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與傑作｜威廉·達福：“我沒有文身”

7月末，羅馬籠罩在40度高溫天氣裡，遊人從路邊噴泉取水潑在臉上降溫，或像領聖餐一樣手握空瓶在公共水龍頭前排隊接水喝。2023年夏季是新冠大流行後全球報復性出遊的旺季，極端氣溫擋不住人們對“永恆之城”的熱愛，西班牙臺階、圖拉真圓柱、鬥獸場、許願池，到處人頭攢動，然而，距圖拉真圓柱200米的科隆納宮卻少有遊客，這座始建於13世紀的華麗宮殿是羅馬的一個隱而不宣的秘密。如果人們知道奧黛麗·赫本和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羅馬假日》曾在這裡取景，而且是極重要的一場戲，或許它會成為羅馬的下一個網紅打卡地。影片末尾，赫本飾演的公主在科隆納宮舉行記者招待會，被問到最喜歡的城市是哪個時，她躊躇片刻後說出了遵從自己內心的回答：“羅馬，當然是羅馬。”

威廉·達福按約定時間出現在科隆納宮咖啡廳。這不是一間普通的咖啡廳，在羅馬城中比比皆是的巴洛克式建築中，科隆納宮咖啡廳獨樹一幟，以罕見的洛可可式裝飾為主，四壁點綴著兩千年前奧古斯都到哈德良年間的古羅馬雕像真跡，天花板上是18世紀藝術家弗朗切斯科·曼奇尼作的巨幅壁畫——普賽克與丘比特的愛情神話，男主角在眾神面前托起普賽克，後者幸福地張開雙臂。

隨著音樂情緒的波動和變化，達福的表情、形體也不斷變化，彷彿被一個又一個“角色”附身：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穿黑色大衣的達福傾斜站立，做搖搖欲墜狀；巴赫平均律鍵盤曲——達福神色嚴肅，望向窗外；歌劇《圖蘭朵》裡的詠歎調“今夜無人入睡”——他換了一身猩紅色套裝，站到椅子上，惡作劇般地吹口哨；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二圓舞曲》——他打著響指，笑容詭異。到底是老戲骨，毫不費力地把枯燥的拍攝過程變成了一幕幕微型戲劇，讓人想起他在四十多年從影生涯裡塑造的一系列性格迥異的銀幕形象：《英國病人》裡被斬斷手指的特工人員卡拉瓦喬，《蜘蛛俠》裡的“綠魔”，《基督最後的誘惑》裡的耶穌基督，《布達佩斯大飯店》裡的壞蛋喬普林，《永恆之門》裡的畫家梵高……這個名單的長度超過一百位，從基督到惡棍，千人千面。IMDb資料庫顯示，1980年至今，達福參演過141部影視作品，這還不包括2023年度正在製作中的11部新片。很難想象年近七旬的達福依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創作活力，從他在科隆納宮咖啡廳拍攝現場展現的矯健身手也看不大出他已年近七十。

如果算上早年在紐約實驗戲劇舞臺與導演伊麗莎白·勒孔特（也是達福的第一任妻子）合作登臺的經歷，他的表演生涯已接近50年。與第二任妻子、意大利籍導演吉阿達·科拉格蘭德的結合使他變成半個羅馬人，夫婦倆在羅馬郊外擁有一個農場，與許多動物為伴度過了病毒大流行的困難時期。

達福曾於2000年和2016年兩次與中國導演合作，前一次是在蘇州、上海一帶拍攝嚴浩執導的《庭院裡的女人》，飾演抗戰時期小鎮孤兒院的洋人醫生安德魯。第二次是在北京拍攝張藝謀導演的《長城》，飾演宋朝時前往中國參戰的歐洲僱傭軍頭目巴拉德。他在中國拍戲時，工作之餘經常去廣場看人們跳舞，他注意到中國正在經歷快速城市化的鉅變，許多城鎮似乎在一夜之間崛起，隨之而來是廣場舞的流行。他對來自鄉村、離開家庭遷徙到新興城市尋找工作機會的普通勞作者格外感興趣，用他的話來說，“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人類基本需求驅動下的身體表達和交往意識”。他認為，廣場舞這種形式展現出來的是人與人之間非常溫暖、非常人性化的激情互動，是人們聚集在一起的一種美好方式。這個認識使他感動，吸引他一次次走到街頭觀看這種自發的集體舞。

