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袁鶴儕（1879～1958），名琴舫，字其銘。河北雄縣人，北京著名老中醫之一。
1906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醫學館，曾供職前清太醫院御醫兼醫學館教習、那拉氏（慈禧）隨侍御醫。辛亥革命後，任京都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並與太醫院同仁，創辦了京都第一個中醫學術團體——北京中醫學社，任副社長。1933年任華北國醫學院教授。
解放後，任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學普及協會理事、北京中醫學會耆宿顧問、北京中醫進修學校教授，並任協和醫院、北京醫院中醫顧問等職。先祖生前為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中蘇友好協會理事。
先祖致力於中醫事業五十餘年，對《內》《難》、傷寒、溫病皆有精研，在中醫學術及臨症實踐上頗多建樹，對中醫事業的發展及中醫教育等方面有重要貢獻。曾著有：《太醫院傷寒論講草》《傷寒方義輯粹》《溫病概要》《溫病條辨選注》《中醫診療原則》《醫術經談》《袁氏醫案》等。
在20世紀20年代，由他主持組織北京中醫學社同人積資，將原清宮所藏的一批古典醫籍的木刻版予以修訂、重刊。如《靈樞》《素問》及明代醫學叢書《醫統正脈》等，即是其中之一。
至今，先祖離開我們已經多年了，回首往事，其音容笑貌猶在眼前，他不僅是一位慈祥的長輩，更是我習醫的啟蒙老師。今天追憶他的業醫生涯，整理其學術思想及臨床經驗，以志懷念。
先祖生於書香門第，其父名琥，為前清昌平學正官。他早年隨父，幼受庭訓，少年好學，攻讀經史詩文。
14歲時，不幸父母皆染熱病，兩月間相繼去世。因生活所迫，學業未竟。飢寒交迫之中，自己又身患重病，幸得親鄰資助，始得康復。他思雙親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醫為恨事，故立志學醫以濟世活人。
斯時正值廢科舉而興學堂，他即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京師大學堂醫學館。此後，他終日廢寢忘食地刻苦攻讀，博覽諸家，潛研經典，終以優異成績畢業。
出而問世，以精於《內》《難》，擅治傷寒而初露鋒芒。其後，又以名列前茅的成績考入前清太醫院，任太醫院御醫兼醫學館教習（相當今之教授）。當時他尚不到30歲，這樣年青即成為御醫及教習者並不多見。
據《太醫院晉秩紀實碑》碑文所載：“除蒙恩特賞御醫之員不計外，其挨次遞升至御醫者，非年過五十不克到班。”《太醫院志》亦載：“本院亦設有教習廳，於御醫、吏目內擇品學兼優者二員充任”。顯然，他是以品學兼優而被破格任用的。
為清皇室醫病，不僅要理、法、方、藥貼切妥當，而且要藥性平和，效果顯著。否則，隨時有身家性命之危，必須審慎為之。然而這卻使他從中摸索出一套用藥平和、法度嚴謹、藥少力宏、出奇制勝的醫療經驗。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治療風格和學術思想。正因如此，他被選為那拉氏（慈禧）隨侍御醫。
辛亥革命後，先祖即懸壺京門。曾任京都內城官醫院內科醫長，每日求診者盈門，活人無算，對許多疑難大症有所建樹。他精深的學識和寶貴的臨症經驗深為後學所敬仰。
先祖一生清貧簡樸，歷盡坎坷。時局變遷，幾經波折，加之早年雙親病故，中年喪子，晚年喪孫，一人擔負著孀孤七八口人的生活，其貧困之狀可知。在精神上和精力上受到種種磨難。但他並不因此而意志消沉，反而更激發了他獻身醫學的鬥志。
他深深體會到貧寒人家的飢苦，有病求醫之難。故學醫問世之後，雖聲望日高，求診者日增，但他從不自恃驕矜，依然審慎為之。對自己始終是淡飯粗茶，對病人則一視同仁，以濟世活人為宗旨。對貧苦患者或送之以診，或資之以藥，均為常事。有的還資助吃住路費。先祖常說：為醫者以活人為先，斷不可有商賈之為。
