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24個王朝，完成全國性統一的王朝有11個，存活過百年的只有6個。
這其中有四個朝代，都有至少一個在位超40年的皇帝。
我們更加熟悉的是：西漢——漢武帝、唐——唐玄宗、清——康熙和乾隆。
其共同特點是：存在感非常強，一提到某王朝，大家會自然而然想到他們；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強悍之巔，稱之為名震寰宇也不為過。
北宋同樣擁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你第一時間會想起誰？
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軍州”的宋太祖趙匡胤？是“燭影斧聲、弒兄奪位”的宋太宗趙光義？還是那“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徽欽二宗？
都不是。
這個人叫趙禎，廟號“宋仁宗”。
宋仁宗迥異於其他朝代那幾位皇帝：他既沒有歷史上的“存在感”，也沒有世人口中的“豐功偉績”。似乎“庸庸碌碌”度過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
無論是教科書還是民間閒談，說到他，都只是輕描淡寫的幾句話：比較注重休養生息，一個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還有點兒傻……
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儘管，他是中國第一個“仁宗”。
事實上，皇帝堆兒裡，廟號仁宗的都跟偉大扯不上關係。國人崇拜雄主，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這些開疆裂土的強人，是國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
提起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彷彿那是自己的“帶頭大哥”，為自己謀得了千般富貴、萬世太平。
於是，我們記得幾乎所有的“太祖”“太宗”，連發動玄武門之變，同室操戈的李世民，也被贊為千秋“大義”。
但是，誰也無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現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張紙幣誕生在仁宗一朝；四大發明有三項或出現或開始應用於仁宗一朝……
人文、科技、金融，這三項現代人最重視的軟實力，竟然如此鍾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彙集於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個看起來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麼的令人嚮往！
穿越兩千年風煙，想找出一個比仁宗朝更好的時代，恐怕相當難。
被歷史選擇性埋沒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兩千年的最高峰？
1. 寬厚
嘉佑六年（1057年），蘇轍參加制舉科殿試，在試卷裡憤然寫道：“我聽人說，宮中美女數以千計，只以飲酒作樂為生；皇上既不關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國安邦大計。”
這基本上是道聽途說的虛妄之言。如此“惡毒攻擊”他將要效力的皇帝，簡直“大逆不道”。
考官們自然共同撇嘴。這時，仁宗卻發話了：
“朕設立科舉，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只是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予功名。”
最終，蘇轍與兄長蘇軾同登制舉科。宋仁宗甚至還為兄弟倆的策論斷言：“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欣喜自得之情溢於言表。
某次，包拯聯合其他諫官，合力彈劾三司使張堯佐，指責他平庸無能，言辭十分激烈，並要求罷免他。
張堯佐是張貴妃的伯父，依著張貴妃的恩寵任此要職，包拯這麼一鬧，仁宗感到很難辦。
見拗不過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說，答應免除張堯佐的現任職務，放外去當節度使。誰料眾諫官的態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詞壯聲高，連唾沫星子都濺到仁宗臉上。
仁宗也有些動氣：“你們這是在聲討張堯佐嗎？節度使是個粗官，值得這樣爭吵嗎？”
包拯旁邊的諫官唐介立馬接著說：“太祖、太宗都曾擔任過這一官職，節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氣得乾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罷。
回到後宮，憋了一肚子怨氣的仁宗，把悶火撒在張貴妃頭上，他對張貴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當時同時任命四職）！你哪裡知道，現在是包拯當御史呢！”
口含天憲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狽，千古無有！反過來說，倘使沒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來包拯的千古盛名？
宋仁宗一直在學習唐太宗，唐太宗節儉愛民，宋仁宗就把節儉做到極致。
唐太宗有一個好老婆，宋仁宗就硬著頭皮接受了非常討厭的曹皇后；唐太宗寫了《貞觀政要》，宋仁宗就寫了《洪範政鑑》。
唐太宗擅長飛白，宋仁宗就苦練飛白；唐太宗沉迷丹藥，宋仁宗沒有。
唐太宗也曾有殺掉魏徵的念頭“殺此田舍漢”，宋仁宗除了回到後宮對妃子發點牢騷，可是真沒動過此念，“臺諫之言，豈敢不行”！