實際上，早在1985年前後達福就曾以遊客身份來過中國，其後又多次到訪，而感受最深的要數兩次在中國拍電影的經歷。正如廣場舞讓他發現了中國人蘊藏在含蓄外表裡面的熱情衝動，與中國電影人相處也讓他拓寬了對不同文化中生活方式差異性的認知。

在採訪末尾，應雜誌要求，威廉·達福提筆為讀者寫一句最能概括自己思想的話語，他有些為難：“我不知道該怎麼寫。這就像問我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什麼字一樣，很難概括。你問我如何定義自己？我當然能想出一些詞來，可是這太私人了，我對公開標榜自己沒有興趣。就像文身，如今在歐美文身非常流行，但我身上沒有文身，也從來不想文身。這是因為，假如哪天我在海里淹死了，衝到海灘上，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是誰。”儘管他從事的是演員這一行當，隨時需要在公眾面前表演，但他感到體內另有一股慾望，一種與“露面”背道而馳的需要——“消失”。他說：“每當我消失在行動中、消失在故事中、消失在角色中時，我都能從中獲得極大的自由。”

最後，他在紙上寫下：“It is our job in this life to walk each other home.”他解釋說，這個句子並非是他原創，前人已經表達過類似的意思。

這句話讓他覺得很“酷”。被問到如何看待衰老時，達福的第一反應是做出一副誇張的驚恐表情，抗拒這個話題。然而，他寫下上面那句話之後，卻主動談起衰老和死亡：“這句話是說，擺脫瑣屑的、個人的煩惱，重要的是要為人們做點什麼，去行動，讓細胞的運動證明你的存在，而不是光想著自己能得到什麼東西。表演這個工作可以提振精神，因為你能從中感受到你跟觀眾的連接，然後你就不會再憂慮什麼衰老啊，死亡啊，不再憂慮各種事，不去想什麼出人頭地，只想專注於這一刻。”

ESQ：你被譽為出色的性格演員，我想知道你的表演方法是什麼，比如，當你接到一個新角色時會如何去準備？

WD：我不認為自己是性格演員，我就是一個演員。我個人的表演方法總是取決於具體的影片，因為我認為，作為一名演員，首要的事情是與合作者一起來確定大家想要的是什麼。電影和戲劇的本質是集體創作，你必須清楚大家的意圖是什麼，清楚你周圍的條件。它總在變，因為你演的角色一直都在變，這份工作的美妙之處就在於此。我喜歡穿插著既演大片也演小製作影片，既跟經驗豐富的導演合作也跟年輕導演合作，這樣搭配才能讓你的表演不至於陷入套路。

因此，每次拍新片，進入一個新角色時感覺都是好的，有“第一次”的新鮮感，因為每部片子的要素都是獨特的。從這點上說，我是出於對錶演的熱愛而選擇了演員這個職業，而不僅僅是把它當作一份工作。我不想把某種技術或方法固化下來重複使用，我希望每次拍攝都因為角色而有所改變，有所冒險。

當時所想和現在所想肯定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不記得當時的想法到底是什麼，我很少對一件事形成態度，那是需要時間的。

ESQ：你在實驗戲劇方面有很強的背景。當你最初嘗試從戲劇轉向電影時，轉變是否順利？

WD：還算順利吧。人們通常認為戲劇表演和電影表演有很大的不同，沒錯，區別當然有，但我從事的那類舞臺演出卻讓我在一定程度上為日後拍電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電影表演目的性強，關乎演員的行動和外表，強調形體，它超越了心理學，也超越了文學。它與你在戲劇中使用的所有元素有關，因此我認為從戲劇過渡到電影不是一個劇烈的變化，最大的區別是舞臺真正教會了我演戲和唸白之間的差別。對我來說行動是關鍵，因為動作具有某種確定性、某種真理，行動能讓你擺脫思想和心理學層面的限制，讓你有更多發現。如果你不得不用臺詞去解釋劇情、傳遞信息，那麼你受到的限制就比較大，只能依賴已知的東西去從潛意識和本能中挖掘。就我而言，我同意從戲劇到電影有一個轉變，不過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放棄舞臺，繼續在兩種不同的表演形式之間切換。兩者有差別，但我認為它們可以相互滋養。當我在劇院時，我渴望電影；當我在拍電影時，又渴望回到劇院。我曾經是紐約伍斯特劇團的成員，在那裡一演就是27年。現在我已經離開了那個劇團，跟鮑勃·威爾遜、羅梅羅·卡斯特魯奇和理查德·福爾曼的劇團有合作。

