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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扎扎實實有過青春叛逆期的，混蛋事蹟還記得一二。
高三那年即便升學壓力很大，仍會逃掉數學晚自習，和好朋友坐在操場上喝啤酒，後來被數學老師抓到，老師顧及我們考前情緒，溫柔地問：是最近壓力太大才不想上晚自習的嗎？我頂著一張看起來不怕世間萬物的臉說：只是單純不想上你的課咯。
高考前最後三十天，我壓力大到吃不下飯，每天靠酸奶燕麥片過活，我媽為了保證營養，大包小包往家裡買水果。有次她洗了一筐桃子，我看到那筐桃子第一眼就開始發脾氣。說來可笑，我生氣的原因是覺得那筐桃子長得不好看。
高考完我才知道那天我媽被氣得在家大哭，委屈到給姥姥打電話“說我買的水果不好看，我能有什麼辦法，我能去大棚裡看著水果生根發芽嗎！”
我媽絕不是溫柔行事的母親類型，忍了兩星期後終於爆發，吃午飯時把碗筷重重放下，直呼我大名說：“人家那麼多孩子都要高考，也沒見跟你一樣任性胡鬧，愛考就考，不考拉倒”，說完這番話，她拿起書包把書本全部抖在地板上。
上學的時候和父母吵架，本質心態是——不想輸。於是我強忍淚水和嗚咽的聲音回擊：一直叨叨著讓我考個好大學的人是你，嫌棄我考大學的也是你，什麼話都讓你說了，反正我做什麼你都不滿意。
我覺得這種被歸類為“恨”的情感，大多發生於母親和女兒之間，兩個極其細膩的載體。
電影《美國女孩》講的是個蠻簡單的故事，發生在2003年非典前後。
梁宗輝和王莉莉在臺灣勉強算中產，為什麼要加個前綴“勉強”呢，因為梁宗輝在公司已經做到中高層，有屬於自己的闊氣辦公室，每個月要經他同意才能給下屬發工資。但王莉莉為了照顧兩個女兒成為家庭主婦，之後又帶著兩個女兒去美國唸書，生活重擔壓在梁宗輝一人身上。所以這家人在臺灣的房子是租的，梁宗輝還需要經常飛到內地跑業務賺錢。
電影一開始，是王莉莉帶著兩個女兒梁芳儀、梁芳安回臺灣的鏡頭。王莉莉被查出患有乳腺癌，比起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國治療，回臺灣是性價比更高的選擇。這裡科普一個基本常識，乳腺癌發現得早、治療得早，痊癒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王莉莉就屬於這類情況，發現得早、干預得早、回臺灣做的手術也很成功。可王莉莉還是很害怕，她不是害怕自己得病，而是身為一個母親，害怕自己萬一發生意外，兩個女兒該怎麼辦。
手術過後王莉莉和她的好友兼她的主治醫生喝下午茶，講起一件小事：你知道我住院那段日子喔，梁宗輝在家照顧兩個孩子，竟然給芳安吃番茄醬，芳安從小就討厭番茄醬……
說完兩人一起笑起來，笑著笑著王莉莉又講：所以我不能先死，我不能先死的……然後王莉莉笑著笑著就哭了。
母親都是很機敏的，她們會看到生活中任何不起眼的瞬間，也會把這些不起眼的瞬間進行估量。王莉莉看到丈夫完全不瞭解兩個女兒的喜好，她下定決心要好好為兩個女兒活下去，但同時又很緊張，如果自己先走了，兩個女兒要怎麼生活。
所以王莉莉大多數時間都過得很低沉，經常求丈夫，“答應我如果我死了，你要對兩個女兒好……”
其實梁宗輝蠻愛王莉莉的，但他不懂得如何去處理王莉莉這種病後情緒，總是一把推開妻子，一邊點菸一邊講：給你說了會沒事的會沒事的，你幹嘛總是念叨死啊死的。
有一個細節是梁芳儀僅僅在美國待了幾年，她的口語就非常native。我一開始也認為去到國外自然能說一口非常地道的外語，事實並非如此，很多留學生會和同國家的人抱團，大家在一起依舊是講母語，他們的英文當然可以熟練對話，但少了一些非常本地化的調調。
梁芳儀在洛杉磯有要好的閨蜜，喜歡沐浴著洛杉磯的陽光騎馬……這些都能表明她已經融入並習慣了美國生活。所以她跟著媽媽回臺灣一百萬個不願意，特別是看到自己要在臺灣念嚴苛管理的高中，需要剪掉長髮、穿上土土的校服的時候，眼神中真的有一種怨念。
梁芳儀做夢都想回美國，她渴望那裡的陽光、朋友、馬和自由，但王莉莉的態度是——一家人要在一起的。久而久之，梁芳儀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
