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洶湧的上海火車站，傳來三聲槍響，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應聲倒下。
1913年3月20日，31歲的宋教仁在國會選舉大獲全勝後即將北上赴京。如果不出意外，他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
剛到車站檢票處，宋教仁就被兇徒連開3槍，其中一槍擊中要害。前來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人急忙將宋教仁送往醫院搶救。
兩天後，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
宋教仁遇刺案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大案，至今沒有定論。
後人讀史至此，常將這一事件視同多米諾骨牌的倒塌，其使原本相互妥協的南北政府走向決裂。甚至有人悲觀地認為，民主憲政在中國的試驗，就此終結，民國剛一建立，就已名存實亡。
作為這一案件的主角，宋教仁是當時政壇的明星人物。
民國建立後，共和之路存在兩種選擇，一是採取美國式的總統及議會共和制，即總統制，二是內閣制，也就是由參議院佔多數的政黨選出內閣總理，內閣總理自定內閣成員。
即便是在革命黨人內部，也存在著兩種制度的分歧。
宋教仁是內閣制的鐵桿粉絲，他認為，“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搖動國本。”
他的主張是，一方面要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搞中央集權，防止各省紛紛獨立，中央形同虛設；另一方面要實行內閣制，由議會中的多數黨首領出任內閣總理，由總理組閣，內閣對議會負責，如此一來，總統就像英國國王那樣，只是有地位和名譽，而無實權的國家元首，但是不能世襲。
孫中山則是總統制的擁躉，1911年，武昌首義後，他回國主持大局，在與革命黨人商議政府體制時說：“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
學者遲雲飛認為，孫主張集權於總統，是為了推行規劃中的軍政、訓政，而宋則是希望中國一步到位，進入憲政時代。
革命黨人在南京開會，南京臨時政府採用了總統制，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時，孫中山獲16票，另有一票投給了黃興。
然而，孫中山沒能成為執牛耳者。
武昌起義後，北洋軍領袖袁世凱火線復出，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周旋於清廷與南方獨立各省之間。
由於北洋軍兵力強盛，南方獨立各省難以抵擋。革命軍戰時總司令黃興率軍在漢陽與北洋軍的馮國璋一戰，才打了6天就節節敗退，漢陽隨即失守。正當馮國璋想要乘勝追擊拿下武昌時，袁世凱卻命令其暫緩進軍。
當時，清廷將權力傾授袁世凱，希望他救清室於危難之中。南方獨立各省打不過北洋軍，也達成共識，聲稱袁世凱如果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
黃興親自電告袁世凱的幕僚楊度：“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舉項城（袁世凱）無疑。”革命黨人說話算數，後來南北議和草約中也規定，“先推翻清政府者為大總統”。
為此，袁世凱不得不做出選擇。
謀士王錫彤對他說：“革命之氣已盈海內，若再以兵力蹂之，後患方長。為袁公計，亦殊不值得。蓋專制國之大臣，立不世之功，結果只有兩路可走：一為嶽武穆，身死而國危；一為曹孟德，風利而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殺臣，則臣殺君，將何以處袁公乎？”
辛亥革命的後半程由袁世凱完成，他奪取了清廷權柄，又在得到革命黨的“臨時大總統”之位的許諾後，迫使宣統皇帝溥儀退位。
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凱白撿了個“臨時大總統”，中國封建帝制至此終結。
在權力即將移交給袁世凱之際，南京臨時政府通過的《臨時約法》中，又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這是革命黨人的小心機，如果形成政黨內閣制，袁就類似於“虛君”，實際行政權將由同盟會人士掌握。
這一改動，給了宋教仁這一政黨運動高手大展身手的舞臺。
民國建立之初，立憲派、革命黨等政治勢力對袁世凱本來充滿期待。1912年，孫中山、黃興赴北京見袁世凱，共商國是。
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孫中山與袁世凱會面達13次之多，每次都談了大半天，共同商議了八條政綱，包括興辦鐵路礦山、資助國民實業等。
孫中山對袁世凱印象不錯，說：“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內，似仍宜袁氏為總統，我專盡力於社會事業，十年以後，國民欲我出來服役，尚不為遲。”意思是，他可以放心把國家交給袁世凱，專心造他那20萬里的鐵路去了。