ESQ：挑選劇本時，有什麼標準或因素？

WD：選擇一部片子的標準通常和劇本關係不大。劇本只是一部分因素，通常導演更關鍵，關乎整個項目。這會是一部有趣的電影嗎？這是一個有趣的方案嗎？也許這個題材離我很近，近到讓我想進一步探索它，又或者它離我太遠，遠到能讓我享受未知的樂趣。拍電影在本質上是一種集體創作，你是劇組眾多成員中的一員，決定不了它的成色，然而你總是可以對自己負責，弄清楚自己之所以進這個劇組的理由。只要理由成立，你就沒問題，就有了動力，也更自由。以我的經驗，劇本只是一個藍圖，電影製作需要採用一些全新的元素並加以運用，而不僅僅是把劇本拍成電影那麼簡單。一部電影之所以吸引我參與，其實有一些別的重要因素。

ESQ：如何避免角色的類型化？

WD：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聲明一下，連我自己也不樂意聽別人說我“職業生涯的早期”如何如何，這個說法聽上去像在表示我不喜歡自己職業生涯的早期，其實並沒有不喜歡——剛入行時我很擔心被定型為專演惡棍的演員，因為對年輕演員來說最好的角色往往是反派。如果你還年輕，長得不太帥，也不太有社交魅力，那你多演幾個壞蛋也不見得是壞事。現在的我依然沒什麼魅力，而年輕時恐怕比現在還不如，但我還是不想一遍又一遍地扮演同一類型角色，那樣就無法提供我賴以成長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誰想一遍又一遍重複自己呢。幸運的是，我有機會演不同類型的電影——大片、小片，各種電影，然後就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角色、不同類型的電影找上門來，這對避免類型化很有好處。

ESQ：我記得在你職業生涯的早期，80年代，你已經和一批大導演合作過，像奧利弗·斯通的《野戰排》、馬丁·斯科塞斯的《基督最後的誘惑》和大衛·林奇的《狂野之心》等影片。你是怎麼做到的？

WD：總會有一些厲害的導演注意到我，你看看我的照片就知道了。我深信這一點，而且我願意把自己交給導演。

ESQ：自80年代以來，你出演了近150部電影，並獲得四次奧斯卡提名，很了不起。你怎麼看待名譽和成就？

WD：儘量不去管它，只專注於我在做的事。我很幸運有機會演過那麼多電影。當我回頭看時，才發現我拍了那麼多部電影！說實話，這讓我驚訝，真的很多。這些片子幾乎可以構成我一生的回憶，因為它們標誌著我生命中的各個階段。你一提到名譽和成功，我腦子就死機。琢磨這些沒有意義，我只會去想具體的事情、具體的項目。

時不時有人問我，你讀報紙上的評論嗎？我年輕時會讀，有時只是想了解電影的普遍反響如何，但通常我都不看。如果是好評，那對你沒有幫助，因為它會給你壓力，讓你繼續保持，這會讓你感到不自在。如果是差評，就會傷害你的意志，讓你生氣。所以，無論差評好評或者恭維都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ESQ：我可以說你是一個勤奮的人嗎？讓你一直保持不斷工作的動力是什麼呢？

WD：樂趣和好奇心。當我學習新事物或沉浸在工作中時，我感覺自己是最有活力的，彷彿被帶到世界之外，不再沉湎於自我，不再胡思亂想，內心平靜，與周遭的一切達成和解。這種時刻是人生中至美的時刻，很多時候（但也不是所有的時候）表演能帶給我這樣的快樂和力量，我非常享受。

ESQ：你希望成為什麼樣的演員？

WD：哈哈哈，一個好演員？顯然不是一個蹩腳的演員。我希望能在這個領域做出一點貢獻。前面說過，我沒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儘量不胡思亂想，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以外的世界，接近它，但不會在它上面留下自己的影子。我不喜歡沉溺於有關自己在世界上該處在何種地位的想象，因為從人性出發——或至少這是我的本性——那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想象。

