尋找文明演進的內在規律與原則。由此，文明內生性演進的內在邏輯，其實即文明演進的歷史邏輯。
從某種意義上說，考古學與歷史學又是一門詮釋學。恩格斯認為，社會發展是由“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合力”的結果。文明的演進同樣也是由多種力量交錯形成“合力”相互作用的，是地理空間、經濟生業、政治、社會、思想等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作考察。早期文明由多元向一體發展的動因與機制是什麼？對此，學界從中原的地理環境、自然條件、中原核心區與周邊文化區的互動與交融、中原文化的包容與開放等多角度進行過深入探討，成果豐富。文明的演進是人類創造性實踐的邏輯展開。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中國早期文明的演進內容大致包括：一是多元區域文化由兼併、融合而導致政體組織逐漸擴大；二是社會矛盾內在動力的作用導致從聚落進而形成早期國家；三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文明內涵日漸豐富，進入一定的層次與發展階段，出現了表徵文明發展程度的物質文化與意識形態。考古學上觀察到的文明，其實是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物化形式。文明是政治的產物，是政治與文化均達到一定高度的結晶。一個文明體演進的動力與可持續發展能力需要從政治組織的政治能力與文化創造力等視角來考察。
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基於生存與發展的需要，為了應對生存壓力，應對自然與社會的挑戰而建立政治組織，進行文明創制，是文明演進的基本推動力。文明是在人類社會政治組織主導下產生的，社會組織在古代文明的創造中起著關鍵作用，物質文明是古代社會政治組織各種功能的物化表現。國家組織是古代文明發生髮展過程中起根本性、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也是古代文明的最本質特徵。早期文化發展演變的動力系統及其各種機制必須從政治組織結構及其運作機制的內生動力中去尋找。中國早期文明一體化演進的內在邏輯，存在於佔據主導地位的政體是否具有較強的政治控馭力、組織力，是否具有文明創造力與文化的適應性，即政治視角是否以詮釋文明演進內在邏輯為焦點。國家控制力與組織力在早期社會中表現為王權控制力。王權為一種權力體系，一般而言，早期國家進程中王權的來源有經濟權力（資源、財富、食物等控制與分配權力）、政治權力（軍事權、主祭權與族權等）以及意識形態權力（宗教、價值體系、意識形態生產與解釋權等）等，它們互相聯繫，共同作用。本文主要考察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權力。
無論是單一的邦國還是多元一體的複合制王國，必須有一套或簡單或複雜的政治策略和統治技術以維護政治組織的存在、運轉以及權力的實施。中國早期社會複雜化進程中形成的政治策略和統治技術，集成為一套制度體系，支撐著政治組織的存在與運轉，是政治控制力與政治凝聚力的基礎，這套制度體系即禮制。中國早期文明的形成離不開政治創制，而所謂政治創制，即創立禮樂制度。禮治是早期國家政治治理的基本模式。在早期文明中，宗教信仰、價值體系、社會觀念等抽象的意識形態具體體現在禮制上，而政治組織的穩定性與凝聚力的重要憑藉也是禮制。從考古學上看，三代社會的都城具有禮儀中心性質，城中有宗廟建築、祭祀遺存，出土有青銅禮樂器、玉禮器、陶禮器等禮儀用器；無論是良渚文化的貴族墓葬、琮璧等玉禮器、祭壇，陶寺文化的觀象臺、彩繪陶龍盤等禮器，還是夏商時期的祭祀遺存、宮殿宗廟建築以及發達的青銅禮器、玉禮器，直至甲骨文和金文關於祭祀、軍禮、朝覲冊命等禮儀的記載，都形象地告訴我們，禮制在先秦社會中是重要的政治控制手段，當時幾乎所有的物質精華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主要用來建構禮儀制度，用於政治統治和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權力的建構。禮可以定名分、序民人、別尊卑、明貴賤，是早期政體為了增強政治控制力的統治技術與政治策略，是進行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的綜合規範體系，其全方位、多層次、多面向地發揮著政治控制與社會整合功能。禮對於早期社會政治組織力、控制力、社會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當禮制完備並得到有效實施時，則國家控制力、組織力較強，國家穩定，有利於文化的發展；當禮崩樂壞時，則國家控制力下降，綱紀解紐，社會將會陷入動亂，整個資源分配體系與政權體系將會重新洗牌。