宋教仁卻沒有甘心為在野黨，而是想實現他的內閣制理想。
《臨時約法》規定，在參議會成立後10個月舉行國會選舉，選出多數黨。
在孫中山赴北京的同時，宋教仁為了通過國會選舉實現政黨組閣，正在北京拼命造黨，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四個小黨派，與同盟會合併成國民黨。
孫中山到達北京的第二天，合併五黨的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以1130票的絕對優勢，當選為總理事長。
孫中山力辭此職，沒有接手這個在野黨領袖的職位，改由宋教仁代理。因此，宋教仁成了民國初年國民黨的締造者和實際領袖。
宋教仁對這個新生的黨有自己的定義：這個政黨沒有地下的活動，沒有暴力的鬥爭，就是一個在政府議政的政黨，一個歐美式的政黨。他號召國民黨停止一切運動，全身心投入到選舉之中。
懷著內閣制的理想，宋教仁到各地演講，並宣稱：“我們要在國會里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 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 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當時，袁世凱對其謀士楊度發過一段評論：“孫中山襟懷豁達，是容易相處的，天真的黃興也好對付，頂難駕馭的，只有一個宋教仁……以暴動手段來搶奪政權，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來爭取政權，卻厲害得多了。”
主張政黨內閣的宋教仁，成為袁世凱在民國初年的真正對手。與此同時，袁世凱也大力支持梁啟超等組織政黨來對抗宋教仁。
1913年的第一屆國會選舉中，宋教仁帶領下的國民黨在參、眾兩院取得壓倒性的多數席位，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
有學者統計，1913年，在參議院黨籍可知者，國民黨佔全院的54.5%；眾議院黨籍可知者，國民黨佔全院的60.4%。這是一場大勝。
簡單地說，國民黨贏得選舉後，宋教仁可以依照約法，通過第一大黨的支持組織政黨內閣，當上內閣總理，對袁世凱形成挾制。
宋教仁對此躊躇滿志，這一年遊覽杭州，他寫有“徐尋屈曲徑，競上最高峰”“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等詩句。但在不久後，一顆罪惡的子彈在他即將北上組閣時奪走了他年僅31歲的生命。
這就是錢穆先生說的，傳統中國，人事永遠強過制度。然而，宋教仁“至死不悟”。
▲宋教仁（1882-1913）。
宋教仁自始至終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17歲時，有志於革命的他，常與三五好友縱談時事，被稱為“狂生”。
這位來自湖南的少年狂生大膽地預言：“有英雄起，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擊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以得志於天下。”後來，武昌果真成為首義之地。
在《革命軍》《警世鐘》和《猛回頭》等革命著作的影響下，他投身革命，與章士釗、劉揆一等革命者以黃興30歲生日的名義聚會，創辦了華興會，確定“驅逐韃虜，復興中華”的宗旨。
宋教仁年僅22歲時就成了流亡者，為躲避清廷追捕，逃到日本，後來參與創立了同盟會。
▲1905年，華興會部分成員合影，前排右二為宋教仁。
在愛國的立場上，宋教仁與被他視為仇敵的清政府也有過合作。1908年，日本蓄意挑起“間島”領土爭端。
間島，實為我國延吉四縣，日本欲派出軍隊佔據此地，而清廷昏聵無知，任由日本攫取利益。流亡日本的宋教仁得知此事，費數月之功，引用中、日、俄等國家的93種文獻資料，編著《間島問題》一書，全方位無死角地論證了間島歷來為我國領土，並託人呈交清政府駐日公使。清政府在得到宋教仁提供的材料後，成功駁倒了日本人的偽證，在外交交涉中保住了延吉四縣國土。
袁世凱、那桐等清朝大臣聽說宋教仁的才能，請求朝廷赦免其反清之罪。袁世凱還致電駐日公使，請宋教仁回國任職，卻被宋謝絕。
26歲的宋教仁面對高官厚祿不為所動，表明自己反清與愛國的立場都堅定不移，回覆駐日公使道：“某愚不幸，素持與政府立於不兩立之主義……人各有志，不必相強，笑我詈我，豈所計及！惟此心能見白於此，則惟行吾志可矣。”
宋教仁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
袁世凱在清末就已見識過宋教仁的氣節，仍希望其為己所用。袁世凱成為臨時大總統後， 先後組建了唐紹儀、陸徵祥內閣。
1912 年 8 月，陸徵祥內閣倒臺，剛建立不久的北京政府再次癱瘓，袁世凱派人請宋教仁出山組閣，還請此時到京的孫中山和黃興出面勸說，但宋教仁都堅定地拒絕了，他追求合法的內閣制，不願淪為附庸。
當時，袁世凱還以資助政治活動的名義，給宋教仁送去50萬的支票，希望與其達成合作。宋教仁原封不動地退了回去。
都說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政治的屠刀，不會放過一個正直的君子。
▲宋教仁遺容。
1913年3月22日，病榻上的宋教仁傷勢惡化，不幸逝世，舉國震驚。