如果這還僅僅涉及一些所謂的“面子”，下面這件事似乎觸動了“骨子”。
四川一個士子獻詩給成都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
這不是明目張膽煽動造反麼？
成都太守將他縛送京城，仁宗卻道：“這老秀才是急於要做官卻始終當不上，這才寫詩洩洩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給他個官做做，說不定因為感激，他會做得很好。”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趙匡胤黃袍加身後，告誡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連坐支屬”。
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識分子、寬恕異己人士的基礎。仁宗一朝，將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稱羨的高度。
並且，不僅是對知識分子。饑荒年間，總會發生一些盜米和傷主事件，仁宗道：“飢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饑民的死罪統統免除。
2. 審慎
仁宗朝，三冗問題已積重難返，宰相文彥博提出裁兵6萬，仁宗猶豫不決——他擔心，裁兵一時爽，兵變火葬場，多出來的6萬人如何處置？
相比較，明末崇禎帝精簡驛站時，一次裁掉8萬員工，為朝廷省下大量白銀，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
但稍具歷史知識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萬員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覆與文彥博探討，直到文彥博詳細給他列出裁員條例和後續措施，並立下軍令狀，保證不會發生兵變，仁宗才最終拍板。
何況，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則起義（仁宗朝最大的農民起義之一），就是文彥博輕鬆平掉的，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氣之一。
最終，裁員任務順利完成。
宋夏戰爭之初，西夏聯遼攻宋，但滿腹小算盤的遼國把軍隊開到宋遼邊境，意欲先敲詐一筆。
與此同時，半自治的廣西壯族人民不堪交趾國的壓迫，希望歸順宋朝以圖大宋的庇護。
這本是好事，但此時答應，無異於宣佈同交趾為敵。若換成國人所膜拜的秦皇漢武，那肯定就是西夏、遼、交趾三線開戰，先打他娘再說。
宋仁宗不敢冒險。他第一時間派富弼去和大遼談判，自願被敲詐。
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大遼被爭取到自己這邊，遼主甚至御駕親征幫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這邊，暫且放棄廣西。壯族首領儂智高撐不下去，投降了交趾，並幫助交趾攻宋，這就是所謂的儂智高起義。
不過他起義時，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讓西軍將領狄青去平儂智高，很快順利解決。三個威脅全部解除。
“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這是宋仁宗常說的話。什麼人喜歡戰爭？想靠戰爭獲利的人，吃飽了沒事幹的人。
在宋仁宗眼裡，戰爭是什麼？“將以利物，不以害物；將以救之，非以危之。”
戰爭是為了拯救，而不是為了帶來災難，“總而言之，帝王興師，必本仁義。”
一個封建帝王能有這樣的想法，實屬可貴，但有多少人會認為他了不起？“歲幣”一直被視為宋仁宗妥協大遼的屈辱。
但是，假如宋仁宗寧願揹負屈辱也要踐行他的理念，這樣的人古今有多少？
民間有俗語，爺們漢唐娘們宋，意即大宋閹割了民族的血性。
時至今日，仍有相當多的國家主義者在歌頌開疆拓土、雖遠必誅的秦皇漢武，仍有相當多的民族主義者在讚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朱元璋。
然而，如果所謂的血性，就是讓更多老百姓成為無謂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會力挺這種血性呢？
3. 剋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發現仁宗臉色難看，問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當然地以為，這肯定是昨晚貪圖美色用力過猛了，就婉勸皇上別那麼玩命。
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餓的。本來想吃口燒羊肉，但沒現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們眾口一詞：何不傳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當時考慮，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沒有夜供燒羊的先例啊！
要是開了這個頭，後世子孫就有可能一輩一輩傳下去，這今後不知夜裡要殺多少隻羊啊！還是拉倒吧！
不要以為仁宗真的簡單是因為“祖制”而節慾。仁宗清楚，放縱自己的慾望，便意味著朝廷權力的擴張，同時意味著民間權利的退縮與失守。
某日深夜，仁宗在宮中聽到絲竹之聲，問何處在作樂？宮人說：這是民間那些酒樓在玩耍。
仁宗哦了一聲不再過問，宮人卻忍不住接著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這皇宮卻如此冷落，這哪成啊！
這時，宋仁宗說出一句如此牛X的話：正因為咱這裡冷落，他們才有了這種快活；我要是想那麼快活，冷落的就是他們了！