早期社會的政治社會秩序是建立在等級制度基礎之上的，禮制的實質是根據貴族的等級身份來分配政治經濟利益，來建構政治社會秩序。貴族階層中尊卑貴賤的等級關係滲透於禮制的各個方面，主要是指政治意義上的“分”，按爵位（序爵）、宗法尊卑、嫡庶親疏等來分別尊卑，禮制秩序即要求建立在尊卑貴賤的社會等級基礎上。禮制是為了維護權力體系，然而權力體系的內在邏輯是進行資源的調控與分配。《荀子·禮論》明確提出調控資源分配是禮制產生的原因：“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由於資源有限而人貪慾無限，這就會導致人類社會為爭奪資源利益而激化爭鬥衝突，因此人類社會需要建立組織，確立制度，以維護社會秩序。從深層次功能上分析，禮制是為了調節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是為了避免爭奪資源而導致動亂的社會控制機制。禮制產生的動力機制之一即維持和強化權貴階層的權力控制體系（包括權力的集中與分配，體現為職官制度、名分爵位等），這種權力體系的目的則是對資源（包括生產資料、勞動力、禮樂器、貴重品等）的控制分配，維護這種禮制秩序，實質上是維護資源分配體系。
禮是進行社會整合的規範，可以協調天地民神人的關係，尤其是在調整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關係，建立和諧的人倫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史記·商君列傳》：“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史記·匈奴列傳》：“（諸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這說明華夏族重視人倫秩序，重視倫理道德，戎狄則父子無別，無華夏族群那樣的人倫秩序；戎狄雖然各部落自有君長，但由於具有分散性，導致其組織力、統合力較弱，難以形成大一統的政治集團。華夏農耕定居民族更容易兼併融合成為一體的文明體或政體，在這種農耕定居的形態下，一統的王權更容易產生，其中倫理與禮制是華夷之別的重要內容，當然也是華夏族群引以為傲的先進制度與文化體系，更是形成向心力並促進華夏族群政治與文化認同，使族群凝聚的重要因素。
由於早期文明的倫理性與血緣性格，使禮制具有一種內向性的集體取向。族是三代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不僅是依靠血緣紐帶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而且是一個政治、軍事組織，宗族成員依附於宗族，依託宗族的庇佑保護，宗族之命運、利益與每個成員之命運、利益緊緊聯繫在一起，個人的社會地位由宗族的地位決定。因此，在這種宗族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社會意識是一種基於宗族本位，具有集體取向的集體主義。建立在血緣氏族與祖先崇拜基礎上的親親、血親、族類意識與喪祭禮有機摶聚在一起，構成了早期華夏集團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深層次精神動力，是早期文明演進的重要助推力。三代社會主流價值觀比較重群體利益，強調集體至上，體現於政治觀念上，即重視宗族集體的秩序和諧，重視家國秩序的和諧，反對戰爭和爭奪，具有一種集體取向的家國情懷。這是三代社會倫理道德規範的基本價值取向。
綜上，禮制是一種先進的文明形態。這種以政治為基礎的文明形態使中原政治組織具有一種政治制度上的先進性，保證了政治組織與權力體系的穩定，為文明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文明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意識形態是推動早期文明發展演進的動力之一。大量的史前至西周時期的考古發現，如陵墓、祭壇、觀象臺、宮殿建築，以及禮器、車馬、旗幟等禮儀物化形式，都是文明的物質遺存，更是當時社會構建意識形態權力的物質體現，彰顯意識形態在先秦社會具有重要地位。一個政治組織為了增強政治控制力與組織力，獲得合法性並神聖化權力，掌控意識形態權力是政治運作的應有之義。