臨終前，宋教仁向同為國民黨元老的于右任託付後事：“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黃興）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勵而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宋教仁還對袁世凱寄予了希望，即便身負槍傷，仍託黃興代擬電報，請袁世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直到最後一刻，宋教仁依舊期待民主共和的實現。孫中山在輓聯上寫道：“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孫中山與袁世凱都認為是對方下的手，雙方都下令懸賞破案。
宋教仁去世後僅僅兩天，刺客武士英與其僱主滬巡查長應桂馨（又名應夔丞）同時落網。
武士英是刺宋案中的直接兇手，卻是一個小人物，與宋教仁既無私仇，也非公敵。他不過是辛亥革命後受南方裁軍影響的遊蕩兵痞，流浪到上海謀食，坑蒙拐騙，無所不為。因為武士英曾當過兵，會使用槍支，才機緣巧合下成為刺客的人選。
根據武士英的供詞，他是受江蘇駐滬巡查長應桂馨的委託，並且後者對其許諾，事成之後可入共進會，並得到1000大洋。
共進會，是當時上海的一個由前幫會成員組成的半政團性質的組織。應桂馨原為上海的幫會頭子，辛亥革命時取得同盟會元老陳其美信任，與青紅幫勢力幫助陳其美奪得滬軍都督之位，自己也在民國後混上了官職。
仔細捋一捋，應桂馨大有來頭，他既是陳其美老友，也做過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的衛隊長，還在黃興麾下當過差，似乎是革命黨自己人。
▲陳其美（1878-1916）。
不過，應桂馨與北洋系也有聯繫，實為南北兩派之間的雙面人。他被捕後，家中被搜出手槍一支、彈殼兩個、密電本三本，手槍內有子彈兩顆，同時還有許多與宋教仁有關的函電證據。
其中，有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發給應桂馨的密電：“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這些密電牽扯出了洪述祖的上司，時任內閣總理趙秉鈞，也將矛頭引向了袁世凱。
宋教仁成為總理，由議會佔多數的政黨組織內閣，對北洋系而言是不利的。從理論上看，袁世凱有刺殺宋教仁的動機。可是，宋教仁遇刺案的線索一路順藤摸瓜，到洪述祖這裡就斷了。
更弔詭的是，與刺宋有關的人都在之後幾年離奇去世。宋教仁逝世兩個月後，兇手武士英突然暴斃於獄中，死因成謎。僱兇殺人的應桂馨在二次革命中趁亂越獄，逃到青島德國租界，自稱殺宋教仁有功，要入京請賞，於1914年在津京快車上遇刺身亡。洪述祖反覆堅稱，他發給應桂馨的電報中“毀宋”只是破壞宋教仁的名譽，而非刺殺宋教仁，否認自己有罪。此後幾年，洪述祖躲入租界，四處逃亡，於1919年“五四”運動前夜，民族情緒高漲之際，被執行絞刑。
後來，史學界長期認為，袁世凱是刺宋的幕後主謀。但近年來有不少人提出異議，宋教仁遇刺案又成了未解之謎。
據史料記載，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傳到北京時，袁世凱曾愕然道：“有此事乎？”宋教仁去世當天，黃興等人的電報到後，袁世凱更是耐人尋味地感慨道：“這是怎麼好？國民黨失去宋遯初（宋教仁號），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
正如袁世凱所料，南北短暫的和平局面在宋教仁遇刺後急轉直下，並迅速走向分裂。
▲宋教仁（1882-1913）。
1913年上海火車站的子彈，刺殺了意氣風發的宋教仁，更開啟了民初的亂局。
這一年夏天，由於洪述祖逃亡、趙秉鈞拒不出庭，宋教仁遇刺案的審問陷入僵局，遲遲查不到真相。同時，北洋系也在擴軍備戰。
革命黨中的激進派決定發起“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
1913年5 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袁世凱的“善後大借款”，南北衝突一觸即發。
7月，李烈鈞宣佈江西獨立，二次革命爆發。僅僅過去兩個月後，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對南方7省的控制權全部喪失。袁世凱不久後獲選正式總統，下令解散了國會與國民黨，之後改內閣製為總統制。
宋教仁希望利用《臨時約法》等法律體系，由政黨來治理國家，將北洋系這隻巨獸捆住，使國家向民主憲政的方向艱難前行。事實證明，他的政黨並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支撐他的政治抱負。
作為理想主義者的宋教仁，別號“漁父”。他年少參加革命，躲避追捕時，在家鄉的江面上曾為一名漁翁所救。感念漁翁的救命之恩，遂自號“漁父”。但宋教仁這位漁父，卻在日後走上了屈原的路，“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他的死，預示著更多的曲折與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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