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hUTEMAS

呼捷瑪斯（VKhUTEMAS），莫斯科，1920-1930年

呼捷瑪斯，又稱“高等國際藝術和技術工作室”，是一所被譽為“蘇聯包豪斯”的現代藝術學校。擁有短暫壽命和先鋒意識的呼捷瑪斯，是構成主義、理性主義和至上主義三個俄羅斯前衛運動的中心。什麼是呼捷瑪斯？它為何建立，又何故解體？今天，時尚芭莎藝術為你介紹。

20世紀，抽象藝術在西方成為主流。追溯源頭，便發現它在蘇聯已有萌芽。比如，至上主義倡導者卡西米爾·馬列維奇為朋友的歌劇設計服裝與佈景時發現白幕布上的黑色正方形如此特別，恍悟其意義。

1915年，《黑色正方形》便在彼得格勒的展覽“0，10”中正式展出。這一解除客觀對象重負、可帶來純粹非客觀體驗的作品引起極大轟動，被譽為至上主義（Suprematism）的開山之作。

圖1: 卡西米爾·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黑色正方形》（Black Square），布面油畫，79.5×79.5cm，1913年

圖2: 卡西米爾·馬列維奇《動態至上主義》（Dynamic Suprematism），布面油畫，80.3×80cm，1915或1916年

再者，與他同時代的構成主義發起者弗拉基米爾·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將雕塑也引入非客觀的領域。其成名作《角落的反浮雕》利用多種材料創造出結構組合，探討了結構、材料、體積與空間的關係。

二者影響之深遠，甚至在當代建築師筆下仍可見其蹤跡。比如，當談論扎哈·哈迪德的傳奇建築生涯時，很難不提及她一再強調俄國構成主義、至上主義對自己的影響。在英國倫敦建築聯盟學院（Association Architectural）就讀期間，扎哈將大量時間用於研究馬列維奇。其畢業設計便是將這位藝術家的平面圖像轉換成三維的建築形體和空間。

圖1: 弗拉基米爾·塔特林《角落的反浮雕》（Corner Counter-Relief），鈑金、銅、木材和金屬附件元素，71×118cm，1914年

圖2: 左圖為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畢業設計《馬列維奇的構造》（Malevich’s Tektonik），1976-1977年；右圖為馬列維奇《至上主義構成》（Suprematist Composition），布面油畫，88.7×71.1cm，1916年

影響深遠的構成主義與至上主義正蓬勃於蘇聯的20世紀頭十年，這讓人們的目光為這片遠東之地所吸引。政治動盪，一戰將將止戈散馬，如此先鋒，究竟如何生長？

社會主義先鋒派

埃爾·利西茨基（El Lissitzky）為呼捷瑪斯建築系設計的海報，1927年

十月革命後，蘇聯仍處於內戰的痛苦中，國家對舊事物持懷疑與否定、對新事物充滿探索的憧憬。列寧政府迫切想實現城市化，也試圖教育獲得權力的群眾，呼捷瑪斯應運而生。這所被視為引領工業化進程的學院，集結了大批先鋒派前衛藝術運動的藝術家。

呼捷瑪斯的學生

彼時，為適應新生政權設計的要求，呼捷瑪斯最重要的教育特色便是強調藝術與技術相融合——正值蘇聯工業迅速發展，也為新的政權和階級服務，蘇聯藝術走上了實用主義的道路。

1918年，政府廢除了傳統的皇家學院派式學術制度，藝術學校和工業學校被置於平等地位。所有學院和學校被改為第一國立自由藝術創作工作室和第二國立自由藝術創作工作室。一方面，學校嘗試複製文藝復興時期工作室自由創作的狀態；另一方面，政府也努力為創作工作室設立藝術實踐的支持項目。

呼捷瑪斯教室

在國立自由藝術創作工作室的兩年時間裡，包括塔特林、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等先鋒藝術家皆在該學校達到了高度一致的創新性，這為而後的呼捷瑪斯提供了溫床。

“培養具有最高資質的工業大師藝術家，以及培養職業技術教育的建設者和管理者。”

——列寧（Vladimir Lenin）

圖1: 呼捷瑪斯的第一年，1920年

圖2: 呼捷瑪斯的空間教學教室，1927年

圖3: 呼捷瑪斯的色彩教室，1926年

圖4: 亞歷山大·羅欽科（Aleksandr Rodchenko），1925年

1920年，蘇聯教育委員會決定合併兩個自由藝術工作室——呼捷瑪斯由列寧親自簽署成立。康定斯基和亞歷山大·羅欽科等人為呼捷瑪斯制定了從基礎教學到專業學習的模式，專業教學被分為三個純藝術工作室：繪畫、雕塑和建築，以及五個生產工作室：圖形、紡織品、陶瓷、金屬和木材。

其中，建築教育被視為社會化進程的一部分，它超越了一門藝術學科本身，更被視為蘇聯快速實現工業化的工具。塔特林作為該系的重要導師在1919年設計了第三國際紀念塔，這個預計比埃菲爾鐵塔還要高的多層動態螺旋結構建築，象徵著不斷前進的革命道路。雖然該建築物並沒有落成，但它大力鼓舞了自稱“藝術工程師”的構成主義者，亦是新時代的精神豐碑。