對國民黨反動當局廢止中醫案，他十分憤慨，毅然聯名請願，振臂高呼，力挽狂瀾，與反動勢力抗爭。
抗日戰爭期間，先祖隱居寓所，不願為日寇出診，因而曾多次被反動當局刁難。雖生活無源，寧肯忍飢挨餓也絕不苟且求榮。每當無米就炊之時，先祖即靜坐吟誦古人詩詞歌賦，用以振奮精神，抒發自己的愛國情懷。真可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堂堂正氣，剛直不阿，保持了民族氣節。
他這種不圖名利、不逢迎名貴、不投機鑽營權勢、賙濟貧苦、濟世活人的高尚品德在病家之中爭相傳頌，在同道之中亦傳為佳話。可以說，當時他以“醫技精良、品端術正”而名譽一時。
先祖畢生致力於醫學事業，他探求醫理總要溯本求源，問其究竟，從不敷衍。他身體力行，嚴以律己。讀書求學，每每縱觀歷史，涉獵經史子集，橫貫流派，詳參各家學說，逐句剖析，反覆研討。
他善於取歷代諸家之精華，樂於學習同道之長處，從不自恃門戶之見，閉門自守，而是不論派別，各取其長。融各家學說於一爐，兼收幷蓄，使之更臻於完備。
他讀書學習要求自己“眼到、心到、手到”。其至要之處，則錄於《先哲格言》之內，且經反覆回味，上口成誦。有所領悟之時，則將自己的心得體會記於《管窺小語》之中。
數十年如一日，晝以醫人，夜以讀書，孜孜不倦，鍥而不捨，因而對《內》《難》之研究，有較深的造詣和獨到的見解，尤其重視“氣化”說，對“天人相應”觀點及燮理陰陽問題有所闡發，注重其指導臨症的實際意義。
先祖對仲景《傷寒論》尤有精研，他不僅在理論上有所建樹，臨症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如其自述雲：“餘潛心研討者，傷寒也……自習醫以來，每於醫籍中涉及傷寒者，則必加意研究。及讀《傷寒論》,更詳參各家論說，以期明晰。故自問世以來，經診此病最多，而治癒者亦最多，惟經診即愈，不待其劇而後救之，亦所謂‘曲突徙薪’也。”
這說明他治病多治其萌芽，防患於未然。臨症若此，難能可貴。他在《傷寒論》方面的著述就是積數十年臨症及教學經驗而寫成。其論述精闢，條理清晰，深入淺出，言簡意賅。
如在《傷寒方義輯粹》中論桂枝湯時雲：“此方之所以解肌，實益衛之本氣而祛風邪。則邪之強者不強，榮之弱者不弱，而榮衛和矣。故君以桂枝，桂枝者助太陽化氣者也。
夫風之中，因衛之虛；而衛之虛，實原於下焦火弱，太陽之化氣少，經曰衛出下焦是也。觀於論中治下焦寒水，多苓桂並用者，可知矣。其雲桂枝散衛中之風者，以其味辛能散，益衛而不固表，衛充則風散而表自固也。
夫肌肉為陽明胃土之所合，故方中用甘草、大棗。甘、棗皆多脂液而味甘，所以培中土而益榮也。經曰榮出中焦是也。生薑味辛能散，佐桂之辛，以助其散邪之力。
尤妙在芍藥一味，夫榮之弱，實未受邪。若不以芍藥固護陰液，則衛本邪強，加以辛甘化陽之藥，則陰益不敵，能保其邪之不內陷乎？以芍藥之苦酸微寒固護之，則榮可保無虞矣。觀於寒傷榮者之不用芍，則此方用藥之義躍然矣。
以姜佐桂，直走太陽之表，以散衛分之風。棗甘能和，以益榮而行脾之津液，復以芍藥固榮，以防其內陷。飲粥以助胃而和陰陽。中州得和，陽明之氣能充達於其外合，則肌表之邪可解矣。”
足以看出，雖是桂枝湯方解，然而其理論上涉《內經》，旁及諸家，將桂枝湯組方之意剖析得十分清楚明白，從而啟示人們對其調和營衛作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其見地之深，論述之精，足以啟迪後學。
不僅如此，為了更好地指導臨症實踐，他還從動態變通的角度出發，指出了桂枝湯隨證加減之要點：“桂枝湯以桂、芍分治榮衛。衛出下焦，太陽火弱而衛虛者則加桂；榮出中焦，脾陰不足而榮虛者則倍芍；下焦陽衰而寒甚者則加附子；中州陰虛而邪熱者則加大黃。此數方加減之妙也。”