意識形態涉及宗教觀、宇宙觀、政治觀念、倫理道德等內容。意識形態生產需要藉助於知識生產（宇宙觀、農業生產方法、天文曆法等）、巫術占卜技術、禮儀規範等。在早期文明化進程中，政治權力會通過神話、藝術、禮儀、宗教等方式來建構知識，通過話語體系將意識形態向現實轉化。統治階層獲得意識形態權力的途徑主要是對知識生產和技術的獨佔，尤其是宗教知識、藝術和交接天人的技術手段等更是為統治階層所獨佔。統治者通過禮樂創制，控制了意識形態的闡釋權，並付諸禮儀制度等實踐。為了增強政治共同體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早期社會會在同一族群內部共享同一的價值觀、禮樂制度、宗教信仰，並使用共同的文化符號（如禮器、玉器），實踐共同的文化活動（如禮儀），以實現政治控制。
意識形態不僅可以為王權提供合法化論證，而且在強化社會內聚力和建構權力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宗法倫理道德對於社會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早期社會的組織力很大程度上依靠血緣組織力。父權血緣組織以及血親觀念的發達，導致早期政體非常重視以親緣紐帶（血緣和擬血緣關係）來整合社會關係，利用血緣情感來增強政治組織力和社會凝聚力。史前至西周、春秋時期，父系血緣組織中存在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的族類意識是一種共同體意識，是一種普遍性的共同體觀念。這種封閉性的族類意識導致早期社會的宗廟祭祖存在血緣意義上的封閉性與排他性。宗族會利用先祖崇拜來建構“我者”與“他者”的界限，強化宗族認同，並利用宗廟祭祖禮“尊祖敬宗”，強化宗族成員的本源、本根意識，從而在華夏境內形成一個個以宗族為中心的獨立祭祀圈。這種族類意識和族群共同體意識可以強化宗族成員的集體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增強宗族組織內部的凝聚力。
將血緣關係政治化是早期社會政治統治的鮮明特徵之一，其將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人倫關係和人倫情感政治化，形成了一種倫理型的宗法政治形態。三代社會形成了以宗法關係為紐帶、家國同構的政治模式，國的治理與家的治理具有同構性。在這種家國同構的政治社會結構中，人倫秩序即政治秩序，人倫關係既是社會關係，也是政治關係；宗法倫理既是協調宗族成員關係的道德準則，也是宗法政治協調政治關係的準則。三代的宗法倫理道德是根植於血緣組織這一社會基礎之上的，社會結構的基本組織是宗族，這即決定禮儀規範的功能之一是為了協調規範宗族成員的關係，凝聚宗族成員的向心力。
正是由於政治與血緣組織的結合，先秦社會整合的一個重要方式，也是早期文明的一個特點，是更多地依賴“非契約性關係”，重視道德的協調機制，以減少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衝突，使社會成員形成凝聚的群體。早期社會中權威的建立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強制性權威，即依靠暴力機關，採取軍事、刑罰等手段建立的強制性權威。第二種是自覺服膺的權威，即統治者的道德權威。後世如孟子提出的王道和霸道即是這兩種權威類型。意識形態權力實質上是文化權威，其更大意義上是道德權威。早期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道德與政治結合，形成了一種道德政治模式。從政治角度看，利他性的道德也是形成社會凝聚力的重要要素。道德本身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號召力，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農耕文明社會來講更是如此，族群的凝聚有賴於首領“恤民為德”的道德感召力，道德本身即是組織力的來源。早期的領袖人物往往會依靠利他性的佈施來感召民眾，首領之德是一個政體良性發展的保障，否則輕則失去民心，重則喪家亡國。這種以德服眾、以德聚民的政治模式是早期中國文明的一大特徵，在先秦文獻中此類論述比比皆是，不煩贅引。君主之德是獲得天命與民眾支持的關鍵因素，道德是權力合法性的來源，這是史前至西周的政治文化傳統。由此逐漸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德政傳統，這已成為華夏民族的一種政治信仰，它使早期社會超越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的族類界限，而將政治的內涵與邊界大大拓展，使華夏文明具有更大包容性，具有一種強大的文化整合力。