因此我儘量不算計，只專注於具體的工作。

ESQ：你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與私下的你反差大嗎？

WD：不好說。公眾如何看待我，實際取決於他們看了我演的哪部電影。我拍過很多電影，有些人在看電影時會將角色的方方面面與演員個人掛鉤，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我自己看電影時也一樣，所以總是能透過人們如何對待我來判斷他們看了什麼電影。可能我在某部片裡演了一個惡棍，一個陰暗的角色，有人就會用看一個壞人的眼光看我。也可能有人覺得我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又或者，演了一個形象正面的角色，別人會向我投來讚許的目光。演員的工作性質決定了我必須對各種事物持開放態度，人們對我的看法是怎樣我無法控制，只能嘗試做真實的自己並且享受我的工作。

ESQ：能談談你的家庭對塑造今天的你所起到的作用嗎？

WD：家庭對我很重要。我來自一個大家庭，有八個兄弟姐妹，父母是雙職工，而且是同事關係。我自己也有類似的傾向，我一生中有過兩段重要的戀愛關係，對方都是導演。我喜歡跟與我個人有交集的人一起工作，因為好商量，懂彼此，有信任。我模仿了父母的生活方式，這也不是壞事。大家庭帶給我某種不太美國化的東西。美國人一貫推崇個人，如果你生於一個8口之家，父母上班不在家，姐姐們照顧你長大，你會對群體、對自己在群體中的位置有更強烈的意識。

當你思考它時，你的性格和情緒狀態就會變得深沉起來，你的思想會超越這個世界，去思考肉身死後還有什麼東西能夠存續，又有什麼東西不再存在。我是一個注重形體的演員，身體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化。我也練了多年瑜伽，坦白說，年輕時拿手的一些動作現在已經做不動了。但是也有其他一些事情我做得比以前更好，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論。一個人對衰老的認識，和他的身份認同有很大關係。年輕時你會更認可身體，認同某些事物，隨著年齡增長，興趣會減弱，新的興趣又會冒出來，你必須做好接受改變的準備。這些年我常常跟人說，感覺自己還像22歲一樣，覺得還能做許多事——我特別喜歡做體能表演一類的事情，可是畢竟不是年輕人了，我也必須面對這個事實。

ESQ：當你不工作的時候是什麼樣的？

WD：通常我會利用這段時間為接下來的工作做準備，或學點什麼。我有一個小農場，不工作時我會打理花園、照顧動物，我很享受做這些簡單的勞動。最喜歡的事情之一是清理畜棚，雖然簡單但很有需要。我愛我的動物們，努力給他們提供美好的生活，給他們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這是很好的鍛鍊。

ESQ：有些什麼動物？

WD：很多。綿羊、山羊、驢、雞、狗、孔雀。還有什麼？一隻鸚鵡，是的，有很多。

ESQ：聽上去像個大農場。在意大利還是紐約？

WD：就在羅馬郊外。

ESQ：你在那裡度過了很多時間。

WD：對，其實這是最近的事情。我覺得這場大流行讓我動了自己種糧食的念頭，也讓我想擁有一些美好的東西，比如動物。我從來沒有養過寵物。我認為對寵物感興趣的人跟寵物之間關係不很健康。人們喜歡寵物，它們得到人類無條件的愛，於是具有依賴性。可是，動物因為忠於他們的本能，它們能讓你更貼近自然。隨著年齡增長，你會從大自然、從事物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裡獲得更好的心態、更好的世界觀。

ESQ：你提到了大流行，這恰好是我想要問的——那段時間裡你可以工作嗎？

WD：可以。我是幸運的，雖然很受限制，但我很幸運。剛開始不行，我想大概有四五個月吧，我無法工作，但是一旦拍攝重新開始，我就可以在防疫政策的限制下工作了。

ESQ：你遇到過困境嗎？

WD：當然遇到過。

ESQ：請你談談。

WD：生活大不易，人人都在掙扎。由於境況不同，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活得更艱難。事實上，從出生那一秒鐘開始，困厄就與人相伴相生。我們即將死去，這是一件很難面對的事情，更不用說現代世界的種種困難了。還有，在很短的時間內，技術已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改變了社會結構。

ESQ：非常感謝，達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