寥寥數語，宗經旨而集眾長，將桂枝湯及其變方的立意、加減化裁的要點及內在聯繫躍然紙上，使人豁然，耳目一新。
先祖研討學術，或是或非，從不牽強，而是論之以理，求之以實。其立論持平，不以偏見取捨，見解不同之處，還兩存其說，以啟後學深究其理。偶遇創新之見，則附錄於後以博其識。然發現有質疑之處，即便是先賢名家之論，也不輕率附合。
如對《傷寒論》原文第27條，桂枝二越婢一湯證，前賢對此方多有註解，但他覺得似未允協，故云：“此方之義，竊嘗博考各家註解，均未敢信其當然，恐未必合於經旨，姑缺之以待詳參。”自此可見先祖治學之一斑。
雖然此二部著作當時為醫界傳誦，爭相傳抄，但先祖從不自恃驕矜，仍反覆推敲，不斷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經旨以示後學，使人讀後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應手。
先祖在數十年臨症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治療經驗。對溫病、癆瘵、瘧痢、婦科諸門尤有精研。早在30年代，基於當時未有特效抗癆藥，而視癆病（似今之結核）為絕症，故先祖在臨症實踐中反覆摸索，總結出治療癆瘵的經驗。
著有《癆瘵概要》，歸納出：清心養肺、滋補肝腎、益陰清熱、益氣補肺……等十餘條治療法則。每法均列有臨症驗方、藥物化裁。並於調養法中強調空氣療養的重要作用。當時據此治癒者眾多，起到了積極治療、為患者解除病痛的作用。這在抗癆西藥未產生的當時，是十分可貴的。
例如：30年代中，曾治一王姓患兒，9歲，五年前右項下生結核，潰破後迭經醫治，患處總未封口癒合，後右睪丸腫大，因失治遂成“木腎”（西醫謂之睪丸結核），此後覺腰腿無力，行動不便，身體倚斜，西醫診為脊椎結核，須睡石膏床治療。病家因憚於此種長期臥床療法而延診中醫，求治於先祖。
經其診視，得其癥結之所在，擬分三步而治：(1)滋髓以堅骨；(2)調腎陰陽以化木腎；(3)治療標病。
先祖認為：此案病情本甚複雜，項、睪丸、脊骨三處均病，且形容憔悴，步不能行。然究其本，乃先天不足而陽明熱盛，熱盛久則傷及腎陰，致使腎陰竭而髓枯。故其治當以清陽明之熱而滋脾腎之陰為其治本之主法。
藥用熟地、元參、狗脊、甘菊、沙參、山藥、寸冬、杜仲、石斛諸味以滋陰清熱，合虎骨、豨薟草等，守法化裁未有兩個月，其骨力漸增，步履已漸如常，胃納、睡眠均如常人，容顏亦轉為豐腴。既而調腎陰陽以化木腎，復治其標病，未足半年時間，竟然痊癒。乃至成年，其婚配生子全無影響，患者至今依然健在，其兒女業已長大成人。
由此看來，先祖關於癆瘵的治療經驗有著重要的臨症實用價值。其遣方用藥，加減化裁獨具匠心。是值得很好地總結、發揚的。
先祖治療婦科經、帶、胎、產諸症頗為見長。他認為婦科諸症，所見雖甚龐雜，但只要尋根求源而治其本，便能應手取效。
例如在治療經閉時，認為：通經之法，絕非破血、破氣之屬所能囊括。氣血虛者，養正為通；寒溼滯者，溫化為通；氣血鬱者，行氣活血為通；心腎不交者，水火既濟為通。總之，使氣血充和，升降得宜，通即寓於其中，即所謂：通經之要在於開源。通經之基礎，要在固護脾胃；通經之用，妙在變通。
例如：曾治一路姓婦女經水三月未行，腹脹，四肢作痛，脈左見結象右關尺均無力。先祖認為：此患者雖為經閉，然患者腹脹、肢疼，乃氣滯壅塞所致，說明其病在氣。左脈結象，乃氣壅溼滯，陰盛氣結之候。知病在氣在溼而非在血也。故以溫中化溼利氣之法。
藥用：焦茅術、雲苓、青皮、姜半夏、桂枝、陳皮、澤瀉、姜川樸、生甘草、生薑。全方用藥僅十味，君茅術以健脾，以苓桂術等通陽化氣，合二陳以健脾利溼，加樸、姜以利氣，佐青皮以舒肝。伍澤瀉以化溼，共奏溫中、化溼、利氣之功。
如是，脾腎和，氣道順，水溼化，榮氣足而血得以生，經水自然而通。雖未治血，但一劑而應，二診而愈。足見其臨症用藥之妙。
先祖對藥物配伍、加減用量十分重視，指出：遣方用藥“尤為第一要旨者，則只求中病，力戒龐雜。”因而對方藥配伍之微細差別，用量多少之作用異同，皆有精闢見解。