意識形態是推動早期文明演進的動力之一。但早期社會意識形態權力的建立主要依靠禮儀制度作為載體，天命、天道、道德觀念、等級觀念等均注入禮儀制度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通過禮制體系來體現。三代的王權、宗教信仰、宗法等均與禮制密切關聯，而禮制涉及天命觀、宗教信仰、宗法思想、等級觀念、倫理道德、價值觀等，是這些觀念形態的載體和依託，禮制體現了三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倫理、道德等諸多觀念。因此，禮制是制度與觀念的綜合體。早期文明內生性演進的持續動力即在於這種具有向心力、凝聚力的禮治模式。建立在血緣組織基礎之上，以血緣親親情感為紐帶的禮制具有內聚力與黏合力，是早期文明內生性演進的助推力之一，也是中華文明能夠長期維繫的深層次根基之一。它使一個文明體更具有發展的動力與基礎，更容易形成政治聚合與文化融合，凝聚成更大的文明體。當一個政體的政治控制力由於血緣組織力衰落，道德感召力的破壞，地方分離傾向等原因衰退時，禮制文化認同仍然是紐帶，文化的聚合性、黏合力仍然存在。張光直曾指出：“中國古代王朝的王朝循環與文明的盛衰並無關係，它僅僅意味著個別社會集團政治命運的變換。”從此種意義上說，早期文明連續性的根基即在於這種具有黏合力的禮樂文化體系。
三、文化連續性的歷史邏輯：早期文明的聚合輻射與旋渦效應
中華文明是一個生生不息、永續發展的文明體，內部不同區域文化的發展並不平衡與同步。在文明化進程中，中原具有優越的地理區位優勢，其以海納百川的胸襟與氣魄，廣泛吸取周邊的文化元素，不斷地匯聚、融合不同的族群和文化，逐漸取得優勢地位，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成為整合中華文明從多元到一體的主導力量與引領者。中原文明的先進性不僅體現於青銅鑄造技術、農耕技術等，更包括文明的創制（文字、天文曆法等）、政治治理體系和價值體系，比如：建立在血緣等級制度上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以及適應這種社會結構的禮樂制度和意識形態、價值體系；建立在複雜等級秩序基礎上的王權體系以及政治統治技術，例如禮治模式和建立在道德凝聚力基礎上的道德政治，這些政治治理模式均有利於強化政治組織的政治控制力與組織力、凝聚力；長期文明演進進程中形成的革新觀念以及兼容幷蓄、與時俱進的適應性能力；等等。文明的演進也是人類運用政治智慧解決衝突的制度體系的演進。早期中原社會重視秩序和諧，追求協和萬邦的政治理想，試圖以禮樂文明來調和衝突，以合作、協和、謙讓來取代衝突，均體現出一種高度的政治智慧，是中國文明的特質。
政治摶聚與多元文化融合形成的文明體內蘊較大的能量，使中原文明具有一種高位勢能。這種高位勢能產生的效應有：第一，具有強烈的輻射動能，伴隨著政治疆域的擴展而向外進行文化輻射；第二，由此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文明旋渦。趙汀陽將中原地區的向心力比喻為“旋渦模式”，認為中原的吸附力是由於其“擁有一個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號召力，決定性因素就是漢字、思想系統、天下體系的雪球效應，從而對周邊文化產生了持久的向心力。如學者指出，“旋渦模型”呈現出的這種由外向內的向心動力模式，明顯區別於帝國由內向外擴張的模式，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並非擴張型帝國，但同時又在不斷擴展。如果說中華文明的“重瓣花朵”模式是一種靜態的形容，那麼從動態演進角度而言，文明的演進猶如“旋渦式”的摶聚，逐漸形成具有傳承性的政治治理模式、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與文化模式，逐漸形成一個內向型、聚合型的文明叢體。這種文明叢體具有一種內旋式的吸附力與聚合力，猶如旋風，在歷史的動態演進中不斷擴大與吸附同質和異質文化，使自己成為更大的多體系文化複合的文明叢體，同時由於其具有高位勢能而不斷向外輻射。