圖1: 第三國際紀念塔（the project for the 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模型，1919-1920年，攝影：bpk Bildagentur/Art Resource, NY

圖2: 塔特林製作第三國際紀念塔模型，1919年，攝影：HIP/Art Resource, NY

祖國的新面貌給予藝術家以希望，他們從新生政權中看到了藝術的社會作用，於是將精神寄於這座寶庫——馬列維奇於1925年加入了呼捷瑪斯，列寧墓設計者阿列克謝·休謝夫（Alexei Shushev）於1920-1924年間在校任教，埃爾·利西茨基、納姆·嘉寶（Naum Gabo）皆曾留名於該校。這群先鋒派藝術家的藝術理想在此達到頂點。

與包豪斯，孰強？

魏瑪時期的包豪斯（Bauhaus）

呼捷瑪斯常被學術界拿來與聲名遠揚的包豪斯相比。相差一年，兩所學校皆破繭於一戰後，也以新穎的教學方式聞名，可以說幾乎是同步的。就連二者的教師甚至都有所重疊——1921年，康定斯基在短暫任教後離開呼捷瑪斯，來到了包豪斯，成為了包豪斯任期最久的老師。

圖1: 康定斯基教授（右）在研究呼捷瑪斯空間的課程

圖2: 康定斯基《Red Spot II》，布面油畫，131×181cm，1921年

圖3: 康定斯基《Composition VIII》，布面油畫，140×201cm，1923年

除此之外，利西茨基——這位馬列維奇的學生，曾在1921年擔任駐德國魏瑪的文化大使。他的風格強烈影響了包豪斯；1923年5月，蘇聯文化部在柏林舉辦展覽，包豪斯的師生幾乎全部從魏瑪趕去參觀。校長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更是深受啟發，決定摒棄包豪斯過於藝術化的表現主義教學方式轉向工業化的理性主義教學。

圖1: 埃爾·利西茨基《Beat the Whites with the Red Wedge》，彩色平版印刷，51×62cm，1919年

圖2: 埃爾·利西茨基《10.New Man》，紙面印刷，51×43cm，1923年

這是包豪斯自1919年辦學以來教育政策上的第一次重大調整。與呼捷瑪斯類似，包豪斯由此向大工業生產轉化。此後，1927年和1928年，由格羅皮烏斯主導，包豪斯與呼捷瑪斯還建立了學生交流。

不僅如此，包豪斯與呼捷瑪斯如出一轍地將專業課與技術工坊的教學雙線並行。包豪斯倡導的綜合藝術設計一直試圖打破學科侷限性與行業限制，康定斯基便在其中進行構成課程的教學，保羅·克利（Paul Klee）則擔任造型課的講師。同樣，呼捷瑪斯也致力於通過生產技術製作與設計造型相互融合，打造一個綜合性、全面的造型藝術訓練基地。

呼捷瑪斯學生作品

然而，呼捷瑪斯踐行的是蘇聯社會主義平民教學觀，這在性質上與包豪斯完全不同。呼捷瑪斯學生最多的時候，可達到包豪斯的10至20倍。畢竟，這所學校肩負大眾教育的任務——其招生門檻低、學生數量多，是一個集體生活、勞動和創造的地方。

呼捷瑪斯也像是一個充滿熱情的年輕社區，在這裡，師生共同克服著內戰留下的動盪。數以百計的師生留下現代藝術、建築和設計的雛形作品。該校教授戴維·斯特倫伯格（David Sterenberg）說道：“包豪斯旨在培養個人，而呼捷瑪斯則著眼於群眾。”

圖1: 呼捷瑪斯學生設計的電梯，1922年

圖2: 呼捷瑪斯的核心展覽，1929年

然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創始館長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 H. Barr Jr.）將包豪斯風格列入立體主義和抽象藝術發展的重要圖表中，而將呼捷瑪斯僅稱為共產主義的宣傳。相比巴爾，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長漢斯·梅耶（Hannes Meyer）卻希望加強兩校合作。但是，他於1930年應邀訪問蘇聯時，呼捷瑪斯已是日暮窮途。

十年生死兩茫茫

呼捷瑪斯改名為呼捷恩（VKhUTEIN），1929年

呼捷瑪斯應時而生，其落寞亦是政權交替的結果。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後，斑斕的憧憬飄蕩在蘇聯上空。廣闊的俄羅斯大地被喚醒，藝術家們將創作激情肆意揮灑，新的藝術形式、年輕的思想創造著新的國家形象。早期蘇聯的前衛藝術確實走在了前面。

呼捷瑪斯的課堂（上）與學生遊行（下）

然而，1924年列寧去世，斯大林上臺，蘇聯的政治局面發生變化。1930年，呼捷瑪斯日漸式微，不久便關閉了。短暫十年，一個時代就此落幕。隨後，希特勒也將“孿生兄弟”包豪斯查封，而其體系卻在美國得到延續——黑山學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便深受影響，為二戰後的美國孕育出翻雲覆雨的一代。呼捷瑪斯則遺憾地被隔絕於現代藝術史長達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