諸如對參附、術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異同；對小承氣湯、厚朴大黃湯、厚朴三物湯，藥同而量異，主治各殊之見解等，其見地精深，足以啟人智慧。
又如：生、炙甘草的異同；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應用上的差異；芩、連、柏、大黃在應用上的微妙之處等，皆有具體、詳明的闡述。可以說他遣方用藥是於微細中見功夫，從而能收出奇制勝之效果。
正是在此基礎上，他編著了《醫術經談》《中藥雜談》《袁氏醫案》等著作，皆是數十年臨症經驗的結晶。遺憾的是因時間流逝，時局動盪，原稿或有缺殘，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為惋惜。
在培育中醫人才，開展中醫教育事業方面，先祖同樣付出了很大心血。早年在前清太醫院醫學館即擔任教習（相當今之教授），辛亥革命後，任中醫學社社長。1993年，應施今墨先生之請，任華北國醫學院教授。
解放後，先祖以古稀高齡，投身於新中國的中醫教育事業，應聘任中醫進修學校教授。多年來，致力於傷寒、溫病的教學工作。為培養中醫人才，振興中醫事業貢獻了力量。不僅如此，在黨的中醫政策的鼓舞下，他曾多次為西醫專家講授中醫理論，做學術報告。在醫界受到一致稱讚。
在他的培養教育下，出了不少造詣很深、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中醫人才。如京都名醫瞿文樓、佟闊泉、陳西源、王鵬飛等，都是學術上頗有影響的名醫。及至晚年，他德高望重，黨和政府給予他很高的榮譽。
然而他並不固步自封，依然謙虛好學，不放過任何學習機會。即便是零金碎玉、點滴經驗也視為珍寶。他對於晚輩同樣十分器重，對其諮詢及學術上的見解，總是認真思索之後再論是非。
每遇學生有卓見之時，他不僅熱情勉勵，而且樂於取其長而增己見。諸如某公之驗案、某人之見解、某翁之效方三類，在先祖隨記中常可見到。其謙虛好學的精神貫徹於其醫學生涯的始終。得到同道們的尊敬和讚譽。
先祖晚年，為發展新中國醫藥衛生事業，對中醫隊伍的建設、中醫教育、中醫醫院、中西醫結合等問題提出一系列建設性意見，為祖國醫藥學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同時，以其豐富的臨症經驗，為解除人民疾苦，保證人民健康，傾注了心血。
不僅如此，在保障老一輩革命家的健康及為國際友人解除病痛方面，也做出了貢獻，為祖國爭得了榮譽。
更為可貴的是，他精於中醫而通曉西醫，臨症之時，凡可參以西說者，嘗樂於相參以用於實踐。及至晚年，在中醫建設和中西醫結合的問題上，發表過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的意見。
他主張中醫建設首先抓好三個環節：一是整編古典醫籍，二是蒐集中醫人材，三是籌辦高等中醫院校及醫院。
對中西醫結合則應分兩步：於醫術上，可謀速成結合；在學術上則從根本理論上做起，乃是長期艱鉅的工作。前者可收速效，後者可達融匯貫通。二者結合，方可奏效。這些建議當時均被政府採納並貫徹實施。
由於他在中醫方面建樹卓著，素享盛譽，曾多次受到毛主席、周總理、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的親切接見。1957年，在為林伯渠診病的歸途中，突發腦血管病，病倒在汽車上。黨和國家十分關注他的病情，周總理曾派專人往視，林伯渠同志、李德全部長等親臨床榻慰問。
先祖雖重病在身，仍時時不忘新中國醫藥衛生事業，曾擬著述計劃，但終因病勢沉重，未能遂願。然其壯心不已的精神，卻使我們倍受感動。在回憶先祖業醫生涯的同時，深感肩頭重任之大，願和中醫同道一起，繼承先輩們的事業，為振興祖國醫學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