這一文明旋渦的內核是一種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文化體系。價值理念引領文化發展方向，它是形成一個文明體的關鍵要素。價值體系是文明內生性演進中形成的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價值決定文化特質，是導致不同民族文化差異的核心因素，是文明的基因。早期中國文明穩定性、連續性的重要原因即在於這一文明體的核心價值體系具有穩定性、連續性。而且，在早期文明的演進中，華夏族群逐漸形成了崇尚傳統與變革精神交織的文化心理結構。前者主要體現在“返本復古”“報本反始”“敬天法祖”的文化觀上，但華夏文明並不是一個僵化的文明，在其文明體中孕育著應時變革的文化精神。華夏文明具有一種崇本尚用、貴本節用的實用理性，具有一種世俗化的理性主義，而實用理性本身即潛在蘊含著與時偕行的變革精神，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這種開放性體現在《禮記·禮器》提出“禮，時為大”的主張上。《禮記·禮運》也說：“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意即政治制度與文化需要應根據時代的變化做出調適，而不能抱殘守缺、頑固不化。它要求審時度勢、與時更新、隨時制宜、因時而變，並持中守正，保有“中道”。中國早期文明演進的內在生命力，就在於這種能夠與時俱進、順時變革的適應性。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與穩定性，需要從這種旋渦式文明體的歷史邏輯中探尋其內在邏輯，即從文明的歷史演進中解譯其連續性密碼。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幾點。
第一，早期文明歷時性演進中具有內在的傳承性。從史前至夏商西周，文化的傳承性，考古學上可以列舉如下。
一是符號體系：從史前龍山時代至西周，政治權力的象徵符號，即禮制的象徵物存在延續性。例如商代禮樂物化符號有青銅禮樂器、玉禮器等，其中很多源於史前文明，經過商王朝的重組與整合，成為商代禮制的象徵物及權力體系的制度化表達方式，並用於禮儀制度的建構中。西周王朝的禮制符號大部分繼承了商代的傳統，例如青銅禮器、玉禮器等，經過周王朝的整合並賦予新的意識形態內涵，成為周禮的象徵符號。這些象徵符號反映出三代社會意識形態也存在一定的延續性。
二是喪葬制度：首先，二里頭文化的墓葬以長方形豎穴土坑為主，葬式以仰身直肢為主，一般墓葬隨葬品以陶器為主，貴族墓葬還隨葬有青銅器、玉器等禮器。這種喪葬方式為商周兩代所承襲並加以發展。其次，龍山時期至夏商西周時期，貴族階層隆喪厚葬的精神一以貫之，主要體現在喪葬制度上。喪葬中的身份標誌物，比如棺槨制度、車馬殉葬、禮樂器隨葬等，各時期在具體細節上存在種類和隆殺等差異，但通過標誌物來彰顯身份等級的精神，則三代如一。最後，聚族而葬的族葬制從史前到西周時期一直沿襲下來，充分體現出父系氏族組織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也充分表明三代社會高度重視血緣紐帶和親親原則在社會整合中的作用。從喪葬制度可以看出，等級制度與等級觀念，以及建立在血緣族類意識基礎上的親親觀念是一以貫之的，這是三代禮制的基本原則，具有一脈相承的連續性。
三是信仰層面：史前至西周，玉石器、陶器、青銅器上的獸面紋、龍鳳紋、雷紋等紋飾延續下來，顯示出鬼神信仰的繼承性；此外，神秘的玉柄形器，在湖北省天門市肖家屋脊遺址就出土七件，其形制與器身上的花瓣形、竹節形紋飾等都與二里頭遺址及殷墟出土的同類器很類似，似乎說明宗教信仰具有繼承性。
從考古學文化內在的傳承來看，可以發現作為大傳統的禮樂政教模式具有穩定性，具有穿越歷史時空的連續性，充分表明禮制在早期社會的作用與地位。禮樂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古人稱之為常憲、常法、典常等，並將禮儀法度視作先王之道，如《荀子·君子》雲：“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國語·周語下》雲：“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上古禮制被視作遵循了“天地之度”“四時之序”“民神之義”“生物之則”等原則，故而具有神聖性；其又被視作先王治民之常道而遵循之，故禮樂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續性。早期社會“敬天法祖”遵從傳統的尚古、尚常觀念，是文化保持連續性的觀念基礎。“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禮樂政教為華夏族群的政治模式，是華夏文明的內核，其塑造了一個民族的政治治理模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文化形態以及文明的根基。