她不喜歡聽媽媽唸叨生死之事，有一次對著王莉莉大吼：“你每天就知道講死啊死！”王莉莉那時候要擔負化療帶來的排斥反應和巨大的心理壓力，她控制不住自己回了一句：難道是我想要生病的嗎？！
梁芳儀不喜歡和古板的老師、土裡土氣的同學打交道，也不喜歡回家面對一個總愛丟三落四的妹妹，她為了讓經常忘帶鑰匙的妹妹長記性選擇不開門，王莉莉說了她兩句，母女倆再次吵起來。
已經忘記影片中到底有多少場吵架的戲，只記得母女之間的對抗性很強、非常強。因為彼此都在被現實絆住。
王莉莉，生病帶給她難以消化的壓力，她也很喜歡和洛杉磯有關的一切，但沒辦法現階段最重要的是活命。在王莉莉的認知中，只有她活命，兩個女兒才能“活命”；
梁芳儀，嚴重的水土不服，妹妹梁芳安可以很好地適應臺灣生活，她不行，因為她處於青春期，是一個對環境和環境中的人過分敏感的年紀。但以她的心智和閱歷，又無法處理解決這種敏感，於是以叛逆、鬧脾氣進行一種變相的逃避。
媽媽希望梁芳儀的成績變好，巧的是梁芳儀得到演講比賽的資格，當她想把這個喜訊告訴媽媽的時候，更巧的是妹妹梁芳安疑似非典肺炎入院隔離。
梁芳儀希望媽媽去看她演講，可是媽媽此時一心擔心妹妹有沒有確診非典。由此，母女倆產生了最激烈的爭吵，梁芳儀氣到離家出走。
媽媽會覺得，妹妹疑似非典確診，一個人在醫院隔離，這在當下是最要緊的事情，身為家人應該將關心妹妹；
梁芳儀則認為，你平時總唸叨我成績，如今我真的有成績了，你為什麼可以如此輕易地帶過？
我已經是一個大人了，可是看到這一幕還是會有那麼點心疼梁芳儀的。
我也是從這個階段成長過來的所謂成年人，她渴望得到的關注和她沒有得到的失落，看起來是那麼不值得一提，但一個孩子的世界就這麼大，成年人看起來的“不值得一提”，在他們的世界中可能是“全部”。
我覺得這部電影很殘酷的一點是，裡面的大人和孩子幾乎是經過鏡頭、劇情美化之後的。
梁芳儀每天生氣大喊“我要回美國”，王莉莉雖然勸她要懂事，但她心裡一直惦記著大女兒的夙願。有一次她叮囑丈夫時說：如果我有個萬一，如果到時候芳儀還是很想待在美國，你無論如何要完成她這個心願。
開家長會，另一個家長湊過來跟王莉莉講，“請你女兒不要再跟我女兒玩了，我女兒最近總是晚回家，你女兒會帶壞我家孩子的”。現實生活中，家長聽到這句話意味著要回家暴打孩子，但影片中王莉莉站起來大聲說：請問還有家長不希望我女兒和你們的孩子在一起玩嗎？如果有，請現在講出來。假如我女兒因為學習成績好才配交到朋友，我寧願她沒有這種朋友。
真的會有家長這樣為自己孩子講話嗎？我覺得很少很少了。
梁芳儀再怎麼討厭現狀，也乖乖剪掉了長髮，穿上了醜醜的校服；她再怎麼和媽媽爭吵，最後還是主動認錯，然後哭著對媽媽說“我不想讓你死去”。
現實中的叛逆孩子和被現實絆住的家長，很少這般大方得體。
他們已經足夠“優雅”了，卻仍舊避免不了親情上的撞擊。
我這個年紀看這部電影，其實有點上不上下不下的意思。我沒辦法完全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待，因為我已經過了那個年紀，體會到了成年人的不易；我也沒辦法完全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待，因為我還未生育，無法體會到父母對孩子的真實態度。
客觀來說，我發現養育孩子的難點之一是，在某一個節點，孩子和父母都沉在自己的世界裡，他們不是有意為之，是現實就那樣拽著他們，越沉便會越敏感。
親情又是很玻璃面的一種情感，我們在每天的相處交流中，需要一次次拿自己的玻璃外殼去碰對方的玻璃外殼，很有可能發生劇烈撞擊然後碎掉。
不是說生孩子很輕鬆，是養孩子大概要消耗掉人一輩子的精力。父母當然不是萬能的，他們是有困境的；孩子不是時刻都懂事聽話的，他們得經歷很多才能長大，這個“經歷”裡面有懷疑、自我否定、排斥……
我不認為這部片子拍得好，卻也不蓋章這是部爛片。只是想說，如此美化過後的家庭關係仍舊雷點重重，現實生活中的家庭關係只會讓人更加如履薄冰。
我們可以增加學歷、閱歷、生活智慧……卻依舊沒有辦法在面對最親的人的時候，保持一種“平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