仁宗有一些妃嬪，服侍多年一直未晉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說：“無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說我答應了，朝廷恐怕也通不過。”
眾妃嬪都不信：“皇上所言即為聖旨，誰敢違抗聖旨呢？”仁宗笑道：“你們不信？好吧，我現在就為你們寫一道聖旨。”結果，朝廷中樞果真否決了聖旨。
不久，又有妃嬪要求給她們晉升封官，仁宗這次不廢話，取來彩箋，上書某人某官，眾妃嬪稱謝而去。
發薪時，她們理直氣壯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門卻不認這個帳，將御書全部退回。
妃嬪們來告御狀，看到仁宗“為難”的樣子，當著仁宗面撕了御書，邊撕邊說：“原來這個真不管用的。”
事實上，歷代帝王攬權，常用方法便是繞過宰相領導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腦），直接下手詔。
仁宗並非沒下過手詔，但都不是出於攬權——“帝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故也”：他性子軟，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絕，只好下一道手詔，請宰相給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處在於，仁宗知道這是破壞法制的事，總是事先給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詔，你們不必遵行，退回來就行了。
王權大不過制度。做不到不私發手詔，卻明言其手詔“毋輒行”，這便是君權的自我剋制。
1608年，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要親審一起案件，被法官們斷然拒絕。
詹姆士大怒：我是國王，和你們一樣具有理性，由我進行審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駁道：的確，上帝賦予陛下豐富的知識和非凡的天資，但陛下對英格蘭王國的法律並不精通。
詹姆士更加生氣：你們還要不要國王的領導了? 大法官答：國王在萬人之上，但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對應大明萬曆36年。但是，讓我們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也曾要過一把大法官的癮，當時的風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議法”，仁宗自己當法官，準備直接給近臣判罪。
“近臣”為皇帝身邊的內侍，屬於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處置理論上並無不妥。但諫官王贄還是站出來抗議：“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贄認為，司法是一門專業技藝，“情有輕重，理分故失”，這裡面的細微處，君主未必通曉。
假如“一切出於聖斷”，難免會因為不專業而出現差異裁決，鬧出笑話。況且，君主當法官，叫專業法官往哪裡擺？因此，王贄提出，“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麼回應的？“許之。”
兩個故事相似，但結局大不同。
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覺到落在他頭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憐憫他、寬恕他”。隨後被免職。宋仁宗卻最終採納了王贄的意見。
很顯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會剋制自己的權力慾，也更尊重司法的獨立性。
晚清的立憲派一直想說服清廷“虛君立憲”，終究失敗，如果將滿清轉換成宋仁宗時代，“虛君立憲”的轉型，又將是一副何等氣象？
缺乏野心、霸氣和手腕，實事求是地說，宋仁宗的確談不上雄才大略，在國人的傳統認知中，根本算不得傑出。
但他節儉、謹慎、寬容，他有私德、不折騰，仁宗時期的中國或許不是“大國”，彼時的宋朝人卻最接近“大國公民”的表徵，這，也許才是文明的真正內涵。
然而，我們不得不拋出這樣的疑問：這麼好的一個皇帝，為何在我們的歷史上沒有被大書特書？更加遺憾的是，為何這種更符合人性的國家治理方式，沒有流傳到後世？
事實上，大多數朝代創建之初，基本上都是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但當國力漸漸恢復，基於專制統治的獨佔性本質，皇權與無為而治思想無法兼容，朝代之初的治理理念必然被碾壓。
因此，歷史上數百位皇帝中，也僅僅有漢文帝、宋仁宗等極少數幾位將這種道家思想貫徹到底。
同理，儘管在宋朝這樣一個擁有寬鬆環境的時代，宋仁宗的出現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但傳統制度的“人治”本質，必然導致再好的治理模式也將無法常繼。
道家古老的“無為而治”思想，就這樣一直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著微弱的火花，但恰恰是這微弱的火花，最貼近現代文明中的保守主義思想。
寬容、審慎、剋制等關鍵詞，就是保守主義的基本要素。
宋仁宗時期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四十年”，主要因為他選則了“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
古代中國有儒道法三大“思潮”，而歷史進入近現代以來，誕生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新儒家思想等數十種思潮，思潮的博弈，推動著歷史的深度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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