第二，在早期文明的疆域擴張中，政治控制與禮樂文教相結合，“揆文教”是征服融合的主要手段。早期中國的疆域拓展伴隨的是禮樂文明、價值觀的輻射，是禮樂文化的傳播與生根，其結果是擴張後的政體依靠禮樂政教進而融合成一文明體，文明的邊界不斷擴大。
史前社會通過兼併、結盟、聯合等方式凝聚成更大的政體，為了支撐政體的穩定與發展，會有意識地進行文化整合，創建具有包容性的文化體系，形成共享的意識形態與禮樂制度。為了統合內部的多元力量，早期政體依靠道德文教“柔遠能邇”以“協和萬邦”。從考古學上看，青銅時代中原周邊各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禮樂文化的輻射影響。二里頭文化向周邊地區的文化擴張體現在器物上，主要是陶質酒禮器（如爵、鬹、盉、觚）、玉質禮器（如圭、璋），而少見日用普通器具。這似乎表明，二里頭文化似有“以夏變夷”的文化舉措，且是以禮樂制度作為文化擴張的重要內容。商王朝建立後，也曾向東方、南方擴張，並將商的禮樂制度向周邊傳播，說明商王朝也試圖在被征服地區推行禮樂文化與意識形態。殷周革命後，周族統治的疆域空前擴大，不同的異族政治勢力也被納入“天下”的版圖。周人的政治理想是“燮和天下”，在與周邊異族勢力的相處中，形成了一種懷柔遠人的文德政治理念。“燮和天下”與德治策略使周王朝超越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的族類界限，而將禮樂德教“施及蠻貊”，使“天下”又成為一個具有人文道德意義的概念。周人由中央到地方、由華夏到四夷，不斷通過征服、融合、推行禮樂文教等手段，將禮樂文明播遷到各地。經過宗周社會幾百年的禮樂文化向外浸潤與對異族文化的同化，各諸侯國之間的文化同質性日趨加強，不僅華夏諸侯國對“德禮”政治模式以及周禮文化生活方式形成了高度認同，而且華夏之外的族群對周禮文教也產生了文化認同。從考古材料看，山西境內的倗（絳縣橫水墓地）、霸（翼城大河口墓地）、翟柤國（絳縣雎村西周墓地）這些戎狄國的貴族，雖然其喪葬制度還保留本族之俗，但其禮器大多屬於周系，主體上已經是華夏禮制了，表明這些異姓諸侯國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周禮，上層主體文化已被周文化所同化。另如，周人對東方的海岱區經略，“變其俗，革其禮”，以推行周禮為主，輔以政治聯姻，又允許各國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禮俗，經過長時間的文化融合，東夷族群對周禮形成了較高程度的認同，如濟陽劉家臺子逢國遺存、長清仙人臺邿國和萊陽紀國的貴族墓葬均隨葬有典型的西周銅禮器，說明不遲於西周中期，周禮已經推行至海岱區全境，海岱舊國的上層貴族接受了周禮，也表明周人的禮制思想、價值理念逐漸被地方統治階層所認同。西周社會幾百年的禮樂政教，最終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政治和文化認同的華夏文明共同體。周禮成為華夏自我認同的文化符號，禮樂文明成為華夏族群共同的文化模式。秦漢以後，隨著國家與民族的演進，脫胎於周禮的華夏禮樂文明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禮樂成為華夏民族共同文化認同的符號，成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核心要素。
綜上論述，在早期文明一體化進程中，中原文明的文化內核是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文化價值體系。無論是縱向的歷史演進，還是橫向的空間擴張，中原文明的內核具有一定的穩定性與連續性。早期文明的連續性與這種文明的演進模式有密切的關係，即早期文明的政治摶聚與疆域擴張，是以文化融合為整合多元政治力量的方式，以推行禮樂文教為文明擴張的方式，以道德文教為社會整合的主要原則。這一文明演進的模式是中國早期文明保持連續性的重要原因。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